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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4日星期六

第十三节 贡品文化对宗教与艺术文化的互动影响



宗教对唐文化的影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
唐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与融合机制相当复杂,是多方面的。多种宗教的兼容并蓄,即是唐文化的一个特色。
但仔细分析,各种宗教在唐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却各不相同。
儒、佛、道三教在唐代久争高下而不决,最后的趋势却是各自吸收对方的k处而走向相融。
“儒教”严格地说不是宗教,“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在唐代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说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机制。
佛教传入中原,当在两汉交替之际,以后逐步流行,至隋唐而达到极盛。
佛典译成汉文,始于后汉、晋初,自东汉迄于隋,著名的译经大师多籍出安息(如安世高、安玄)、月支(如支谶、支曜、支亮、支谦)、康国乃至龟兹、于阗等地,所以唐以前的佛教,“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或经过西域中介而为汉人揣摩,体会的佛教”。
今天熟知的“和尚”一词,即源出于古代的于阗和疏勒。
从隋代的彦宗到唐代的玄奘等,意识到了源出于梵文俗语或中亚语言的某些译法的讹略,追求以梵文雅语为准重新翻译佛典,于是有了唐代玄奘、义净等名僧的“西天取经”的热潮。
另一方面,唐代又有许多印度高僧来中华说法讲经。武德九年(626)中天竺僧人波颇(光智)来长安,敕住兴善寺,翻译《宝星经》等佛典。永徽三年(652),中天竺僧人阿地瞿多(无极高)携带梵经,到长安入住慈门寺。永徽六年(655),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邪(福生)带着从师子国、南海等地搜集到的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来长安住慈恩寺。天宝七载(746),北天竺僧人阿目怯跋折罗(不空金刚)带着从五天竺、师子国搜求到的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再次来到长安,译出《密严》等佛经77部。
此外来华名僧还有金刚智、慧智、净师子、寂默等。新的佛教经典和译本的大量出现,是唐代佛教达到极盛的标志之一。
佛教在隋唐的兴盛,还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思辨哲学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实用与直觉,缺少思辨色彩。另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侧重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设。
佛教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提供了令人领悟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在来世学方面,佛教也有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欠缺的功能。于是,一方面隋唐很多住持、僧人文化程度很高,有很多“诗僧”,另一方面唐代知识层对佛教极感兴趣,许多士大夫与僧人唱酬往来,交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改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由于各种佛教经典的大量涌入,由于玄奘等高僧对佛教精理奥义的剖判入微的研习,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众多的门派,各派在争论、辩讨过程中,发展了印度佛学,如华严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一多六相,法相宗推衍出真似现量比量、八识四智等繁复的观念体系。同时,佛教教义也受到中国化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在中国佛教界逐步占据了风,而一些恪守印度佛学的教派,如玄奘大师倡导的唯识宗,仅流行十余年就衰落下去了。
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天台、华严、禅宗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
在心性问题上,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这是说众生之心本来是清静的,但在俗世中不断染上尘埃,需要“时时勤拂拭”,成佛道路异常艰难,因为从清净到觉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中国佛学却主张“心性本觉”,这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可以“顿悟”成佛。
在理事关系上,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实与魏晋玄学中王弼讲的“无因于有”、“有本于无”的“体用如一”思想有某种关系。
因此,佛教思想中那些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内容,容易被吸收、弘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宣扬出世和个人“解脱”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改造后,具有了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性格。
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以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袄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
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
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人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
由于佛教对大唐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贡物、贡品的制作工艺、设计,以及使用,也就都与佛教传播有关,一此佛器、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含有佛缘因素。甚至在加工制作或完工后,都要举行祈佛仪式。这些礼仪还成了朝贡制度中的一部分内容。

外来文化对隋唐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

隋唐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的时代,隋、唐王朝在文化上执行并蓄兼收的开放政策,外国使节、僧侣、商人纷至沓来,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与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随之纷纷流入中国。其中的精品,也就成了朝贡的贡品。
