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唐文化的影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
唐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与融合机制相当复杂，是多方面的。多种宗教的兼容并蓄，即是唐文化的一个特色。
但仔细分析，各种宗教在唐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却各不相同。
儒、佛、道三教在唐代久争高下而不决，最后的趋势却是各自吸收对方的k处而走向相融。
“儒教”严格地说不是宗教，“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在唐代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说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机制。
佛教传入中原，当在两汉交替之际，以后逐步流行，至隋唐而达到极盛。
佛典译成汉文，始于后汉、晋初，自东汉迄于隋，著名的译经大师多籍出安息(如安世高、安玄)、月支(如支谶、支曜、支亮、支谦)、康国乃至龟兹、于阗等地，所以唐以前的佛教，“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或经过西域中介而为汉人揣摩，体会的佛教”。
今天熟知的“和尚”一词，即源出于古代的于阗和疏勒。
从隋代的彦宗到唐代的玄奘等，意识到了源出于梵文俗语或中亚语言的某些译法的讹略，追求以梵文雅语为准重新翻译佛典，于是有了唐代玄奘、义净等名僧的“西天取经”的热潮。
另一方面，唐代又有许多印度高僧来中华说法讲经。武德九年(626年)中天竺僧人波颇(光智)来长安，敕住兴善寺，翻译《宝星经》等佛典。永徽三年(652年)，中天竺僧人阿地瞿多(无极高)携带梵经，到长安入住慈门寺。永徽六年(655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邪(福生)带着从师子国、南海等地搜集到的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来长安住慈恩寺。天宝七载(746年)，北天竺僧人阿目怯跋折罗(不空金刚)带着从五天竺、师子国搜求到的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再次来到长安，译出《密严》等佛经77部。
此外来华名僧还有金刚智、慧智、净师子、寂默等。新的佛教经典和译本的大量出现，是唐代佛教达到极盛的标志之一。
佛教在隋唐的兴盛，还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思辨哲学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实用与直觉，缺少思辨色彩。另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侧重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设。
佛教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提供了令人领悟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在来世学方面，佛教也有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欠缺的功能。于是，一方面隋唐很多住持、僧人文化程度很高，有很多“诗僧”，另一方面唐代知识层对佛教极感兴趣，许多士大夫与僧人唱酬往来，交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改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由于各种佛教经典的大量涌入，由于玄奘等高僧对佛教精理奥义的剖判入微的研习，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众多的门派，各派在争论、辩讨过程中，发展了印度佛学，如华严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一多六相，法相宗推衍出真似现量比量、八识四智等繁复的观念体系。同时，佛教教义也受到中国化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在中国佛教界逐步占据了风，而一些恪守印度佛学的教派，如玄奘大师倡导的唯识宗，仅流行十余年就衰落下去了。
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天台、华严、禅宗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
在心性问题上，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这是说众生之心本来是清静的，但在俗世中不断染上尘埃，需要“时时勤拂拭”，成佛道路异常艰难，因为从清净到觉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中国佛学却主张“心性本觉”，这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可以“顿悟”成佛。
在理事关系上，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实与魏晋玄学中王弼讲的“无因于有”、“有本于无”的“体用如一”思想有某种关系。
因此，佛教思想中那些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内容，容易被吸收、弘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宣扬出世和个人“解脱”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改造后，具有了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性格。
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以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袄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
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
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人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
由于佛教对大唐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贡物、贡品的制作工艺、设计，以及使用，也就都与佛教传播有关，一此佛器、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含有佛缘因素。甚至在加工制作或完工后，都要举行祈佛仪式。这些礼仪还成了朝贡制度中的一部分内容。
外来文化对隋唐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
隋唐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的时代，隋、唐王朝在文化上执行并蓄兼收的开放政策，外国使节、僧侣、商人纷至沓来，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与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随之纷纷流入中国。其中的精品，也就成了朝贡的贡品。
