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第39章 重读“黑《修养》”


窗外下起了细雨,我闲来无事,便小坐阳台葡萄架下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我只是在研究那段文革历史,当然不是想成为什么党史专家,党史一直在修改,真正的专家也许得等到下世纪才出现了。我只不过是在寻找自己中学时代和青春岁月中的那份记忆,还有反思自己在信仰追求中曾经的迷茫。
在文革初期,到处可以看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还有大字报和漫画。印象很深的就是批判他撰写的黑《修养》,还有就是他鼓吹的“三自一包”。
《修养》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又写了些什么?也许在大批黑《修养》的日子里,没几个人会认真阅读过这本书,至少,我也是跟着喊叫大批特批的一个政治小爬虫。
手中的这本《修养》只有4800字,读起来却十分沉重。因为我不只是读,还得去理解,理解的不是刘少奇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要批判这本小册子?
我好读书,也好收藏书,家中的藏书可以超越一个小型的乡村阅览室。我的藏书五花八门,其中不乏政治读物,特别是有争议而影响极大的读物。包括《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三家村札记》,还有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曾出过多种版本,19498月间,解放社根据刘少奇修订出版了第一版。1962年经他第二次修订,后又作了校补,同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修订第二版。我手中的这本《修养》是19803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修订第二版重印的。编辑部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在此书第3页和第33页作了“细微”的文字变动,在变动的地方,编辑部分别作了注释。
我重读“黑《修养》”,也就是从那“细微”的文字变动中先读起。这些变动的地方,真是编辑部“出版说明”中所说的“细微”文字变动吗?
先看编辑部在第3页作出的注释。
3页中,刘少奇有三处地方说“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三处的“反革命”一词后面,在1962年版时都加了“和改良派”四字。编辑部注说:“这不是作者本人加的,而是本书的编辑人员加了经过作者同意的。现在这三处仍按1949年版。”
令人费解的是编辑部为什么未经作者同意就删掉了“和改良派”四字?这符合作者生前的原意吗?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和改良派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改良派”是指哪些人?现代读者肯定会陷入云里雾里,但可以想象斗争的范围很广。“改良”与“改革”一字之差,其意相差不大。
33页的“细微”文字变动,编辑部的注解说明就更离奇。
刘少奇在书中引用了《列宁选集》第4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中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毎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拨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特别说明的是,刘少奇在书中引用这段话时,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样的删节,对列宁原话的原意肯定是变化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处,就在这里。这也是刘少奇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源头之一。
19803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修订第二版重印的《修养》,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一段话,并对刘少奇当除删除这段话的原因,作了如此说明:“作者可能因为重点是要说明消灭阶级必须以过非常‘艰难的工作和斗争’,所以作了这种省略”。
编辑部的这种解释,能让读者接受吗?编辑《修养》的人又有多少尊重历史的“修养”呢?
其实,《修养》很值得一看。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了刘少奇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
书中第28页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好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
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才提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目的和要求。
掩卷而思,淡淡一笑。这就是我少年、青年时代接受过的教育,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如今央视经常会有记者举着话筒问行人:“你幸福吗?”我想,能不能同样举着话筒去问行人:“你相信共产主义吗?”
窗外的雨点还在下。也许,《修养》再也不会重版了,我收藏了这本小册子,压在箱底下,那书中有过我曾经的理想。

第38章 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作为一个六六届的初中生,最难忘的应该是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19661125日至26日,毛泽东在北京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震惊了全世界,却震颤着我们这些黑六类子弟,我们没有机会,更没有资格去天安门,在我们还没有走向社会时,就已经成为人下人了。
对我而言,更为愤怒。我的父亲原是共产党的干部,参加过新四军,还在辽沈战役立过功,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阶下囚?我一生都在研究父亲的失败原因,也决不会重蹈父亲的覆辙。
父亲的政治失败,让全家陷入了底谷。我讨厌政治,却对政治一窍不通。我曾经拒绝了同学们希望自己领头参加造反的鼓动,也就是不想搅和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当社会将我和我同样命运的孩子们逼到了深渊时,我们一起开始努力去向上攀爬,要在深渊里找到生的希望,只能靠自救。
当最宠爱我的中学校长江先福被批斗后,他也被推向了深渊。我最终与同学们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火种兵团”,我们将在浴火中重生,也将放火去焚烧这不公的社会。
当时,我们几个孩子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社会背景,凭着的是一腔怒火和燃烧的激情,投入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这场人生的搏奕中,我们明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组织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八个同学拍摄了一张合影照。没有袖章,我就用白纸和回型针一夹,在手臂上一套,上书“火种兵团”四个墨写的字。没有旗帜,我在白报纸上写了“火种兵团”四个字后,还特意画了把火炬。只要石在,火种就不会绝。是动乱的社会逼着我们这些不良子弟爬出了深渊,要重回社会,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们也是人!没有章程,没有宣言,甚至没有口号,我作为这个最特殊的异类红卫兵组织首领,我只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学!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重回心间的还是骨子里的追求:平等、自由!
