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与朝鲜之间的朝贡关系
明成祖朱棣搞政变当上皇帝，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这个“鬼”就是被赶下台的侄子建文皇帝。同时，他又希望四夷来敲门，如果万邦来朝，就表明他的篡位获得了国际承认。
高丽是最早来敲门的朝贡国，这时它刚被朱元璋改名为朝鲜。明成祖不但厚赏朝贡使臣，还派了宦官黄俨专程去朝鲜打赏。其中赏赐朝鲜国王的有：冠服一副，五色珊瑚旒珠并胆珠一百六十六枚，金条十三条，金饰一副，锦缎、纻丝、纱罗十六匹，《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诸子全书》各一部。搞得国王惊喜交集，惴惴不安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几层意思。
其一。四夷其实并非总是主动来贡的，历史上经常上演天朝邀贡这么一出。举几个例子。
北宋经常战败，而每次均四出遣使，广招来贡。太宗北征惨败的第二年就派出八名宦官携带诏书和金帛到海外邀贡。而且对应召而来的朝贡使赏赐无度。这叫做“柔远人以饰太平”。
朱元璋上台翌年的正月和二月，就连派使者携带《大统历》和丝织品到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赏赐国王，劝其改奉正朔。两年内十国应召来华。前面讲到的明成祖，在登基当年就广发请帖，仅八月至十月就八次遣使邀贡。有个使臣陈成，跑西域丝绸之路就跑了四个来回，而郑和六下西洋更是高潮迭起。效果倒也显著，光是郑和就一共拉来了三十个国家，还有四个国王亲来觐见。自唐末就与中国没有官方往来的日本也来朝贡了。所以《明史》对永乐皇帝大赞特赞：“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其二。朝鲜是最积极的朝贡国。正是由于“高丽贡献使者往来烦数”，导致明朝对各国设下朝贡期以加限制。朱元璋劝高丽国王王颛不要太过勤快，可是仅洪武五年二月到十月，高丽就变本加厉来了五次。朱元璋只好来硬的，设置期限，只准朝鲜三年来一次或者两年来一次。两年后，朝鲜上表说每年都想来。据统计，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高丽正式的朝贡就有六十次，年均两次。明成祖在位期间，朝鲜年均朝贡四次。洪熙、宣德年间，年均六次。琉球国有样学样，洪武朝二十八年来了五十四次，永乐朝更时常一年数贡，“天朝虽厌其烦”，也无可奈何，自己招进门的，不好硬推出去。
朝鲜这么积极，它的权利和义务也与众番不同。按照天朝的看法，朝鲜属于特殊的属国。朱元璋这样评价朝鲜：“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朝鲜也奉事中国甚恭，对异族例如蒙古和满洲都不愿意理会，结果蒙古和满清坐了天下之后对朝鲜大加报复。元朝不但要求高丽交纳巨额贡物，还要世子当人质，更要高丽国王亲自朝觐。这是历代朝贡制度中最严厉的规定。蒙古人还看上了高丽美女，高丽不得不设立了一个专职部门“结婚都监”，全国搜罗贡女。
所谓朝贡，其实天朝并不想借此发财，主要目的还是要显示天朝地位而已。因此，历代基本上都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来就行，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我还要厚赏你。武则天就下令要解决朝贡使臣回国途中的肚子问题，例如最远的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臣，要供应他们六个月的粮食。
四夷不傻，既然朝贡一下就能大发财，自然争相来贡，万邦使臣络绎于途，什么贡期限制，理它作甚。结果天朝越来越难以承受，光是贡物的转运，就成为财政和民政的大包袱，馆驿不堪重负。唐朝开始，政府就不得不限制进京贡使人数。南宋是海外贸易最盛的年代，重名不重实的朝贡不被皇帝看在眼里，因此一再削减乃至拒收贡物。例如建炎三年，宋高宗就说，我用赏赐数十万缗来换得没什么鬼用的珠宝，不如惜财以养战士。于是阿拉伯（大食）的朝贡使就千里迢迢白跑一趟。
到了明朝弘治年间，限制朝贡规模又有了新思路。就是对贡物和夹带货物抽税，并且打个价格来收购，这样可以根据物价波动来修正以前回赐物品太慷慨的弊端。只不过，如何定价，又成了问题。
例如弘治时定价日本腰刀每把三贯，苏木每斤五百文，而宣德八年涨到腰刀十贯，苏木一贯。日本大喜，在景泰四年一次就送来腰刀9483把，衮刀417把，苏木116000斤。明朝礼部大为挠头，紧急大减价，议定按腰刀每把钞六贯、苏木每斤银七分回赐。并且限定日本贡船不得超过三艘，人数不超过三百。
历代朝贡，除了藩国进贡，朝廷回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互市。不光使臣会夹带很多非贡品的货物来作交易，很多商人也一窝蜂跟过来做买卖。琉球一次朝贡，购买的货物就价值十万两银。天朝方面大体上是鼓励的。而在明朝和清朝前期厉行海禁之时，朝贡贸易更成为惟一合法的中外贸易方式。
泰国（暹罗）自康熙末年开始，就将免税大米卖到广东福建，大发横财。而乾隆皇帝为了鼓励大米进口，更恩准凡是和大米一起运进来的各种货物也可以免税。例如运来大米万石以上，则随船货物的税银可免十分之五。
天朝讲面子，藩邦讲里子，后果就是贡物多到用不完。尤其是朝贡盛况为历代所不及的明代。怎么办呢？皇帝想出一个狠招，不管臣工要不要，就把贡物当成薪水硬塞给他们。这主要是永乐末年至成化初年的事情。明朝大臣们领了四十年左右的特殊薪水。每年秋冬，五品以上大员十分之七的俸禄就是府库的过剩胡椒、苏木，五品以下官员是十分之六。宣德九年还规定胡椒按每斤一百贯换算，苏木每斤五十贯。而在贸易重镇广州，当地官员俸禄以胡椒、苏木折支，更是常见。
厚往薄来，重金回赐，尤以篡国登极的明成祖永乐朝为最，因此永乐朝的麻烦也最大。到了清朝，从来不定价收购，藩邦朝贡没了多大油水，来的兴趣就顿时少了许多。直到乾隆年间，朝贡国才有七个：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到了清末，东南亚属国被欧洲人抢走，越南1883年朝贡后就不再来了。琉球被日本吞并。归附清朝二百五十八年的朝鲜在1894年最后一次朝贡，第二年就被《马关条约》结束了和中国的宗藩关系。天朝终于不再有朝贡的麻烦了，只是天朝自己也快游戏结束了。
元代高丽国王接受元朝封号，用元朝年号纪年。明太祖初即位，即遣使高丽告即位。次年，高丽国王颛即停用元朝至正年号，遣使入明请封。一三七○年，明太祖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高丽始用洪武年号，对辽东元朝来使称北元。一三七四年，高丽权相李仁任杀王颛，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才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一三八八年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除李仁任，囚禁辛禑，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而立王颛之后王瑶，杀辛禑。一三九二年七月，王瑶（恭让王）让位于李成桂。李成桂（李朝太祖）即位，改国号为朝鲜，次年，改名李旦，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棉布等近二万匹。一三九八年九月，朝鲜太祖以年老，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一四○○年十一月，芳果因病让位于太祖第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一四○七年，朝鲜十四岁的世子禔得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领各级官员五十余人，随从三十余人自北平府路至明京师南京，贺正。十二月，世子禔至辽东，明成祖特派官员赴辽东迎接。次年正月，朝鲜世子禔在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明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世子禔告归，明成祖赋诗一篇赐世子，并赐白金千两及《大学衍义》等书籍、笔、墨、丝、罗等物品多项。四月间，世子禔回到朝鲜京城，群臣郊迎，街巷结彩，朝鲜太宗设宴慰劳使臣，说明朝“圣恩重大、报谢无由”。（朝鲜《李朝太宗实录》）