佛教盛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播中土;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其极富特色的文化(主要是音乐、舞蹈、绘画)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面对这多彩的外域文明的东来,隋唐文化犹如“长鲸吸百川“,表现出非凡的吸收力与消化力,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抉择、损益、取舍,得其滋养,使自己的内涵更博大,外貌更灿烂、绚丽。
唐文化在乐舞、杂技、绘画、雕塑和文学艺术方面,受当时西域文化的影响至深。
在绘画方面,隋唐之际有名的画家尉迟质跋那与其子尉迟己僧,都是于阗人,画史上称为大、小尉迟。尉迟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他的画风属于凹凸派。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以线条为主,盛唐大画家吴道子受尉迟乙僧画法的影响,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画也别开生面,发展出后代的晕染泼墨画法,这是少数民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因佛教输入而兴起的洞窟壁画,在隋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壁画,隋代开凿了39窟,占全部五百多个洞窟的唐代开凿247个,几占一半。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艺术成为美术领域中的一个大热门。
当我们仔细游览云岗、龙门、敦煌及麦积山等石窟时,就会发现,印度传来的造像艺术在丰富中国艺术宝库的同时,本身也在向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兴趣方面转化。
北朝的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与芨多风格,上身袒露,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印度味十足。
隋唐时代的塑像,则面像丰满,脸部线条趋于柔和,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丰腴典雅,目光安祥下视,显得庄严、睿智,同时又含蓄、柔美,这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崇高之美。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
佛画艺术的色彩晕染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方式造成猛烈冲击,吴道子把线条与色彩结合起来,使中国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除了绘画,外来文化对唐代语言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伴随佛经梵文胡语的汉译,中国语言系统中注入大量外来语,如宿命、清凉、慧眼、横死、昙花一现、一瓣心香、聚沙成塔等,均出自佛典。佛经翻译还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与陆法言、孙悃的汉语韵母系统相配合,建立起声母系统,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受以宣传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变出来的敦煌变文,是中印文学交流结下的果实,它对传奇小说、白活小说和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
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民族性,所以唐人对于外来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首先采取的是原样照搬、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至于消化、吸收,使其融入本民族的艺术中,改造本民族的艺术风格,则是次要的,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大唐贡物交流的勃兴与贡食文化的崛起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从581年隋唐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期间三百二十余年。当时是,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发展。这些,都会在贡品上得到或多或少的反映。
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泱泱大国的隋、唐帝国,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世界各国的青睐和向往。这时期的贡品已经具有世界的性质,除了西欧之外的世界众多国家都纷纷来贡,国内各地也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进贡。
当时,亚洲各国的商人、僧尼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中。中国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唐代,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他们一方面带者大批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同时也带来了大宗的高丽参、金银饰品等物作为贡品。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新罗,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就流传很广。
在亚洲各国中,数日本对隋唐的进贡最勤。他们与隋唐交往的船只被称为“日本进贡船”。这些船只带来了日本的大量土特产,包括彩帛、香药、日本宝刀、珠宝等。七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唐使来中国。到唐代,日本先后共派遣十九次遣唐使,还不包括民间的交往。隋唐时代中国与南亚的交往也有所发展。
尼婆罗(地在尼泊尔)、天竺(地在印度)、林邑(地在越南南部)、南腊(柬埔寨)、诃陵(地在印度尼西亚瓜哇)、骠国(地在缅甸)、师子国(地在锡兰),他们基本上都是一年一贡。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也发展了关系。那里的进贡大都具有民间性质。一面是进贡,一面又是经商。
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许多商人,他们向唐帝国进贡许多珠宝、香药、胡饼、三勒浆(波斯名酒),同时,其中不少人又在中国定居下来,做丝绸买卖,还有放高利贷的。正是这种进贡和经商兼而有之的形式,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融。
中亚、西亚和北非的舞蹈(当时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音乐、植物品种进一步传到了中国。而中国的明显处于先进地位的纺织技术、陶瓷技术也传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造纸术,正是在隋唐时代传入中亚地区,并逐步地传向西方的。