班主席也成立了一个组织,纠集了几个其他班级的所谓“班干部”,偸袭了我们“火种兵团”的临时办公室。同学中有人建议,也去砸烂他们的总部。我阻止了。我不会单纯地以暴制暴,我的暴力行动更为恐惧,我要让他一辈子记住自己的错误。
我亲自带队,组织了几个同学闯到了班主席的家。这是一场抄家行动。
按照我事先的布置,这次抄家行动,不乱碰任何物品,只查抄他的书籍。
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当时的臭老九,面对突然而至的红卫兵硬不起来。事实果真如此。他的父母无法抵抗我们的抄家行动。
很快,同学们就查抄了一大堆的书籍,放到我的面前。这些书籍,包括苏联和西方的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不少是马列著作。班主席跳了起来,想与我们辩论,被我的一个同学一巴掌打住了。当他父母上来想护卫自己的儿子时,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这些书都盖有学校图书馆的印章……你们可以仔细辨认一下。是你们的儿子偸了公家的财物,我们才找到这里来的。”我横着眼对他的父母说:“子不教,父母过。你们的儿子在学校里胡作非为,这都是你们的错,如果我们再看到你儿子敢到学校里捣乱,就揍死他后再送到你的家!”
回到学校后,我又组织同学们在校墙外刷起了巨幅大标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从此,那个臭老九的狗崽子就没敢跨进校园一步。此举还警告了其他学生组织,“火种兵团”将用“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很多时候,中国人是欺软怕硬,我还在中学时代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此等陋习,也明白了唯有强者才能为王。
也从那时起,我们的组织控制了整个学校,一些教师组织也主动走近我们,希望与我们联手。
“火种兵团”成立之时,我就说过要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做到了,已成为全校最大的造反组织。我还说过,要争取教师的支持,其实任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长胡子的教师在操纵。
要教师服从学生,这并不难,因为教师最怕受到学生批斗。何况我在校时,就得到不少教师的关心,我一直有很好的师生关系。
当然也有几个不怕的教师会硬出头,他们自己成立了教师造反组织,批斗校领导,让学生组织充当第一线的炮灰。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家伙,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一张全班合影照上,可看到后排中央的班主任的头发梳得流光净亮,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的罪证,还有他平时穿着尖头皮鞋,这也是当时的罪名。更可悲的是他的名字叫“继祖”,他的父亲偏偏不是工人,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个开小杂货铺的小业主。他由此被批斗,被打倒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自量力的出人头第的表现所造成的。
没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干扰,也没有任何教师组织敢与“火种兵团”较量,谁想批斗校长,也就非得经过我的同意不可。我保护了校长,校长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政治。
我在学校里有一个总部办公室,我经常在那里读书学习。从班主席家中查抄来的那一大堆书籍,已不够我阅读了。干脆以保护学校图书馆的名义,去寻找更多的书源。
    那个六六年的冬天,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
1966125日,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也就是最早的红卫兵们突然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成员多数是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当初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是打倒别人,现在论到打倒他们的父母了。从红五类滑到了黑六类,这是历史在给他们开玩笑。1967年初,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那时就有130多人被投入监狱。后被毛泽东亲令释放,原因是什么?不说也明白。毛泽东需要他们的父母,也需要他们继续服务。
那个冬天,全国各校园内都开始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教职员工也相续成立了各类组织。传单说,红野等造反组织与造反军在小礼堂进行了关于批判血统论的辩论。当时还有“校内派”和“校外派”之争。
我就读的中学里渐渐热闹了起来,那些被“火种兵团”排斥在外的学校组织,纷纷挂靠起校外著名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市或区的“总部”。形势变得复杂了。
“火种兵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风向,也不能闭门闹革命。于是,我让同学们收集红卫兵的传单,了解红卫兵组织的背景、力量和主张。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作挂靠,牌子硬了,不敢冒犯的校内组织也让了八分。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个别人还参与了上海化二技校的武斗、公革会与消革会的武斗。
196612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指挥、控制下,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
 25日 北京清华大学五千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带领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次在社会上公开宣称要打倒刘少奇。
26日 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广州服药自尽。
27日 彭德怀被北京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北京,开始了他的半幽禁生活。