一四一八年，朝鲜太宗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裪。明成祖不加干预，诏谕“听王所择”。八月，李裪（世宗）在朝鲜即位，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
朝鲜建国后，与明朝聘使往来，关系是和睦的。
明代与日本之间的朝贡关系
元世祖曾发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到了终元一代，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
明太祖建国后，于一三六九年，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见日本国王良怀，告以大明天子，非蒙古比，劝谕修好。日本国王遣僧人祖来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口七十余人，于一三七一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借日本为助，不再向日本遣使。一四○三年，明成祖即位后，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赠日本国王源道义冠服及龟纽金章。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成祖永乐初，定议每十年贸易一次，人限止二百，船限二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以入贡为名，远远超过上述规定，也不受十年一次的限制，贡物以外的走私货物超过贡物十倍。日本运来的货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自中国带回的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日本折扇自宋代输入中国，行用不广。成祖时，日本作为贡品输入，明成祖赏赐群臣，折扇在明朝官员和文士中逐渐流行。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倭寇不时出没，甚至登岸剽掠。一三六九年，明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明朝大力加强海防，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明太祖一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一卫五所，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
明成祖与日本修好，仍继续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一四一六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率兵万人，在山东沿海巡捕倭寇。一四一九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了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逃脱者被江隆部擒拿。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倭寇数百，斩首千余。大获全胜，成祖一朝，倭寇不再敢来侵扰。
中泰之间的朝贡关系
明永乐元年，成祖曾赠暹逻王金银大印，暹逻王也遣使谢恩。
暹逻为泰国古称，中泰拥有七百年的关系史。
无论从历史上与事实上来看，中泰两国的关系一向都很神密。虽然历史学家们对于泰国早期的历史，仍然聚讼纷纭，说法不一。不过，他们大抵都相信，泰族是发祥于中国的西南，尤其是云南，他们有数目很多的同族定居其间。所以泰国拉玛七世王自己也说：“华暹血统很深，即使我个人也有华人血统。”
泰国古称暹逻，南宋末年，宰相陈宜中兵败走占城，以后又转避暹逻，终老暹地。元代国势强盛，锐意向外发展，东南亚各国纷纷向元廷朝贡，泰国也不例外。
依据元史记载，元代（自公元1277至1368年）暹逻巨象及万物进贡。元帝嘉许她的归顺，奖赐中土珍品，而元廷也遣使暹逻宣慰三次，关系良好。
公元1350年，泰族一名叫拉玛铁菩提的酋长，在湄南昭披耶河下游的阿瑜陀耶崛起，甚至征服了北部的素可泰而建立王国，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缅甸海岸的顿逊区均为所有。拉玛铁菩提王死于1369年，也就是明洪武二年。洪武十年（1377年）暹逻王子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明太祖大喜，令礼部员外郎王恒，颂赐暹逻国王大印，并赠世子衣币及路费。自此以后，阿瑜陀耶王朝始称暹逻。洪武廿八年，昭禄群膺又遣使朝贡，并告父丧。太祖命中官前往致祭赦世子嗣继王位，赐赏有加。
明初，中国的海外活动是非常频仍的。明成祖为宣扬国威，曾派郑和率领舰队，南巡七次，走的是西洋航线。暹逻位于越南至马来西亚的海程之中，为必经之地。当时，东南亚各地已有华人贾古，居处其间。随郑和南下的马欢，著有瀛涯暹胜览一书，其中记述暹逻的情形道："国周千里，外山崎岖，内地潮湿。土瘠少堪耕种，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其王居之屋，颇华丽整洁。民庶房地造如楼，一不通板，却用槟榔木劈开如竹片楼，密摆用藤扎缚甚牢固。上铺藤簟竹席，竹卧食息皆在其上。王者之扮，用白布缠头，上不穿衣，下围丝嵌手巾，加以锦绮压腰。出入骑象或乘轿。一人执金柄伞，茭草叶做，甚好。王崇信释教。国人为僧为尼姑者甚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其俗凡事皆是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轻重买卖应巨细之事，皆决于妻。
在郑和南下时留暹逻者甚多。
明成祖时期的安南战事
安南国王陈氏受元朝封授，世为国王。明初，国相黎季犂杀逐陈氏，立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明成祖即位，黎苍遣使来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明成祖不明安南内情，于一四○三年闰十一月封黎苍为安南国王。次年，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来朝，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讨黎氏。一四○五年，明成祖遣使往安南查问。黎苍遣使谢罪，并诈请陈天平归国。明成祖再次受骗，派使臣聂聪送陈天平回安南，并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领兵五千护送。一四○六年三月，黄中等行至安南境内的芹站，黎苍伏兵山中，杀陈天平，聂聪、薛嵓均被杀。黄中，吕毅败退。成祖得报大怒，发大兵征安南。
