在文革中曾出现过很多整人和被人整的蠢招，其中，出蠢招的以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居多。记得，196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
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全国文革运动由此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全国的无知蠢招也屡出不穷。
在文革初始时，学生们都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过去学习不好，淘气捣蛋的学生平时总被老师批评，心里难免有些压抑，伟大导师亲自发动的文革给创造了个捣蛋机会，释放些受压抑的情绪，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2500年来仅此一次而已。
不知什么时候，上海出现了北京红卫兵，他们到处刷标语、喊口号，还穿着军装，拿着军用皮带抽打牛鬼蛇神，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我和弄堂里的几个小哥儿们，为了释放情绪，还特意到人民广场去听红卫兵演讲。
那天，我们在威海路与黄陂路口的一条弄堂里，看到了北京红卫兵正在施暴。我们是站在弄堂远处目睹全过程的。透过二楼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人被红卫兵吊了起来，正在接受军用皮带的鞭挞。那一阵阵惨叫声，并不让人揪心，不少围观的上海人还在起哄：“狠狠打！”说心里话，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还挺羡慕的，能够亲手狠揍一下反动派，那有多威武呀。
在围观时听说那个挨鞭挞的人是个教徒。有人就说，教徒是坏蛋，因为他们宣扬迷信，用宗教反对革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听到这些议论后，弄堂里的小哥儿们就来劲了：走，我们去诸圣堂造反！
诸圣堂位于复兴路、马当路附近。哥儿们几个很快就走到了那个教堂门外。可是大门紧关着，墙头又那么高，进不去，即使进去了，如果被教徒们打了，谁帮忙解救？
突然有办法了，我们这些孩子一般都随身带着打麻雀的弹皮弓。大家一核计，就用弹皮弓去开教堂的大玻璃窗，坏小子们一肚子花花点子。大家来到教堂楼前，每人都分别瞄准一块窗玻璃包干，一、二、三，一齐发炮。奇怪的是这教堂的窗玻璃顽固得狠！没有一块玻璃能被击碎，最多是被石子弹丸打了个洞。可怜，想成为英雄的梦，没有实现。
偏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拾垃圾的老头，这老头认识我们，便摇着头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就不怕挨批斗吗？这教堂已被充公了，属于国家的财产，破坏国家财产，那可是大罪哇！”瞬时，我们的梦想全部破碎了，看来用蠢招是当不成英雄的。
为了拾起儿时的记忆，我和妹妹在重访青少年生活过的旧址时，还特意去看了那个诸圣堂，为过去的荒唐，对着教堂默默地致了歉。
我也回想起了那个拾垃圾的老头。
那老头有三个孩子，但孩子们小时候从来就没看见他吃过馒头、干饭。孩子们就问他是怎么回事，老头翻开购粮证对孩子们说：“你没看见粮证上的最高指示吗？‘要节约粮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我没工作，总是闲着，就应该吃稀的。平时，可以瓜菜代。”
“那瓜菜代是什么意思？”孩子们不懂。
老头说：“就是没有粮食时，用瓜和菜也能顶饿，不占粮食份儿，唉，真是难为了他老人家，每天日理万机还想出这么个好办法教给咱们。”
“可是没有我们没有瓜菜，怎么代呀？”孩子们的鼻子有点酸。
其实，这个拾垃圾的老头可是个文化人。
弄堂里有个教授，他曾是围棋四段。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曾从他家抄出了一副围棋，那年代饭都吃不饱，不要说能会玩围棋，能认识围棋也至少算半个文化人儿了。红卫兵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没有人认识此物，因此感觉十分奇怪：圆圆的黑白棋子会被派做什么用场呢？
见识不多，想象力总还是有的。红卫兵最喜欢将特务、间谍类的概念与之联系起来，猜测黑白棋子一定是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工具，就像解数学题似的，可以推导出各种可能性。几个平时祘是头脑比较够用的红卫兵在那儿琢磨、讨论，不仅解出了第一步，还有第二步……想象出白的代表美国特务、黑的代表国民党特务，教授就是中间的联络人，虽然红卫兵自己也感觉不那么肯定，但抓获特务的愿望很强烈，举起围旗对抄家时在外面看热闹的群众宣布找到了反革命的重要证据。
那个拾垃圾的老头走了过去：“那不是围棋吗？”
一个北京红卫兵像是发现了知情者，把老头叫了过去：“你说那是围棋？干什么用的？”
“什么用？玩儿的，他常在弄堂里与人下棋，还与我一起下过呢！”红卫兵瞪大了眼。
突然有个红卫兵对拾垃圾的老头吼了起来：“你是什么人？”
拾垃圾老头不紧不慢地指着自己的破衣烂衫说：“我象资产阶级吗？”
那些北京红卫兵们焉了，原以为这下可以立功了，结果只是一副普通的围棋，让他们大失所望，一下子黄金变成了土块，宝玉变成了石头，于是感觉有些像买了假货般的郁闷，气得将两大盒围棋棋子抬手扬了出去，一时间满院子里跑黑白轮子。他们是多么渴望能自己亲手抓到一个真正的特务啊！像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立功，自己还不至于牺牲。
其实，当年红卫兵造反也是蛮辛苦的，战斗队、战斗组为了保卫老人家，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文化革命的疆场上，除了深挖资产阶级黑线，摧毁修正主义老巢，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之外，还要担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历史使命。他们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纸墨用光了就用画操场跑道的白灰水到柏油路去写标语，白天人多车多写起来不方便，就晚上出动，淮海路、南京路，写的到处都是，就连不长的成都南路，也刷上了不少标语。
拾垃圾老头就找来了几个警察。他指着地上的标语对警察说： “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怎么可以写在地上呢？那几个字放在地上让人踩？简直反动透顶！
警察看着地上写的那些标语，气得直跺脚：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啦、无产阶级专政啦，统统不可以写在地上的！
警察开始调查刷标语的人。