回忆咀嚼那个痛苦而荒谬的年代,让我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在那个中国最严寒的冬天里,我们的“火种兵团”居然控制了整个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保护了校长江先福,还在得到校长的同意和支持下,保护了校支部书记叶希,副书记邵鸣。我居然在造反时,能够得到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认真读书,读书好,读好书。
 数年后,当我重返母校时,已官复原职的校长和书记、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同学,我们对往事都一笑了之,留下的是真诚的拍照合影,记住的那份师生情谊。
在那个冬天,我和同学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集体旅游,到公园去拍照、聊政治和人生的未来。
在我的旧相册里,留下的照片不是什么喊口号、唱红歌、刷标语,以及组织批斗、参加武斗的场面。
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我们聚集在桂林公园的假山前,在用虚假磊起的世界面前展现的却是青少年学子的纯真。
我们一起在鲁迅公园里划船,让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一些暂时的释放,也向鲁迅先生送去一份敬意。
为了学会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我们居然会不带雨具,冒雨步行到西郊公园,在毛泽东去安源的画像下留个影,宣个誓: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唯一与我的同龄学生不一样的是,我会独自在窗下桌前去阅读,希望从书中学会行事做人的道理,找到一个能让太阳照耀心灵的地方。

第37章 被扭曲的小树苗


又是一个全民植树节到了,每逢这个时候,小公务员们就会事先挖了坑,选好了树种,还得清洗出行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首长来种下一棵树。首长下车后总是先示意笑容,然后拍照合影,接着是在旁观的官崽躬身侍候下,培土、浇水,恐怕连搬树的活也不用操心。当然还得插上一块纪念牌子。其实,我也是一棵树苗,但却没人会在意,因为品种不高贵,就任其在荒野生长,还在我的身上压了块巨石,石上刻有:“老子反动儿混蛋”几个大字。
我的心灵自小就被扭曲了,我在反叛中不断挣扎,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延着巨石的缝隙拼命去寻找出头冒芽的生路,我终于活了下来,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
我翻阅着自己在文革时期的老照片,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我正爬在河边的一棵歪树上。也许这就是我初中时代的梦想:即使没人在乎这棵不正的小树,再扭曲的小树靠着泥土、水分和阳光,总能生长。
看着这张旧照,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196668日,北京的学校开始出现了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第二天,学校开始停课,学生的任务是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613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推迟半年。我和所有的六六届学生一样,从此失去了继续就读的机会,命运发生了骤变。
61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一女中和四中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要求彻底改革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即日起,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搞文革。校园里一片敲锣打鼓声。也就是在那一天,北京大学40多名老师被学生揪斗,称为“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学校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还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不久,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上,居然有人公开焚烧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画像。
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原来,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闹起来的,他提出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北京城的头们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他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头儿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就这样,“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196662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部分干部见面,他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是中宣部最高领导结构,是党委性质的,文化革命要严格按照党的领导进行,要彻底发动群众。随后张平化在会上宣布成立中宣部文革办公室。
接着,毛泽东在78日致信给他的老婆江青,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意图。此信于当时并未递交中央政治局,只有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知道。我们这些小百姓,特别是还在上初中的孩子们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初衷和意图”?