一四○六年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大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大举出征。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并进。十月，朱能病死，张辅受命代朱能领兵。安南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一四○七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首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犂、黎苍先后被俘，九月，缚献京师，囚禁。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设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司，分其地为十五府，下设州县。以原北京行部尚书督安南军饷黄福为布政使兼掌按察司。安南战事，缘起于安南权臣谋位。成祖不明真相，一再失误，终致出动大兵远征，劳军费饷。安南军民死伤数万，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战争之后，明成祖不立新王，而据地设官，直接统治，更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于明朝无益而有损。
一四○八年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建年号兴庆。明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一四○九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一四一○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一四一一年，张辅、沐晟再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一四一二年，陈季扩被擒处死。张辅受命镇守交趾。
一四一六年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趾清化府土官黎利再起兵反。此后连年作战，直到明成祖病死。明朝军兵始终陷于安南军民的抗击之中，难以自拔了。
明代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元代蒙古诸汗国横跨欧亚，因而与域外诸国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元代称为色目的西域南海商民，定居中国，也增强了域外的来往。明初皇室诸臣，起于阡陌，对海外形势，似不甚了了。明太祖在位期间，全力巩固明朝内部的统治和防御蒙元的再起，无心也无力向海外开拓，因而与域外诸国的联系，多处于被动地位。明成祖初即位，即遣使告谕周邻诸国，以增强明王朝及皇帝本人的地位。在位期间，以所谓“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诸国和睦相处，避免战祸，并进而通过来使朝贡和遣使封赏等形式建立起经济的和政治的联系，取得很大的成功。
明朝西邻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兀鲁思）在元朝统治时期合并了窝阔台后王的封地和畏兀儿亦都护领地，其后又逐渐形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地区。西部地区以河中地带（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为中心，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接受突厥文化，信奉伊斯兰教，自称为察合台人。东部以别失八里为中心，主要从事牧业，保持蒙古的传统文化，自称为蒙兀儿人（又译莫卧儿人。蒙古的音转）。蒙古诸王贵族之间频繁争夺汗位，陷入长期的纷争。元朝末年，出生于突厥巴鲁剌思部的驸马帖木儿在河中地区被拥立为沙（王），又称古儿汗。冒称察合台也花不花后裔的秃黑鲁帖木儿在东部阿克苏被立为汗。秃黑鲁帖木儿曾进兵攻占河中地区，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驻守。不久之后，帖木儿又起兵击败亦里牙思火者，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秃黑鲁帖木儿死于一三六三年，此后诸部混战。亦里牙思火者败归后，被杀。明初，帖木儿王国曾先后五次向东部进兵。一三八三年，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在阿力麻里被立为汗，后迁都别失八里。因而被称为别失八里国，又称东察合台汗国。
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曾遣使来贡。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剌，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木儿王国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一三八七年（洪武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驼二，自此后频年贡马驼。一三九四年八月，帖木儿遣使到明朝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说“臣帖木儿僻在万里外，恭闻圣德宽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城池都邑，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明史?撒马儿罕传》）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得以恢复，中亚商人曾请求到凉州卖马，明太祖命到京师货卖。
一三九五年，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撒马儿罕。帖木儿扣留使臣，领兵东征，大败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进而攻入阿力麻里，焚毁其城。黑的儿火者辗转迁往别失八里。一四○二年，帖木儿在西方战败奥斯曼帝国，俘掳奥斯曼的苏丹（国王），名震中亚。一四○四年末，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进，扬言要征服明朝。次年春初，行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占据呼罗珊的哈烈（赫拉特）地区的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起兵夺位。一四○五年和一四○六年，叔侄间曾两度激战。一四○七年六月，哈里遣使臣虎歹达等送明使傅安归还明朝。傅安被帖木儿扣留十三年，备尝艰苦，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都已病死，随行官军千五百人，生还者只十七人。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在洪武末年出使，也在这年返回。