佛教盛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播中土；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其极富特色的文化(主要是音乐、舞蹈、绘画)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面对这多彩的外域文明的东来，隋唐文化犹如“长鲸吸百川“，表现出非凡的吸收力与消化力，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抉择、损益、取舍，得其滋养，使自己的内涵更博大，外貌更灿烂、绚丽。
唐文化在乐舞、杂技、绘画、雕塑和文学艺术方面，受当时西域文化的影响至深。
在绘画方面，隋唐之际有名的画家尉迟质跋那与其子尉迟己僧，都是于阗人，画史上称为大、小尉迟。尉迟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他的画风属于凹凸派。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以线条为主，盛唐大画家吴道子受尉迟乙僧画法的影响，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画也别开生面，发展出后代的晕染泼墨画法，这是少数民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因佛教输入而兴起的洞窟壁画，在隋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壁画，隋代开凿了39窟，占全部五百多个洞窟的唐代开凿247个，几占一半。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艺术成为美术领域中的一个大热门。
当我们仔细游览云岗、龙门、敦煌及麦积山等石窟时，就会发现，印度传来的造像艺术在丰富中国艺术宝库的同时，本身也在向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兴趣方面转化。
北朝的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与芨多风格，上身袒露，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印度味十足。
隋唐时代的塑像，则面像丰满，脸部线条趋于柔和，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丰腴典雅，目光安祥下视，显得庄严、睿智，同时又含蓄、柔美，这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崇高之美。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
佛画艺术的色彩晕染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方式造成猛烈冲击，吴道子把线条与色彩结合起来，使中国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除了绘画，外来文化对唐代语言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伴随佛经梵文胡语的汉译，中国语言系统中注入大量外来语，如宿命、清凉、慧眼、横死、昙花一现、一瓣心香、聚沙成塔等，均出自佛典。佛经翻译还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与陆法言、孙悃的汉语韵母系统相配合，建立起声母系统，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受以宣传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变出来的敦煌变文，是中印文学交流结下的果实，它对传奇小说、白活小说和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
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民族性，所以唐人对于外来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首先采取的是原样照搬、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至于消化、吸收，使其融入本民族的艺术中，改造本民族的艺术风格，则是次要的，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大唐贡物交流的勃兴与贡食文化的崛起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从581年隋唐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期间三百二十余年。当时是，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发展。这些，都会在贡品上得到或多或少的反映。
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泱泱大国的隋、唐帝国，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世界各国的青睐和向往。这时期的贡品已经具有世界的性质，除了西欧之外的世界众多国家都纷纷来贡，国内各地也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进贡。
当时，亚洲各国的商人、僧尼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中。中国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在唐代，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他们一方面带者大批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同时也带来了大宗的高丽参、金银饰品等物作为贡品。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新罗，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就流传很广。
在亚洲各国中，数日本对隋唐的进贡最勤。他们与隋唐交往的船只被称为“日本进贡船”。这些船只带来了日本的大量土特产，包括彩帛、香药、日本宝刀、珠宝等。七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唐使来中国。到唐代，日本先后共派遣十九次遣唐使，还不包括民间的交往。隋唐时代中国与南亚的交往也有所发展。
尼婆罗（地在尼泊尔）、天竺（地在印度）、林邑（地在越南南部）、南腊（柬埔寨）、诃陵（地在印度尼西亚瓜哇）、骠国（地在缅甸）、师子国（地在锡兰），他们基本上都是一年一贡。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也发展了关系。那里的进贡大都具有民间性质。一面是进贡，一面又是经商。
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许多商人，他们向唐帝国进贡许多珠宝、香药、胡饼、三勒浆（波斯名酒），同时，其中不少人又在中国定居下来，做丝绸买卖，还有放高利贷的。正是这种进贡和经商兼而有之的形式，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融。
中亚、西亚和北非的舞蹈（当时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音乐、植物品种进一步传到了中国。而中国的明显处于先进地位的纺织技术、陶瓷技术也传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造纸术，正是在隋唐时代传入中亚地区，并逐步地传向西方的。
贡品既反映了唐代经济的蓬勃发展，反映了唐代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反映了唐代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尤其是饮食文化上的巨大的变化。这可以通过贡品得到实际的印证。