71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全体干部正式见面,并作了讲话。他说:中宣部要天经地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不行就要打倒。经中央批准原中宣部改组,由我任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张平化、雍文涛、熊复、张际春、刘祖春任副部长,刘祖春兼秘书长。
    陶铸同时宣布中宣部的结构要改变,设四个处,一个室。即:毛泽东思想宣传处、党员干部教育处、干部管理处、秘书处、调查研究室。
陶铸还宣布,当年9月下旬召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明年春节前后召开万人大会。
回忆起来,我能够记得的也就是那个“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上海在文化广场也召开了一个市区代表大会,我参加了那个会。
    当然,我是不知道中宣部机关办公大楼已贴出了对几位原中宣部副部长停职检查的通告。那时候的陶铸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摇身一变在中央排名第四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我们学生都读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此听到陶铸这个名,谁也不陌生。
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陶铸,会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被打翻在地了。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此时却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吴德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吴德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显得很不耐烦。李雪峰便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泽东开始指责: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泽东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大家执行。毛泽东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吴德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泽东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而又没撤出来的各个工作组,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去了外地。吴德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市委,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泽东听了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722日、23,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7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
消息传到了上海。从传单中就可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刘邓,并要求坚决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刘少奇以派工作组巩固政权的努力失败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到场接见代表。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这才真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这个上大会上作了发言。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说的这些话,谁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吴德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吴德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恩来指定吴德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吴德,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泽东还派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吴德等的反,揪斗他们。吴德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直到如今,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内部斗争很尖锐,毛泽东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曾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动荡的北京市委吴德也可以下去。”毛泽东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吴德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那时北京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还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了。市委被夺权后,吴德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吴德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吴德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196681日 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热烈地支持。此信作为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而红卫兵也自此由地下转为公开。
8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内容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弄堂和学校。大字报说,“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的大字报。8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毛泽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就宣告: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
196681日至8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立场鲜明地支持红卫兵,在8月至11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分别于831日、915日、101日、18日、113日、10日、11日、11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人不等,总数达1100多万人。
当年学生停课闹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今恐怕也说不清楚。
我在翻阅自己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另一张旧照上,我手托下巴,似乎在思索。我当时又在思索什么呢?身边的毛泽东座像,还有墙头上贴满了领袖的画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跟着毛主席,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但严酷的现实总在捉弄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愚忠年代里,“是”与“非”、“对”与“错”、“罪”与“过”,总是在翻胃般地搅动得人难受。我明白太阳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但一棵小树仍然会向着太阳生长。更明白中国古圣人说过的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当代教育也说过这样的话:“撒什么种籽开什么花”。一粒小小的不良歪脖子树种,籽不红,根不正,能变成祖国的花朵吗?中国政治的动乱和荒唐,正在培育不良少年,不良少年是特权社会的产物。高层官崽的女儿可以违法打死人,依然登上天安门,并为伟大领袖带上红袖章。领袖夸奖说:“要武嘛!”官崽子女搞出再大的乱子,都会平安无事。中国之乱,乱在不良的家族遗传,黄豆永远变不成南瓜。
大乱还得大治,治谁?
多少年过去了,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我还在思索少年时解不开的謎。

第36章 家门口的臭鞋阵营


   上海三月上旬,突然天热了起来,最高温度达29℃,我在屋顶改建空中花园,累得要命。苦是自找的,快乐也是自找的。忙碌了三天,终于竣工了,躺在屋顶摇椅上闭目养神那一刻,我突然望着自己沾满污泥的鞋,给自己出了个文化难题:中国人有句古训:“家臭不可外扬”,可是为什么家家户户又习惯性地将自家或客人们的臭鞋,都要先脱下置在门外,否则不得入室?难道说这鞋臭就允许外扬?胡想引来了胡思,居然由家门口的臭鞋阵营,又扯上了文革大串联时的那段臭事。
文革早已远去,却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为什么就抹不去这段历史记忆?文革已被官方否定了,但民间仍有不同看法和理解,甚至还有人要为文革臭美。民间反对和痛恨文革祸患的当然是绝大多数。
官方虽然以公文形式全盘否定了文革,但却从没否定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将知青驱离大城市可以解决就业难点,还能瓦解青年反叛组织。至于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那也是针对普通家庭孩子的事,特别是针对那些可教育好子女的事。臭美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其实还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些官崽们仍可以通过开后门,让子女参军、上大学,即使父母遭受过打击,只要平反了,子女也同时飞黄腾达,可直接调到地方甚至中央机关工作,从那些官二代的简历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陈云更有明言传世: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最放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可教育好子女就是一堆拒之社会大门外的臭鞋阵营,想走进社会,登堂入室,先将鞋脱了。
不过,在中国社会,也有唯一不讲脚臭的时候,那就是文革大串联的这段日子。
1966年的825日,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开始徒步到北京串联。
10天后的9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历程3000里到北京,来到了伟大领袖的身边。
到了9月,大串联队伍就如潮水般地涌入京城。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驻京串连者达7000余人。
    大串联时,个个南来北往,人人脚步匆匆,但有几人能天天洗个脚?谁又会在拥挤不堪的接待站住宿点,先脱了鞋,再进屋?