一四○八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通好。沙哈鲁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于一四○九年到达南京。一四一○年，沙哈鲁再遣使入明朝进贡。明成祖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随使臣去哈烈，持书劝谕沙哈鲁与哈里和好。说：“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明史·撒马尔罕传》）。沙哈鲁又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贡。
在此期间，沙哈鲁已废除哈里的王位，成为帖木儿王国的君主，依突厥的传统，称算端。以哈烈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在中亚以至西亚地区，建立起幅员广阔的大国。境内诸城邦，经济富庶，各自对外通商。一四一四年，明成祖特命宦官李达与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等随同帖木儿王国使臣出使西域，向沿途所经各城邦首领，分别赠送货物，建立联系。李达、陈诚等于次年返国。一四一六年六月，陈诚与宦官鲁安再次随哈烈来使出使，返国时沙哈鲁又派遣使臣陪同来明朝，并致书明成祖，劝告信奉伊斯兰教。明成祖复书说：“愿自是以后，两国国交，日臻亲睦，信使商旅，可以往来无阻。”（原载拉柴克《沙哈鲁史》，译文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二七三页）一四一九年，沙哈鲁派出五百余人的使团和商团，经肃州、甘州，到达北京。向明成祖进献马匹。一四二二年，再次遣使来贡。
陈诚等两次出使帖木儿王国，哈烈、撒马尔罕以外，又先后经过南部的八答里商（巴达哈伤）、迭里迷（忒耳迷），西至卜花儿（不花剌）、俺都谁（安德胡伊），北经忽章河畔的阿鹿海牙至达失干、赛蓝（赛兰）。明使所到之处，受到各城邦的接待，并都派遣使臣随明使朝贡、贸易。明成祖在帖木儿逝世后，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元代西域色目商人来内地经商的道路也重又开通。明王朝与西域诸国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使臣与商旅往来频繁，意义是重大的。
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迁往别失八里后，被迫向帖木儿臣服。一四○三年，黑的儿火者死，子沙迷查干嗣位。一四○四年，遣使明朝，进贡玉石、马匹。明廷宴赉使者。此后连年遣使入贡，明廷也遣使随赴其国回赐。沙迷查干曾在边地先后与鞑靼、瓦剌作战，获胜。一四○七年六月，遣贡使来明，并陈说撒马尔罕乃是祖先旧地，将出兵收复。明成祖遣宦官把太、李达与鸿胪寺丞刘帖木儿持敕书及币帛随使者往其国，劝谕慎勿轻动。把太等至，沙迷查干已病死。弟马哈麻嗣位。
东察合台汗国，自秃黑鲁帖木儿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国内居民，特别是蒙古部众并未真实信奉。马哈麻在位时，在境内各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强迫居民入教为穆斯林。这时，汗国辖境北与瓦剌邻接，南至于阗，东接哈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这一广漠地带最为流行的宗教。明朝去撒马尔罕的使臣，多经其境。马哈麻厚待使者，明廷遣使赐以彩币。一四一一年，马哈麻遣使贡名马、文豹。明成祖遣傅安随使臣往其国，赐以金织文绮。明廷自瓦剌处得报，马哈麻将进攻瓦剌，命傅安告谕马哈麻与瓦剌和好，保境安民。一四一三年，明成祖又敕告甘肃总兵官，厚待马哈麻来往的贡使，并听任在沿途贸易。明成祖对西境蒙古诸国劝谕和好，不以其相互争战为己利，又广开商业通道，准许贡使贸易，对于稳定西陲，取得了成效。
一四一五年，陈诚等奉使西行，曾途经哈密、于阗、吐鲁番、盐泽、柳城、火州等地及别失八里。沿途各地，均颁赐明朝的彩帛等物品。这年，马哈麻病死，从子纳黑失只罕嗣位。一四一六年，明成祖命傅安及宦官李达前往吊祭，封赏新王，赠以文绮、弓、刀、甲胄等厚礼。次年，因新王送嫁公主于撒马尔罕，又赐给绮、帛各五百匹。一四一八年，纳黑失只罕被从弟歪思杀死。歪思夺取王位，西迁至伊犁河的亦力巴里，即元阿里麻里行省的亦剌八里。此后，明人即以亦力把里称其国。明成祖遣宦官杨忠赐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绮彩币，各部首领也各有赏赐。歪思连年向明朝入贡，始终修好。
明朝与东北女真间的朝贡关系
中国东北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大量文物表明，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东北地区劳动、生息和繁衍。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华种族肃慎族系创造东北早期文明——新开流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3世纪的尧舜时代，全国划分为九个州，当时东北地区为幽州境内，夏商周时期，劳动、生息在东北地区的有肃慎、东胡、华夏等民族。
东北是华夏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在中国的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21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屏藩王畿，赐周召公姬奭以东北之地，是为燕国的始祖。周召公姬奭（前十一世纪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音「是」shì），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
燕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关于它的始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4《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名奭，姬姓，是与周室同姓的贵族，因食邑于召，称为召公。他和周公旦、太公望，都是西周开国奠业的重臣，也是周文王、武王最为信任、倚重的人。燕昭襄王(？—前279年)在位的时候，向东袭破东胡修筑长城，向南讨伐齐国，燕国达到极盛。
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灭韩、魏、楚后，再遣王贲攻燕辽东，燕军战败，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军回师攻代，代王嘉被俘。燕辽东故地和代地被秦分别设为辽东郡和代郡。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辽宁是燕国的辽东郡和辽西郡。
公元前37年，夫余人（东北古代汉人一支与现代韩国人无关，人口几全部姓高）朱蒙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创建高句丽王国，后琉璃王迁都国内城丸都（吉林省集安市）。
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共历705年），统治最盛时一度将朝鲜半岛大半纳入版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对东北地区南部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在唐军和新罗（今天朝鲜、韩国祖先）的夹击之下灭亡，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军俘虏。高句丽人口绝大部被唐朝政府内迁中原融回中土，余众融入渤海国的人民里。