在唐代文献中，有上百种与饮食有关的贡品。看来，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史，不可不研究唐代的贡品。归结起来，唐代的饮食文化看来有这样一些变化：
（一）贡品中主食品种之增多。在前几代的贡品中，贡主食的极少，现在不只是增多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大小香粳，糯米、香粳、白麦、乌节米、黄粟、黄穋米等等，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全数考出这些贡品具体为何物，但有如此多类的饮食贡品，至少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达和主食品的丰富。
（二）贡品中鱼类食品的增多。贡鱼，在前几代也有，但只是笼而统之的提一“鱼”字，没有分门别类，而且所贡次数很少。现在，所贡之水产分类很细，如白鱼、魬、鲥、鲟、鮓、蟹、蚌等。此外，还有将鱼类分割进贡的，如贡鱼脐，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鱼肚；贡鱼口，就是现在的名贵食品鱼唇。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捕鱼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冷冻技术的提高，运输速度的加快，烹调技术的发展。
（三）贡品中糟食品的出现。糟类食品是否出现在隋唐，这可以让烹调学家们去考证。但是，在贡品中，前几代从未贡过糟食，那是肯定的，现在，贡的物类既多，次数又频。再说，糟类也不限于动物性食品，如糟白鱼、糖蟹等。还有植物性食物，如糟瓜、糟笋等。据说，当时人认为，糟能使“藏物不毁，揉物能轻”。这可以说是饮食文化上的一大进步。
（四）贡品中的调料的增加。以前，调料品从未进入过贡品之林，现在不只进入了，而且有各种品种。尤其是姜，一贡再贡，贡姜的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北，东至江浙，可以这样说，食姜之风，已经吹遍中华大地了。贡姜的品类也各各不同，有贡鲜姜的、贡干姜的，贡糖渍姜的（所谓蜜姜），可见，在食姜上当时的人们是十分讲究了。除此以外，作为调料的贡品还有：夏蒜（即大蒜）、椒实（胡椒）等。
（五）贡品中水果食品的大量增加。贡水果，是古已有之的，夏禹时的九牧之贡就有，但不多，到了隋唐时代，水果贡物就大为增加了，其中有槟榔、桔、柑、香枣、橙、枇杷、橄榄等，当时的藕，也是作为水果进献的。唐代饮食贡品的大量出现，综合反映了唐代的国力，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另外，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药物贡品在唐代贡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可能也是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水平的。药物中占优势的是植物性药物，包括地骨皮、茯苓、茯神、蔓荆实、榛实、药子、防风、白药实、枫香、白胶香、柏脉根、竹根、木瓜、豆蔻、甘草等。其次是动物性药物，比如麝香、犀角、鹿脯、鹿舌、海蛤、乌蛇脯、白花蛇、蛇胆等，还包括以前没有入药的一些昆虫类药物，如虻虫、青虫、地胆等。再次，是矿物性药物，比如理石、苍矾、消石、紫石、钟乳等，也被采入药物。附带提一句，实为甲骨而被人长期误认为龙骨的龟甲化石也成了药物贡品，617年（隋恭帝义宁元年），河东郡贡龙骨。这一贡品，是很值得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药物学家们共同注意的。
另外，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有一条记载，“箇失密献胡药。”箇失密，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这里所谓的胡药，实际上可能是现今所说的西药。如果这样，那么，中西医药结合的时期，要比一般所认为的早得多了。
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隋唐时代，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茶文化崛起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饮茶的记载见于《三国志》，有“以茶当酒”之说。但饮茶、贡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始于唐代。公元620年，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史载：“庐江（安徽合肥、六安一带）贡茶。”这在中国历史上以茶为贡尚属首见。应当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记述的。种茶、饮茶、品茶总在这一记载之前，但是，也可以说相去不远。之后，621年，鄱阳（江西鄱阳县）、蕲春（湖北蕲县）、义阳（河南信阳）、吴兴（浙江吴兴县），都开始贡茶。623年，624年，625年，之后接二连三都有贡茶之记载。
纵观唐代三百年历史，贡茶十分兴盛。这说明，茶文化在唐代文化中占极为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唐代人陆羽撰写了《茶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先的一本茶书，后来，此类书风起云涌了，到清末为止，共有一百多部之多。
在茶文化兴起的同时，人们还培植了许多名茶。吴兴郡贡的紫笋茶，在当时就名盛一时。唐朝《国史补》曾有记述，创造这种紫笋茶的浙江长兴顾渚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贡茶院之一，它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洪武八年即1375年停办），历时有600年之久。据说，采制盛时“役工三万人”，“置焙百余所”。当年从事专业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当地太守举行茶宴，评比品质，极一时之盛。白居易诗云：“紫笋齐尝各斗新”，正是咏叹这一盛事。据说，紫笋茶进贡，是被看成一件大事的，“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
唐代贡品是唐代经济文化的一面镜子，由此可以照见：当时的中国是雄据于世界文明的最前列的。
贡赐和交聘馈赠推进了民族经济大交流
隋唐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体系，其基本要素是汉字、儒学和佛教、律令制度、铜钱货币，朝贡关系是整合这些要素并推动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视角，即从外向内看这一区域体系。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仰慕从而形成的“慕华思想”和相对独立发展所要求的“实利外交”，也是东北亚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事实上，这是对中国提倡的“事大之礼”和“厚往薄来”原则的反应，从而促成了东北亚区域体系内部的互动发展关系。
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区域朝贡体系的基本格局，主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性构造，并处于巢式结构向非巢式结构转变的过渡时期。