    1966831日,毛泽东第2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安排下讲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
    92日,又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为全面贯彻“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5日,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由此掀起高潮。
10天后的915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3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我妹妹是在毛泽东第4次接见红卫兵那天见到了伟大领袖,也许领袖是不会记得有个才15岁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尖远眺他老人家,小女孩的脚已经好几天没洗了。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
北方在10月下旬就已入冬。实在是太冷,南方人的脚丫子冻得更受不了,如果能用热水泡下脚,肯定是最好的享受了。可是没有谁会享受到这一福气。脚臭味随着大串联的步伐一路在迁移发酸。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连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天真革命型、接受教育型、煽风点火型和到此一游型。前三者几乎每到一地,大多数激进分子就会参与当地的侮辱人格、抄家和殴打活动。一路上“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造反口号,响彻云霄。
    有些红卫兵组织还会也利用血统论整同学,当时的口号就有“此反必造,同学必斗”。
如有人署名“东海”贴出的大字报,对附中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学生而提出自责,并要求造反头头迅速转变立场。此举产生极大的震动,马上就有人立即写了一张化名“太平洋”的大字报,重申了造反大方向是正确的。也许“太平洋”意喻比“东海”大吧,可是年轻学生们的思想混乱变得更大了。
    有的学校,干脆搞起了针对同学的批斗会。会上由北京来的红卫兵总会带头,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人格侮辱和拳打脚踢打。那时的女孩挺疯狂,穿上一身绿军装 ,束上一条宽皮带,最为英姿飒爽了。
令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居然还冒出了一个“黑字兵”队伍。
    96日那天 ,南京全市性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里成立。該“总部”中学部的头头是省委副秘书長韩培信的儿子韩建中。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操场”是该总部的重要成员。由于该总部红卫兵袖标是红底黑字,故称为“黑字兵”。江渭清、彭沖和南京军区首长林维先、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等人亲临会场,江渭清亲自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沖等人还戴上学生们送給他们的袖章,成为“黑字兵”的名誉成员。由於上述背景,“黑字兵”与省市委、南京军区和省公安厅之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並从各方获得大量资助,因而显得财大气粗、兵强马壮,在江苏省委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脚踢开旧党委”的口号成了一句屁话。
    99日,南京全市造反派学生以两个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及雨花台事件”为由,脚跟挨着脚跟地聚集在省委大门口示威。省委紧急打电话给“黑字兵总部”,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省委。“总部”迅速調集大批“黑字兵”,踏着声色俱厉的脚步,匆匆赶到省委,並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設立了“前线指挥部”,脚板稳稳当当地站在了当权派一边。