西晋时，慕容鲜卑迁到现在的辽西地区，公元337年称燕王，建乎府于龙城（今朝阳市），史称前燕，前燕亦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规定租税，非工商人口归农等等。使辽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唐武后圣历元年（689年），肃慎后裔粟末靺鞨（满洲先祖）首领大祚荣以本部为主，结合其他部，在“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之间建立地方政权渤海国（亦称震国）。后来鼎盛时，疆土方圆5000里，人口近500万，胜兵数十万人，史称“海东盛国”。
辽金元时期，先后有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公元916—1125年）；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入主中原建立金王朝（公元1271—1368年）。这对于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对于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朝末年，契丹在首领耶律阿保机把两大部落统一起来，自立为王。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阿保机逝世后，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改皇都为上京。
辽王朝鼎盛时的疆域，东至当今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南抵今天的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宋王朝对峙。公元1113年，肃慎族系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举兵夺取松花江流域，南下占领辽东半岛。1115年称帝，国号金，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以南）。建国后继续征战，1125年灭辽，同年灭北宋。大金最盛时超过极盛时期的辽国，囊有辽吉黑三省和蒙古草原，大金骑兵向亚洲东北部海岸线纵横驰骋几拥有肃慎族系全部故地，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向南一直到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
1206年，铁木真被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最高统治者称号），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四海的汗），从此建立了蒙古政权。在几十年里，他和他的子孙，除向南扩展以外，还向西一直征战到多瑙河流域，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大汗国。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
元朝疆域比过去任何朝代都辽阔。东、南至海，西到今新疆，西南包括今去南、西藏，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今鄂霍次克海。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灭元。在辽东都司，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现在的辽阳地区，在当时是“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富饶地方。当时，辽东都司的冶铁、制盐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
16世纪末，女真再次勃兴强大。1616年建州女真领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大汗，重建大金国，史称“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族号为“满洲”。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统一全中国，明朝灭亡。“白山黑水”是满洲族发祥地。满族取得政权以后，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定盛京为“陪都”，对东北实行“特别之制”的治理办法。清朝极盛时期，号称“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疆域之盛，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清朝在东北地区疆域西括内外蒙古，尽有中、东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北滨北冰洋，东北方向直到堪察加半岛和白令海峡。此时东北号称满洲本部，清初是东北历史上疆域最大时期。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东北地区疆域逐渐退至外兴安岭、乌第河、贝加尔湖南岸一线以南地域。清末民初中国衰弱，库页岛、千岛群岛丧失，外蒙古独立，东北版图最后缩至今日模样。
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东北农业生产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业、手工业随之兴起，出现了沈阳、辽阳、锦州、长春、吉林、宁安、辽源、哈尔滨等经济中心。
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朝宣德八年（1443年）疆域图，明朝前期的东北方向领土疆域。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即北京），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东北，负隅顽抗的故元残余势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迫使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朱元璋为了向北推进，在“慎固边防，翼卫王室”[71]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如封燕王于北平、封韩王于开原、封宁王于喀喇沁、封辽王于广宁，其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占据金山（即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喇张、也速之等故元残余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蒙元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建州女真大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多集结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经常袭掠朝鲜境内，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扼制其向北发展，骚掠朝鲜，于永乐元年十一月诏设建洲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并遣千户王可仁等至朝鲜招抚女真。