贡品既反映了唐代经济的蓬勃发展,反映了唐代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反映了唐代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尤其是饮食文化上的巨大的变化。这可以通过贡品得到实际的印证。
在唐代文献中,有上百种与饮食有关的贡品。看来,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史,不可不研究唐代的贡品。归结起来,唐代的饮食文化看来有这样一些变化:
(一)贡品中主食品种之增多。在前几代的贡品中,贡主食的极少,现在不只是增多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大小香粳,糯米、香粳、白麦、乌节米、黄粟、黄穋米等等,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全数考出这些贡品具体为何物,但有如此多类的饮食贡品,至少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达和主食品的丰富。
(二)贡品中鱼类食品的增多。贡鱼,在前几代也有,但只是笼而统之的提一“鱼”字,没有分门别类,而且所贡次数很少。现在,所贡之水产分类很细,如白鱼、魬、鲥、鲟、鮓、蟹、蚌等。此外,还有将鱼类分割进贡的,如贡鱼脐,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鱼肚;贡鱼口,就是现在的名贵食品鱼唇。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捕鱼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冷冻技术的提高,运输速度的加快,烹调技术的发展。
(三)贡品中糟食品的出现。糟类食品是否出现在隋唐,这可以让烹调学家们去考证。但是,在贡品中,前几代从未贡过糟食,那是肯定的,现在,贡的物类既多,次数又频。再说,糟类也不限于动物性食品,如糟白鱼、糖蟹等。还有植物性食物,如糟瓜、糟笋等。据说,当时人认为,糟能使“藏物不毁,揉物能轻”。这可以说是饮食文化上的一大进步。
(四)贡品中的调料的增加。以前,调料品从未进入过贡品之林,现在不只进入了,而且有各种品种。尤其是姜,一贡再贡,贡姜的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北,东至江浙,可以这样说,食姜之风,已经吹遍中华大地了。贡姜的品类也各各不同,有贡鲜姜的、贡干姜的,贡糖渍姜的(所谓蜜姜),可见,在食姜上当时的人们是十分讲究了。除此以外,作为调料的贡品还有:夏蒜(即大蒜)、椒实(胡椒)等。
(五)贡品中水果食品的大量增加。贡水果,是古已有之的,夏禹时的九牧之贡就有,但不多,到了隋唐时代,水果贡物就大为增加了,其中有槟榔、桔、柑、香枣、橙、枇杷、橄榄等,当时的藕,也是作为水果进献的。唐代饮食贡品的大量出现,综合反映了唐代的国力,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另外,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药物贡品在唐代贡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可能也是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水平的。药物中占优势的是植物性药物,包括地骨皮、茯苓、茯神、蔓荆实、榛实、药子、防风、白药实、枫香、白胶香、柏脉根、竹根、木瓜、豆蔻、甘草等。其次是动物性药物,比如麝香、犀角、鹿脯、鹿舌、海蛤、乌蛇脯、白花蛇、蛇胆等,还包括以前没有入药的一些昆虫类药物,如虻虫、青虫、地胆等。再次,是矿物性药物,比如理石、苍矾、消石、紫石、钟乳等,也被采入药物。附带提一句,实为甲骨而被人长期误认为龙骨的龟甲化石也成了药物贡品,617年(隋恭帝义宁元年),河东郡贡龙骨。这一贡品,是很值得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药物学家们共同注意的。
另外,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有一条记载,“箇失密献胡药。”箇失密,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这里所谓的胡药,实际上可能是现今所说的西药。如果这样,那么,中西医药结合的时期,要比一般所认为的早得多了。
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隋唐时代,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茶文化崛起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饮茶的记载见于《三国志》,有“以茶当酒”之说。但饮茶、贡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始于唐代。公元620年,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史载:“庐江(安徽合肥、六安一带)贡茶。”这在中国历史上以茶为贡尚属首见。应当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记述的。种茶、饮茶、品茶总在这一记载之前,但是,也可以说相去不远。之后,621年,鄱阳(江西鄱阳县)、蕲春(湖北蕲县)、义阳(河南信阳)、吴兴(浙江吴兴县),都开始贡茶。623年,624年,625年,之后接二连三都有贡茶之记载。
纵观唐代三百年历史,贡茶十分兴盛。这说明,茶文化在唐代文化中占极为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唐代人陆羽撰写了《茶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先的一本茶书,后来,此类书风起云涌了,到清末为止,共有一百多部之多。
在茶文化兴起的同时,人们还培植了许多名茶。吴兴郡贡的紫笋茶,在当时就名盛一时。唐朝《国史补》曾有记述,创造这种紫笋茶的浙江长兴顾渚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贡茶院之一,它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洪武八年即1375年停办),历时有600年之久。据说,采制盛时“役工三万人”,“置焙百余所”。当年从事专业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当地太守举行茶宴,评比品质,极一时之盛。白居易诗云:“紫笋齐尝各斗新”,正是咏叹这一盛事。据说,紫笋茶进贡,是被看成一件大事的,“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
唐代贡品是唐代经济文化的一面镜子,由此可以照见:当时的中国是雄据于世界文明的最前列的。

贡赐和交聘馈赠推进了民族经济大交流

隋唐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体系,其基本要素是汉字、儒学和佛教、律令制度、铜钱货币,朝贡关系是整合这些要素并推动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视角,即从外向内看这一区域体系。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仰慕从而形成的“慕华思想”和相对独立发展所要求的“实利外交”,也是东北亚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事实上,这是对中国提倡的“事大之礼”和“厚往薄来”原则的反应,从而促成了东北亚区域体系内部的互动发展关系。
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区域朝贡体系的基本格局,主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性构造,并处于巢式结构向非巢式结构转变的过渡时期。
