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互贡现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组合的时期。从时间跨度看，长达近四百年之久。其间有合，也有分；有攻占，也有退让；有南北分治，也有南北一统。王朝的更替，种族的迁徙，既频繁，又复杂，属前所未有。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贡品，也很自然地会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变动十分急剧的时代，进贡很难成为一种定制。
从史料看，东汉末年，由于汉王朝的败亡，群雄蜂起，使各地的进贡已经徒具虚名。后来，军阀割据，互相攻伐，互相吞并，也互相交融，终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一种不统一中的统一，或者叫做局部统一。在这过程中，贡和献还是有的，不过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联络人与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的手段，或者通过进贡，形成一定的归附关系。
公元195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当时从总体上看是袁强曹弱，“四世三公”的袁绍大有不可一世之态势，而作为宦官之养子的曹操却势单力薄。可是，很有政治眼光的钟繇却对曹操寄于厚望，认为江山非曹莫属，因为曹操多谋善断，又一定程度地得到人民的支持。钟繇在紧要关头“送马一千余给军”，这对曹操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当时曹操就作书道谢：“繇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四顾之忧，足下之勲也。”
钟繇的这贡马之举，奠定了曹操与钟繇之间的军臣相与之关系，而后曹操视钟繇如肱股，究其起始，在于贡马。属于此类的进贡，在三国时代似乎还不少。
民族关系的复杂，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一大特征。过去的一般论者，过多地强调了这么一点：由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内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形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数不清的纠葛，这仍然是以前“五朝乱华”旧说的翻版。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从另一面看，在民族的纠葛之中，也有交往，甚至也有友好的媾通。这真是“不打不成交了”。通过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后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各族间的融合也空前地加快了。这一点，在那时的朝贡制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
在战乱中，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仍然以贡品为媒介进行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交往。有趣的是，有时两个民族之间，一面是争战，一面是互贡，反映了民族交融过程中的缤纷色彩。
公元323年，西北少数民族匈奴部头领石勒所建后赵政权统治下的奉州，即地在今陕、甘、青诸省交接处的汉族父老，向石勒贡上了白兽、白鹿等物。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瑞物，以此上贡，表现了汉族父老对石勒所代表的匈奴族的友好情谊。
之后，南北对峙，北朝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据，而南朝为汉族统治者所有。但是，南北之间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贡品的互赠互送还是常有的事。
公元422年，当时鲜卑族的南燕王慕容超，向南朝的宋武帝“献马千疋（匹）”。
公元450年，北魏的太武帝拓拔焘已据有山西、内蒙等地，势力不可谓不大，而南朝中的宋王朝充其量无非是偏安一隅。可拓拔氏仍屡屡向宋朝进贡猎白鹿、马、毡药等物，并且还附上情恳意切的一封书信：“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宋书·索虏列传》）这简直可以称之为情意殷殷了，从这中间，我们是可以窥见民族交融之大势的。
南朝时期，佛教勃兴。
当时的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图，仅在建康一地，佛寺就达五百余所，僧尼数量也与日俱增，东晋末年寺僧“一县千数，猥成屯落。”（《弘明集·卷十二》）梁武帝时，佛教更是极盛一时，建康地区僧尼达十余万人，郡县更是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卷七十》）如果说，东汉王朝主要是在与西域各国交往中接触并传入了佛教的话，那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更多的是直接与东南亚佛教圣地国家接触中发展佛教了。
东南亚佛教圣地各国，对南朝的进贡十分频繁。有时是一年一贡，有时是一年多贡，有时是数国同贡。
公元484年，即齐武帝永明二年，扶南国（今柬埔寨）进贡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还有其他土物产。
公元503年，即梁武帝天监三年，扶南国又贡珊瑚像等物，并修书给梁武帝，要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与此同时，还有干陁利国（地在印度尼西亚）、师子国（地在斯里兰卡）、婆利国（地在加里曼丹）、盘盘国（地在秦国）、丹丹国（地在马来亚）等国进贡大佛珠、佛像、浮图。这些贡品，除了具有宗教宣传的以为外，更多的是表达了东南亚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隋炀帝建洛阳东都西苑辟贡赋互市
隋炀帝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亲自到洛阳查看风水。
《元和郡县图志》载：“初，汤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帝诏曰：“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今可于伊、雒营建东京”。
公元６０５年(大业元年)，隋炀帝下诏令尚书令杨素、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在周王城以东，汉魏故城以西18里处，新建洛阳城。隋东都洛阳城规模巨大，“前直伊阙，后据邙山，洛水贯其中”，主要城廓有宫城、皇城、外廓城。宫城内主要有乾阳殿、大业殿、文成殿、武安殿等。殿庭周围遍种奇花异木。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壮观，居城外百里能望之。还有规模巨大、风景优美的显仁宫、上阳宫。外廓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住地方。在修造规模宏大的显仁宫时，所需的木料要到江西去砍伐，一根作柱梁的木料，需要两千人搬运，运到洛阳需要几十万人工。
新的洛阳城周围有七十里长。宫城即皇城，周围有三十里。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出于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在西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相对处在中心地带，利于有效地治理南、北方。
洛阳西郊修建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叫西苑。西苑方圆有200多里，里面有巨大的人工湖，湖中堆起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山高百余尺，上面建有亭台楼阁．苑中有龙鳞渠，萦回曲折流人湖中．沿龙鳞渠，修建豪华的宫院，秋冬季节，要用七色彩绸，做成各种花叶，缀于校条，把宫院的树木装点得像春天一样．还要经常更换，新意常有．湖中的冰也得凿去，用丝绸做成的荷花绿叶装饰起来．使花园四季长春。