朝鲜仍是中国的“内属”；日本正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由留学唐朝17年的吉备真备创制了以汉字偏旁为基础的日本字母文字，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日本文化，但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因而东北亚区域朝贡体系形态还不稳定。
长城带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它的领先地位，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强烈地影响着落后民族的发展，使在民族大流动中进入长城带腹地的氐、羌、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向前发展。同时，又把长城带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纳入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日益密切联系的轨道。同样，汉族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进一步促进了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的先进生产技艺，如金属冶炼工艺及金属制品、手工业品制做技艺、育蚕技艺、精耕细作等生产技艺，随着汉族俘虏、移民、屯田士卒或自然迁徙等人口流动，从长城带腹地向四周辐射、传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端的汉赵信城有“秦人”为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中亚地区的大宛城“得秦人知穿井”，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说长城带的范围。
汉设河西四郡，开发河西走廊；大批军卒和人民前往西域屯田，从事农业生产，汉人最早在吐鲁番盆地种植棉花。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有属于乌桓时代汉族的铁制工具。受中原的影响，长城带各地的某些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汉代北方的边陲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已推行中原先进的代田法。在少数民族建立王朝或政权的时代，生产技艺和经济交流的规模尤为宏大、深远。
生产技艺的传播与交流并不是单向的。随着少数民族迁徙、流动进入长城带腹地，他们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艺传入长城带各地，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作技艺、棉花、芝麻、花生、麦、高粱、西瓜、葡萄、苜蓿等许多瓜果、蔬菜及其他生产技艺；马、驴、骡等畜力的繁育技艺和某些生产工具的生产、制作技艺，也从西域或大漠南北传入中原。“胡服骑射”的传入，对军事编成和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军事装备的生产技艺等带来重大影响，各民族对于长城带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生活在统一格局中的长城带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相互联系、交流、影响、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地区构成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双方所需产品，除少部分为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所需要的奢侈品之外，绝大部分是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各民族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相互间的需求，推动并维持着古代社会长城带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间2000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贸易，即使战争和分裂时期也从未间断，成为长城带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商业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互市贸易，它包括由官方垄断的“官市”、如关市、榷场、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民间的“民市”、“私市”，即民间的年市、月市、日常农副牧产品交易等。
长期商业贸易往来的积淀，在长城带形成了许多商业贸易城镇，各历史时期的贸易交汇线虽然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一致，即大多位于万里长城一线南侧的农业区，如明代著名的互市重镇张家口、大同、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宁夏镇(今银川)、兰州、凉州 (今甘肃省武威)、甘肃镇(今甘肃省张掖)、哈密、吐鲁番和秦州(今甘肃省天水)、洮州 (今甘肃省临潭)、河州(今甘肃省临夏)、西宁等地，东北地区的开原、广宁(今辽宁省北镇)等地，都是历代各民族商业贸易、物资集散的中心，是农、牧业经济区的重要联结点，在长城带历史的商业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大交流，贡、赐和交聘馈赠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长城带各民族同中央王朝或各民族统治上层之间的贡赐和馈赠，既是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经济往来和交流，是同互市贸易相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长城带主要王朝或政权如何强大或衰弱，也不论和平时期或战乱纷更的时代，长城带各民族的统治者或头人，都把贡、赐和馈赠作为向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靠近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也常常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抚绥”手段，企图以此去控制边远地区各民族统治者或头人；边远地区各民族的统治者则常常以这种“贡”、“赐”的机会所取得的册封、诰命和印绶，作为在本民族地区行使统治权力和经济剥削的合法根据，这正是不可分割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体现，是生活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然反映。
各民族派出的庞大进贡团队，也是一个庞大的商贸队伍，进“贡”之后，一般都能得到相应或超过进“贡”数量和价值的回“赐”；同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带有自己的物品，在进“贡”地或往返途中变卖，换取大量物资，或以自带金银、所得赏赐银两购取大量物资随队携回，供自己享用或出售。
但不论哪种形式，“贡”、“赐”和馈赠，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联系和交流的形式，它加强了长城带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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