朝鲜仍是中国的“内属”;日本正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由留学唐朝17年的吉备真备创制了以汉字偏旁为基础的日本字母文字,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日本文化,但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因而东北亚区域朝贡体系形态还不稳定。
长城带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它的领先地位,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强烈地影响着落后民族的发展,使在民族大流动中进入长城带腹地的氐、羌、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向前发展。同时,又把长城带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纳入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日益密切联系的轨道。同样,汉族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进一步促进了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的先进生产技艺,如金属冶炼工艺及金属制品、手工业品制做技艺、育蚕技艺、精耕细作等生产技艺,随着汉族俘虏、移民、屯田士卒或自然迁徙等人口流动,从长城带腹地向四周辐射、传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端的汉赵信城有“秦人”为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中亚地区的大宛城“得秦人知穿井”,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说长城带的范围。
汉设河西四郡,开发河西走廊;大批军卒和人民前往西域屯田,从事农业生产,汉人最早在吐鲁番盆地种植棉花。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有属于乌桓时代汉族的铁制工具。受中原的影响,长城带各地的某些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汉代北方的边陲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已推行中原先进的代田法。在少数民族建立王朝或政权的时代,生产技艺和经济交流的规模尤为宏大、深远。
生产技艺的传播与交流并不是单向的。随着少数民族迁徙、流动进入长城带腹地,他们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艺传入长城带各地,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作技艺、棉花、芝麻、花生、麦、高粱、西瓜、葡萄、苜蓿等许多瓜果、蔬菜及其他生产技艺;马、驴、骡等畜力的繁育技艺和某些生产工具的生产、制作技艺,也从西域或大漠南北传入中原。“胡服骑射”的传入,对军事编成和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军事装备的生产技艺等带来重大影响,各民族对于长城带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生活在统一格局中的长城带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相互联系、交流、影响、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地区构成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双方所需产品,除少部分为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所需要的奢侈品之外,绝大部分是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各民族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相互间的需求,推动并维持着古代社会长城带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间2000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贸易,即使战争和分裂时期也从未间断,成为长城带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商业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互市贸易,它包括由官方垄断的“官市”、如关市、榷场、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民间的“民市”、“私市”,即民间的年市、月市、日常农副牧产品交易等。
长期商业贸易往来的积淀,在长城带形成了许多商业贸易城镇,各历史时期的贸易交汇线虽然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一致,即大多位于万里长城一线南侧的农业区,如明代著名的互市重镇张家口、大同、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宁夏镇(今银川)、兰州、凉州 (今甘肃省武威)、甘肃镇(今甘肃省张掖)、哈密、吐鲁番和秦州(今甘肃省天水)、洮州 (今甘肃省临潭)、河州(今甘肃省临夏)、西宁等地,东北地区的开原、广宁(今辽宁省北镇)等地,都是历代各民族商业贸易、物资集散的中心,是农、牧业经济区的重要联结点,在长城带历史的商业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大交流,贡、赐和交聘馈赠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长城带各民族同中央王朝或各民族统治上层之间的贡赐和馈赠,既是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经济往来和交流,是同互市贸易相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长城带主要王朝或政权如何强大或衰弱,也不论和平时期或战乱纷更的时代,长城带各民族的统治者或头人,都把贡、赐和馈赠作为向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靠近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也常常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抚绥”手段,企图以此去控制边远地区各民族统治者或头人;边远地区各民族的统治者则常常以这种“贡”、“赐”的机会所取得的册封、诰命和印绶,作为在本民族地区行使统治权力和经济剥削的合法根据,这正是不可分割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体现,是生活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然反映。
各民族派出的庞大进贡团队,也是一个庞大的商贸队伍,进“贡”之后,一般都能得到相应或超过进“贡”数量和价值的回“赐”;同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带有自己的物品,在进“贡”地或往返途中变卖,换取大量物资,或以自带金银、所得赏赐银两购取大量物资随队携回,供自己享用或出售。
但不论哪种形式,“贡”、“赐”和馈赠,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联系和交流的形式,它加强了长城带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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