在建造东都的同时，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修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又征发民工，开通从洛阳的黄河岸到涿郡（今北京市）的“永济渠”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从此，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为一体，“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对当时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在洛阳到江都的陆路交通线上，又修建驿站离宫40多座，使东都洛阳真正成了“处平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水路通，贡赋等”大一统的王者之都。
值得注意的是，隋兴建东都洛阳城，特别避开了周王城和汉魏洛阳故城，最靠西侧的皇宫区，距东周王陵仅迟尺相近而不侵犯。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风水师具有高超的考古学水准，不然，今天洛阳东周文化广场就不会再有“天子驾六”的惊人发现了。
在隋唐五代时期，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国际买卖活动都相当活跃。以与突厥的贸易为例，隋朝初年，突厥“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之后双方便以牲口与丝织品进行互市。
唐朝时期，这种互市活动进一步加强，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在给突厥毗伽可汗的信中说，“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綵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后来，“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
天宝初年，名将王忠嗣镇守朔方时，“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
回纥是唐朝后期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唐纥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回纥以协助平定叛乱有功，年年驱马南下互市，而唐朝则酬之以缣帛，以至于后来成为唐朝财政的一大负担。
以上互市，多在指定地点，且多为官方交易。此外，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很多，有些周边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甚至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交易。
比如有关隋唐五代的各种中，许多都提到了“商胡”的活动，这些商胡实际就是来自中亚诸国的商人，他们走遍中国，与各个社会阶层进行商品交易。
日本、新罗等国除了以朝贡的形式，与隋唐五代皇朝保持着官方的商业往来之外，民间经济交易也大量存在。开元初年，日本曾遣使来朝，其“所得赐赉，尽市史籍”。大约也在开元时期，唐朝曾派邢璃出使新罗，回来的路上，“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属，直数千万”。
“际天极地皆王土”的朝贡外交立足点
中国的古代史比其他国家的古代史更为复杂，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没有充满强烈侵略野心的征服者，少数几个对外国大规模用兵的皇帝无外乎汉武帝、隋炀帝及后来的唐太宗，但是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这些皇帝对外用兵都不象其他国家君主那样穷兵黩武的无休止征服，他们一方面对弱小国家实行怀柔政策并给予相应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对匈奴及后来的突厥、高句丽等地区性大国实行军事打击，而且是大规模的战争，倾举国之力而歼灭之。
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与征伐蛮夷，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不然，古代中国对遥远的国家和周边的小国实行海纳百川的政策，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对国内各民族实行平等团结的政策，又使她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让外国人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向往。
大唐王朝的繁荣，各国商队从丝绸之路从各个地方云集长安，首都长安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大唐的宗教政策自然是信仰自由。
古代中国王朝不仅建造了佛教寺庙、道观，还建造了清真寺庙及天主教堂，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几乎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这个给唐王朝带来了繁荣与富庶，同时也吸引着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前来生活做买卖，吸引着各国文化的同时也对外传播着中华文化，对外实行厚往薄来的外交。
宗主国给朝贡国进贡 ——仪式大于一切意义。
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外交观念与外交方式，其实就是它自身的一个文化符号。
古代中国奉行的是自成体系的传统外交——朝贡外交。这种外交建立在“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朝贡制度（或曰朝贡体系）之上，所以人们把它叫作朝贡外交。
这种外交模式的目的是“际天极地皆王臣”，其后盾是强盛的国力，其实质是政治上的招徕及利益上的诱惑，其表现方式是朝贡一方“称臣纳贡”；另一方，也就是宗主一方“册封赏赐”。前者降格以求，得到的是比通商还要安全保险的高利润，后者高高在上，用沉重的财政代价得到政治上的虚荣与心理上的满足。双方基本上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儿。只不过，站在纯经济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分不出谁是周瑜谁是黄盖罢了。
中国传统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声闻于外。
“朝”与“贡”合在一起使用，始见于班固的《汉书》，内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朝贡外交起于汉时。相反，中国的朝贡外交由来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话时代。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比如《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中国古代文献中，与“朝”、“贡”相近的词太多了，“献”、“奉”、“贡献”等不一而足，所以，虽然西王母亦男亦女亦人亦仙亦母系氏族首领，抑或男系氏族首领等身份方面的迷惑，我们还难以确认，但是中国朝贡外交起源甚早当是确切的。
中国的朝贡制度应该起于先秦，规范于秦汉（范晔的《后汉书》里，“朝贡”一词数次出现），成熟于隋唐（朝贡此时已成为专用语）。明清时期，朝贡外交才走向制度化。
中国朝贡外交的立足点是际天极地皆王臣。“际天极地皆王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么一种观念下，导致中国的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国际主义或曰世界主义的眼光，也就是说，凡是天地间所能出现的人，都是华夏的子民，凡是天地间所能看见的地，都是中华的田园。用现代一个术语来概括，叫“通吃”。
这种观念的立足点有两个根基：一、中华是世界的中心，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这就导致华夏统治者在要求外夷臣服朝贡的同时，怀了一种与近代西方殖民者截然相反的心态：自视优越，对夷狄之邦那是悲悯慈善示柔情。心态决定了手腕或曰方式，所以中国朝贡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备有武力却轻易不用，当然偶尔一用，至于用兵不行（比如大宋一代）也并不影响宗主一方的优越心态：野蛮之邦，进化落后，向往华夏文明，却又不知如何对它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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