永乐二年置奴儿干卫、七年四月又置奴儿干指挥使司，先后置卫所一百八十四，凡来降者均加官，授印绶，赐耕地。
1406年（永乐四年）猛哥帖木耳“入朝鲜庆源界抄掠”，游牧于半岛北部女真人传统聚居地区，迫于朝鲜蚕食女真故地，明永乐八年（1410年），建州女真斡朵里部领袖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耳率部从牡丹江西岸南行至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乡）定居下来，这一支女真在历史上被专称为建州女真。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毛怜卫的居民。猛哥帖木儿所统斡朵里部人世与胡里改部为婚，两部关系密切。所以当因在“庚寅事变”中参与“寇庆源府（朝鲜地名）”，畏朝鲜卷土来攻，亦于1411年（永乐九年）率部众迁到凤州地面。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故元鲸海千户所速哥帖木儿、木达哈千户所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所皂化自女直来归”开始，大明对这些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如洪武十七年（1384年）六月，“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永乐七年六月丁未：“敷答河千户所镇抚弗里出、忽儿海卫镇抚火罗孙、皆自陈愿居东宁卫，从之，命礼部给赐如例。”、永乐九年四月乙酉：“友帖卫指挥亦令哈，建州卫千户牢若秃等愿入开原及自在州居住，从之。”、永乐九年六月癸巳：“卜鲁兀等卫千户团脱等奏，愿居安乐州，从之。”、永乐九年九月癸酉：“建州卫千户囊纳哈等来朝奏，愿居辽东快活城，从之。”等等，这样类似的记载在《明实录》中是随处可见的。并且，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大明政府把这种优待安置政策制度化，“兀者右等卫指挥千百户贾你等奏，愿居辽东三万等卫，从之。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命所在官司给之，自后愿居边卫者，赐予准此例。”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最远只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转向北方，除了征抚蒙古外，更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询问地方风俗人情。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派遣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1404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悉境归附”。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于是设置奴儿干卫，以把刺答哈、阿刺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胪寺等为千户所镇抚，随后设立了一百多个卫所。永乐七年（1409年），奴儿干卫地方官员忽刺冬奴等人来朝，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
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根据《明实录》记载统计，从永乐初到嘉靖时，前后在上述地区共设立三百七十个卫，二十个所。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的石碑《永宁寺记》，以及宣德八年（1433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的《重建永宁寺记》石碑，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奉敕抚安忽（刺）温野人”，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曾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有力说明明代在奴儿干设官建置，这里是我国疆域的一部分。
“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看守地方”。“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的政策。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都必须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如果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委任状）、增加赏赐等，则要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有《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塔山左卫之印》，以上的“印信”，清楚表明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最好的历史物证。
明朝政府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都要“以时朝贡”，所以“自永乐年间俱来朝贡”，直到后金建立前从未停止过。所谓“朝贡”，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随着卫所不断增设，赴京朝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据统计仅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京的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
卫所的朝贡人员到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凡女真贡使“俱在此馆安顿”。明朝皇帝接见贡使时，贡使除了报告所辖卫所的情况外，便向朝廷贡献方物，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皮、毛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各卫所贡使来京所带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朝廷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当时明廷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政府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又陆续开设一些马市，天顺八年（1464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成化时在古城堡南对海西女真增设马市一处，直到嘉靖二年（1523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又在清河、■阳、宽甸增设马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义州开设木市。