原来，那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干的。警察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准备，对红卫兵没什么了解，还以为是遇见了现行反革命，就把那几个北京红卫兵拘留到了派出所。此事立刻激起北京红卫兵的愤怒，数百名北京学生冲进派出所。守卫的干警示警不让红卫兵靠近，红卫兵个个都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怕什么？谁也挡不住革命的红卫兵！干警们只才得到上级指示：不准与红卫兵对抗。于是，红卫兵轻松地把干警们镇住了，并把几个干警挨个捆了起来。有个红卫兵看到警察们穿着制服挺精神，觉得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们，对大家说：“他们这身制服是革命的制服，但他们干的勾当却是镇压学生的反革命行为，让他们反着穿才对！”
北京红卫兵小将们一致赞同，于是那几个干警被红卫兵反穿制服，羞辱了一番。
文革中的愚昧蠢招，远不止这些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孩子们干得出，就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也会频出蠢招。
陶铸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出力不少。没想到，在 1967年1月4日那天，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在讲话中，将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认定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成为文革被打倒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中的小三，当时遍及中国大地的口号便是“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
中央高层中，先是彭真积极地组织和参与打倒三家村，接着刘少奇、邓小平出招，打倒彭、罗、陆、杨时，功不可没。结果，冲在打倒刘邓最前线的陶铸，也被突然打倒了，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开除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顿时全国一片欢呼。人们都不知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感情，愤怒声讨刘少奇的滔天罪行，个个义愤填膺，严重的还说自己气炸了肺！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时，人人都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据说沈阳市在市政府广场还专门召开了百万革命群众的集会，以示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会上除了对刘少奇痛打落水狗之外，还把近一个阶段出现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枪毙他一批。东北人出了怪招，跟刘少奇借光挨枪毙的人被押解刑场时，还要戴上嚼子，就是张志新戴过的那种，这是怕他们万一执迷不悟、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喊出些什么口号，长了资产阶级志气。
当天有一张某出差回到沈阳，刚从南站下了火车，正赶上全会公报发表。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打听，原来是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他就随口鸣了几句不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说是内奸就内奸啦？领导工人运动怎么就成了大工贼？说人家是叛徒，有什么证据啊？”
这倒霉的张某，当即被政治嗅觉灵敏的街道革命群众扭送到专政队，时逢公判大会已经开始，当时的说法就是顶烟上，现行反革命！接着，他就被五花大绑，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从市政府广场趟一回场子后，啥手续也不用办，就直接被拉到二台子执行枪决。
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况且面对文革，束手无策，那么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谁要说蠢话，出蠢招，必然引来杀身之祸。张某的蠢招就是不分场合为刘少奇鸣不平。估计当时沈阳市所有革委会领导的愚蠢共识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枪毙没啥说的！
倒霉的张某，从他发表言论到生命结束，前后不过三、四个小时！
在那个血腥年代里，说真话的正是倒了大霉。唯有林彪最懂得这一套，赶紧告诫全国人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一来，果然有了奇效，中国人开始人人说假话了，这一传统并没有就此消失，如今，老毛不在了，五毛还在哩！说话注意点，否则就是忘记了文革教训，吃苦倒霉的还是自己。
还得再说说那个拾垃圾老头。
当年贴大字报是革命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人人都贴，光是墙壁就不够用，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开辟了大字报栏，沿校园道路的两旁用苇子编的炕席，扎满了低成本的大字报栏，这还远远不够充分表现革命群众贴大字报的热情，满足不了革命的市场需求，有些人一天就能写出数十张大纸，那得多少墙壁或炕席啊？
所以，当时一般大字报贴出一两天就会被覆盖，热点位置甚至贴出一两个小时就会被覆盖。如果想不被覆盖就得派人看守，还得写上“至少保留三天”等字样。由于观点更新很快，人们也不太在乎被覆盖，覆盖多了越来越厚，后面就贴不平整，浆糊也不好抹，还得往下撕，撕当然不如贴来得快。
令人称奇的是，文革贴大字报居然催生出一种微型产业的悄然出现：每天后半夜时，大字报栏间就会出现拾垃圾老头。拾垃圾老头正在那里加夜班撕大字报。此时，他的工作效率极高，撕下一片片厚厚的纸板，聚积成车，在天亮以前必须退出。
这些撕下的大字报，卖给收购站，3分钱一斤。一天就能搞到十块钱呢！这可相当于当时一级教授的工资收入。
能在文革时期如此注重个体经济发展，不得不佩服拾垃圾老头的绝招，自然，他不应该例入只会愚昧蠢招的那些队列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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