经过三天的对峙,包围省委大院的造反派学生被迫主动撤离,脚底下就象涂了层油腻,所謂“九.九事件”便以造反派的失败而告退。从黑字兵积极参与“九.九事件”,不难看出,当时的领导干部是如何在背后操纵了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组织。
回顾那段已被否定了的历史,却也让人清楚地知道这个否定并不彻底,最重要的是将文革责任悉数推给了林江集团,林彪和江青能组成一个“反毛联盟集团”吗?经过文革的人都明白: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他们都是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才鼓动成千上万的毛猴子们造了反。
有人以为文革被否定了,就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也许是太天真无邪了。要知道,官方可以鼓励修庙建菩萨,可就是永远不会准许建立“文革博物馆”,也许理由很简单:家丑不可外扬,搁置争议,让历史自行自灭吧。这中间,恐怕最大的难题还是牵涉到伟大领袖的形象,正是因为领袖随手拨了一根毛,才变出了那么多的毛猴子乱了天下。当然, 也涉及到那些曾在文革时期风光过,或许迫害过别人又自己被迫害的人。如今世界流行政治数学公式,如101103106等等,唯有没人会给文革定性为41,这1可是老大,加不得。否定了领袖,也就否定了党的历史,那些为党的利益而奋斗者,自己的历史也要改写了,他们的子孙万代又以什么再向世人去荣耀?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中国古训。宋·释普济在《五灯会元》就写道:“僧问:‘化城鉴如何是各尚家风?’曰:‘不欲说。‘曰:‘为甚如此?’曰:‘家丑不外扬。’”
由此来看,家庭内部不体面的事情不能向外人宣扬。国家是个大家庭,当然“国丑更不可外扬”。建立“文革博物馆”,自然是要不得。嫌脚臭,可以脱了臭鞋,光了着脚登堂入室,将臭鞋搁门外就行了,何必还要将所有的臭鞋收集起来搞个“臭鞋博物馆”?似乎脱了臭鞋,脚丫就干净了,没了那臭味。其实,穿了鞋,臭味还少点,脱了鞋后的脚臭味更折腾人。
说起这入室脱鞋的事,还得回过头来说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大街上见到老外,是不能言及国家大事的,否则有脚跟踏偏、投敌叛国之嫌。但老外要跨进中国的大门,还得懂中国人的规矩和中国的风俗习惯。老外想入境进中国国门,首先就得要脱鞋,要防止他们的脚下会将西方文化污染过的污泥,带进我们伟大而纯洁的国家。
时过境迁,当我沐浴在阳春三月的暖日下,回顾那个可悲可恨可笑的荒唐岁月,不会再固然坚守“家丑不要对外张扬”的祖训,对脚底之臭的认识,却多了些许感叹:
路是用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各人也有各人不同的路,沿着别人的脚印行进并不困难,为自己开拓道路却要困难得多,但也光荣得多。
遗憾的是中国人行路前总喜欢望上看,也许是眼睛都生在头顶上,看到上面怎么说,然后才移动双脚跟着要求的路线去行走、奔跑、前进。致使自己看花了眼,走错了道,因为路线总会不断地变,谁也找不到真正的方向在哪里。彭真可以毫无顾虑地主持打倒“三家村”,他却没料到刘少奇会毫不动摇地主持打倒彭、罗、陆、杨“四家店”,刘少奇也没料到自己会被林彪、江青两路人马毫不迟疑地送进地狱,林彪也不例外地又被毫无保留地火焚他国而体无完肤,江青一伙又被毫不留情地囚禁下狱,唯一对此事毫不相干的却是毛泽东,中央台依然毫不犹豫地将“东方红、太阳升”唱响全中国。
中国人的脑袋长眼,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因为你得听天子的话,面观天子必须哈腰,磕膝盖碰前胸,脚后跟踢屁股蛋儿。没有天子的号令,挪不动脚掌。谁想抵抗天子的命令,谁就会被一脚踢开,谁顺从了天子,谁就能承受其恩典。
    历史也会开玩笑,当你忠心耿耿地唯天子所言而行时,你以为可以放开手脚前进了,你却会在一场残酷的竞争赛跑中,莫明其妙地跑错了道。谁知道天天高喊的口号也会随着变脸而改腔调?今天,你高喊打倒谁,是服从;明天你高喊为打倒的人平反,也是服从。只有当你万丈高楼一脚蹬空,被抛弃时,你才会发现自己受了欺骗,自己只不过变成了别人的一块垫脚石。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无权无势的愚民,只不过是路边的草芥野花,来去匆匆的官崽奸商权贵,车水马龙,会把遍地残红踏成花泥。谁又会去关注和同情道旁的弱者?