明朝政府对马市管理十分重视，并有许多具体规定，据《辽东志》记载：“夷人买卖，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各夷将马匹物货赴官验放入市交易，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伪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物，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纵容无货人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规取小利，透漏边情，违者俱问，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
马市也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两者区别是“凡马之到市者，官为收买之，其余听其售于诸人”。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之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间的交换“食用之物”，称之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易的商品，来自蒙古和女真的，有各种牲畜、皮毛、人参、药材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管理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定“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而且对女真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抚赏”，以资奖励。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万历年间马市增多，交易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史籍记载不多，但是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抽分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五天，而几乎成了日市，每天都开放交易；二是此时明朝政府对马市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成倍增加；三是女真前来马市交易的人数增多了，每次入市的人少则数十，多达数千，如海西女真部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建州女真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四是输入女真地区的商品，突出的是大批的耕牛和生产工具，根据《抽分清册》107号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因为是残档，反映的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是从以上各个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明朝和女真马市交易的特点与变化。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蒙元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和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驿站的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地区的交通运输，永乐十年（1412年）自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就设了满泾等四十五站。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然而明朝中期以后国力衰退，无力再维持对北方边疆的统治，1435年（明宣德十年），奴尔干都司被撤销，但下属的卫所则继续存在。随着鞑靼和女真的兴起，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有效控制区退缩到辽东地区。
郑和下西洋及与南海诸国的交往
明太祖在位时期，南海地区的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王先后遣使入贡。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巨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扬威海外，尤为一时的盛举。
南海与西洋成祖即位后，即在一四○二年九月，派遣使臣到安南、暹罗、爪哇、琉球及苏门答剌、占城等国通告即位。次年，建元永乐，又遣使去这些国家颁赏国王。同年九月，爪哇国西王（时有东、西二王）都马板遣使入贡。明成祖随即派遣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赐给都马板敕书及王印，并往谕苏门答剌等部，带去文绮纱罗等织品。又遣宦官李兴等待敕书往暹罗，见暹罗国王。宦官尹庆等往满剌加（马六甲）、柯枝（柯钦）等国。一四○五年六月，派遣宦官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船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出使。
云南昆阳州人郑和，世奉伊斯兰教，父马合只曾往天方（默伽）朝圣，尊号哈只（朝圣者），在元代称为色目或回回。一三八一年明军平云南，郑和被俘，在燕王府服役，随燕王作战有功，擢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正四品），赐姓郑，称三保太监。一四○五年，郑和奉使出洋时，年约三十五岁。据说他幼习孔孟，又通晓伊斯兰教诸国的文化习俗，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而且是明成祖即位前就已宠信的宦官，自是恰当的人选。《明史?郑和传》说，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又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
郑和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剌、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麻六甲）、小葛兰（奎隆），一四○七年到达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回航。一四○三年宦官尹庆出使柯枝时，曾到达古里。古里王遣使者随尹庆入贡，一四○五年至京师。郑和到古里后，颁赐诰、印，赏给冠服，并在古里立碑，称“刻石于兹，永垂万世”。一四○七年九月，郑和返回京师。郑和此次出使途经旧港时，广东商人陈祖义据地从事海盗活动，劫夺贡使。郑和擒陈祖义回朝，由明成祖处死。
郑和出使的两年间，南海诸国继续遣使入贡。一四○五年，明成祖曾封授满剌加国王，并为王撰写镇国碑铭。浡泥（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遣使入贡，明成祖赐予国王印诰。爪哇东、西二王分别遣使入贡，而又相互攻战。当明朝的使团到达东王城时，正值西王攻灭东王，明军卒七百余人在战乱中被杀。西王向明朝请罪，明成祖命他输纳黄金六万两自赎。（后献一万两，免除其余）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
郑和首次远航归国的次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为感谢明朝的封授和厚赠，也为了观览明京盛况，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共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于一四○八年八月到达京师南京。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锡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域外国王来朝，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大事，举朝欢庆，传为盛举。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于南京，葬于南京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子遐旺继承王位。
福建长乐县现存郑和等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石，记载永乐五年（一四○七年）郑和舟师曾再次出使爪哇等国，可能只是送贡使回国，现存文献并未留下较详的记载。一四○八年九月，明成祖命郑和与宦官王贵通等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海船四十八艘再次出使南海西洋，以锦绮等颁赏诸国。郑和等仍循旧路，自福建五虎门出海经占城、爪哇、满剌加，于次年年初到达锡兰。锡兰是佛教圣地。郑和、王贵通等向锡兰山佛寺布施金银钱币及丝绢、铜器，在二月朔日刻石存记。由锡兰西行，北至印度半岛西岸的小葛兰、柯枝、古里等国。在各国开读明成祖的敕谕，主要是劝告各国“循理安分”“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倘若来朝，皆予赏赐。郑和船队返回时，再经锡兰。其王亚烈苦奈儿发兵五万人，堵塞道路，劫掠郑和货船。郑和以三千人乘夜攻入王城。亚烈苦奈儿及妻子等家属被擒，押解到南京。一四一一年七月九日郑和至京。明成祖得报大喜，封赏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又将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开释遣回，另立新王，从而提高了明朝的声威。明成祖对此次战役极为得意，两年后，在颁给乌斯藏大宝法王的诏书中还曾历述其事，并说在锡兰得到佛牙。
郑和于一四○九年途经满剌加时，曾颁成祖诏书，封授满剌加国王，赐以银印。满剌加原来为暹罗所控制，向暹罗纳税。得明封授，遂得自立。一四一一年，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妻子陪臣等五百四十余人，来南京朝见谢封。明成祖在奉天殿设宴会见、赐给黄金、锦绮等甚厚。
南海西洋诸国相继来朝，贡使贸易频繁。郑和等不辱使命，明成祖对南海西洋诸国的共享太平之策获得了成功。
西洋与西域郑和等三次出使，完成了预定的使命。但明朝的船队到达西洋最远之国，大概只是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一四一二年冬，明成祖再命郑和率领船队作更远的航行。《明史?外国传?忽鲁谟斯传》说，因为西洋近国已航海入贡，“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持玺书前往诸国。所谓远国，主要是指忽鲁谟斯。忽鲁谟斯《元史》作忽里模子，原在波斯湾忽里模子海峡北岸建城，元代城毁，在海峡岛上立国（今伊朗霍木兹岛）。此国是伊斯兰教的盛国，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海外通商的要地。元代泛称穆斯林为回回，或西域人，因而也泛称忽鲁谟斯等阿拉伯海以西诸回教国为西域。（《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记》）
一四一二年冬，宦官少监杨敏率一支船队往榜葛剌（孟加拉）国，吊唁其国王之丧，封授新王。一四一三年春，郑和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于次年到达。赐给国王及诸臣锦绮彩帛等物。忽鲁谟斯于当年至京师奉表贡马。一四一五年，郑和归国途中，经苏门答剌。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向明朝申诉，部落贵族苏斡剌领兵作乱。郑和领兵擒苏斡剌，押解回京师。明成祖将苏斡剌处死。
郑和此次西行，似自古里西航，约一月达忽鲁谟斯。一四一五年七月，返回京师。一四一六年十一月，非洲东南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今索马里境）及著名回教国西域贸易中心阿丹（也门亚丁）等国随忽鲁谟斯朝贡。十二月，明成祖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率舟师随使臣往其国回赐，并去柯枝颁赐国王印诰及封镇国山的碑文。一四一七年五月，郑和在福建泉州回教徒墓进香祝祷，出海。郑和在前引两碑记中都称此行是“往西域”。大约自苏门答剌、锡兰，经回教国之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径西航向木骨都束等国，再北航至阿丹、忽鲁谟斯，然后东返古里、柯枝，再循旧路经苏门答剌回国。一四一九年七月，郑和回到京师。随同前来进贡的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古里、爪哇等国使臣，贡献了稀见的狮子、金钱豹等珍奇动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奉天门观赏。文臣纷纷作诗祝贺。明成祖厚赏自西域归来的官兵。
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明成祖迁都北京（详见下节）。自苏门答剌以西至忽鲁谟斯，共有十六国使臣在京朝贡祝贺。其中包括一四一九年来朝未归的使者。阿丹以北，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的回教国祖法儿则是第一次随阿丹使臣来明。明成祖命郑和等率领舟师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此次护送，并无其他使命。郑和到达南海一带，似未再西行。一四二○年八月即返回北京。各国使臣由舟师分队分头护送。太监李克率领的舟师送阿丹国使臣至苏门答剌后，命宦官周某率船三艘送至其国。
明成祖在位时期，先后六次派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见于记载的所经国度，多至三十余地。在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以郑和为首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分别纪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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