官崽奸商皆豪富,践踏落花铺金路,权贵得志笑闲人,唯有失脚闲人怒。
“走资派还在走”,这是英明领袖的告诫。既然文革尚没有全部否定,中国也没有全盘东化,领袖永远不会倒,昔日的毛猴子们何苦要跟在走资派的脚后走?难道他们的脚不臭?自己经历过的教训还不够?文革一场,恶梦惊醒,突然发现原来的理想变成了梦想,梦中的自己居然又被抛进了社会家门口的臭鞋阵营中,好在久经秽臭之污染,虽识臭又不闻臭也。更何况如今这个世界,被抛弃在社会大门外的臭味相投者不在少数了,愚民正在开智,个个都学会了如何去臭骂这个世界之不公不平,用臭鞋扔总统的人也大有人在。

第35章 否定错误与否定事实


年过花甲,反思人生,功思退,过思进,是我此生的最大体会。也许,人生的最大弱点就是“护短行为”。为了这护短,既会否定错误,也会否定事实,靟靟者,多而杂。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总有一个怪现象困扰着我们:儿子必须向父亲认错,父亲又有几个会向儿子认错的?下级必须向上级认错,又有几个上级会向下级认错的?就以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在所谓“大跃进时代”里,媒体撒了多少谎?在文革浩劫中,媒体的煽风点火有案可查。可是,有哪一个主流媒体会公开认错?在这些中国主流媒体的大事件记录中,过去的错误统统简笔略过,媒体的历史是年年光辉、天天正确。
在这种“护短行为”的怪圈思维中,一大批高层领导几乎也不例外。文革已经明文否定了,但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终极,没能得到客观的结论,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参与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伤害过战友、同事,直接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除了大讲他们曾经受到的迫害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们自身又迫害过多少人?
我们谁都无法否定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文革走过的每一步,并非是谁能预先设定的。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以说刘少奇是冲在最前面的,而且还提出了要清理教职员工队伍。1966627日下午四时,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刘少奇在这个会作了讲话,大批彭、罗、陆、杨,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刘少奇还在这个会说了一通奇谈怪论:“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
正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全国出现了学生批斗教师,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甚至划分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种不同的子孙辈来。
当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又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他在1966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
19666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在刘少奇讲话后,作了总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开始时,都提出了用“剥笋的办法”。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得到了平反,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得到了平反。当然,被彭真批斗直至自杀身亡的吴晗、邓拓也得到了平反。
但那些整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整的人,无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生前是否对自己的错误有过检讨和反省?
文革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预先设置的如此之疯狂。文革中的批斗模式,其实就是取经于刘少奇和王光美推行的“桃园经验”方法,包括吊飞机、戴高帽、游街坊、施暴力。
为了扭转已失控的文革斗争大方向, 196685——就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在当日会议上印发。文中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68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内容共分为十六条,因此又简称为“十六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已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明确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报纸全文公布。
1966810日晚,毛泽东亲自到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12日北京市正式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 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出的工作组结束了镇压学生运动。
同日,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成了惟一的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其结果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1966816日,在中央文革策划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表示对他们行动的“热烈地支持”。从此,北京学生、“红卫兵”走向全国 “煽风点火”。
19668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19668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毛泽东穿着军装检阅了群众。在大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时,毛泽东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以后,“红卫兵”将“要武”与“武斗”等同。此后“红卫兵”也称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
会上,陈伯达和林彪在讲话中在毛泽东名字前冠以“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以后“四个伟大”的套语流行全国。
林彪在会上,还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以后统称为破“四旧”。
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8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在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破“四旧”运动推向了全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8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同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含冤去逝。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82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来了许多人,他们给中宣部送了副对联,贴在中宣部办公大楼的门柱上。
上联:庙小妖风大,
下联:池浅王八多,
横批:阎王殿。
这幅对联,后来流行于全中国。因为中宣部确实是被毛泽东钦定为阎王殿了。
831日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在那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此后,北京和全国掀起 “红卫兵”抄家和打人的活动。仅827日-91日,北京大兴县就打死325人。
毛泽东从19668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促使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国。
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并没有统一的组织,随着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为此,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如今,文革已被否定了。但没人会主动和坦承地承认自己在这场文革浩劫中的责任和过错,高水平的领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要认错。
中国有太多的活毛驴,都是犟种;
中国也有不少死鸭子,死也嘴硬。
马不打不走,钟不敲不鸣,理不讲不清。文革之罪,到底谁负?
中国人好护短,甚至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可以改写历史。看看那些悼词,也能明白许多。不少入棺者,除了在悼词中有文革中曾受到迫害之外的评语外,是绝对不会说其在文革中也迫害过别人的事。
“否定错误”就是“否定事实”,可悲的是这种护短行为至今没有根绝,比如那个反腐问题,高喊“反腐”者,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拒绝错误”的口号,天天都可以喊得很响,那是喊给别人听的;“拒绝认错”的口号,那喊不响了,明知故犯,明哲保身,明白人都懂得如何去为了护短而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