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权威与顺从

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皋兰路15号，现划为思南路幼儿园。

思南路幼儿园创办于1956年，原址思南路91号，是在2007年9月迁至皋兰路11号，包括13号、15号、17号在内。思南路幼儿园系上海市最早的涉外幼儿园，素有“未来人才摇篮”之称。

我清楚地记得幼儿园园舍环境幽雅，建有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生活与活动设施。小时候，我在幼儿园里学习绘画、雕塑，我创作的绘画作品“小燕子”和“雨中”，参加过展览。我最喜欢的就是捏泥巴，做泥塑。

在上世纪50年代，对少年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孩子们灌输对共产党的依恋感情。对于当时学校系统的行政教职员工来说，想取得这等政治教育的成功收获很难，因为新中国诞生后，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共产党的目标结合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教师几乎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师范学校里培养出来的。

共产党要求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不只是重组课堂教授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大批顺从和忠于党的教师队伍，要让教师们首先懂得党的绝对权威性。这才是共产党所许诺的大众基础教育。

据1950年的数字统计，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生，但到了1959年末，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小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政府意识到不可能期望农村教师提供的教育能符合严格的政治管理。由此，中国教育系统发生了分化，国家集中精力致力于城市教师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养，尤其是中学教育成了一个重点工作。

我的父亲曾参加过新四军，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过，又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作为党培养的干部，他转业后就无条件地顺从了组织安排，去了沈阳第十一中学执教。后来又顺从党组织的安排，调回他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大都市，让他担任了市重点学校北郊中学副校长一职。

学校要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首先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要强调自觉的忘我，对集体和权威要无条件顺从；另一方面，却是创导主动、果敢与创新精神。

但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一开始就强调学生教育的性格单一，那就是象雷锋那样做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信仰教育成了学校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本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经验。死记硬背被认为是学习中的敌人。教育者也绝不会将智力作为评级分类的标准。然而中国的教育历来是背道而驰，古人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宋词是必不可少的。打倒了孔子，不再背诵孔孟之道了，但必须背诵红语录，背不出红宝书的条文，不是学习不好，而是觉悟不高或思想反动。

孩子们的兴趣发展和主动性正在受到压抑，所有言行举止，必须要符合党的利益，在集体主义教育下，任何脱离，都是自由散漫的自由主义。至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自由”这两个字，不是好名词。在我以后争取入团入党的评语中，都有一条缺点：说话随便，自由主义。

中国教育就是一种权威教育，服从就是硬道理，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孩子们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植树造林，但决不是教育孩子如何认识自然和学习树木栽种知识，而是一次政治教育，如组织学生看望军属、孤老，到马路上站位劝阻行人不要随地吐痰，去菜市场拍打苍蝇，都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1952年，有两本小学美术课本受到了批判，理由是允许孩子们在绘画中有太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就被认为削弱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从此，美术课上教师画什么，学生就画什么，毫无变化。自我表现的艺术创作，在中国是不认可的。从中国学校的黑板报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由教师确认的范文，还有一些统一的政治宣传画。这都是特殊的政治宣传。由于我自小就喜欢绘画，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宣传任务就是负责出黑板报，在小学、中学时代，我是出黑板报的第一人选，而且在知青时期，连队出黑板报的事，也总是由我去负责。

在西方教育中，诱导学生自觉学习时，不能用剌激方法让学生互相竞争。涉外的思南路幼儿园倡导“儿童的需要是合理的，儿童的需要是要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关注和引导儿童需要，开发潜能，注重和谐，为儿童的后继学习与终身发展奠定早期的素质基础”为办园宗旨，也正是为了构建了关注儿童发展需要体现“科学、适切、有效”的幼儿园优质教育实践体系。同时构筑为家长、社区提供早期教养指导的优质服务网络。

在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中，卢湾区思南路幼儿园始终走在探索与研究的前列，汲取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脑科学、发展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起全体教师的热情和智慧，在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断建树，充分挖掘幼儿园一日活动对幼儿最大的教育发展价值，正在努力实现“优质教育每一天”的社会承诺。

思南路幼儿园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高质量”的一流师资队伍，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多次参与国际早期教育的学术交流，获全国、上海市科研成果等奖多项，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幼儿园积极与国内外幼教机构保持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在国内外幼教界享有较高的办学声誉，被首批命名为上海市示范性幼儿园。

也许是这个幼儿园的独到之处，尽管岁月流逝，我对幼儿园的生活却始终怀有难忘的记忆。每次从幼儿园回家后，父亲都要我汇报一天的生活、学习情况，作为奖励，父亲就会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述秋瑾和三侠五义的故事。父亲还教我如何收集邮票，将用过的邮票在温水中泡去背后的浆糊。父亲还会给我买香烟牌子，那套印有小海军的香烟牌子是最漂亮的。当然还有不少印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香烟牌子，让我认识了武器的种类和性能。回想起来，这些香烟牌子，就象识图卡片，深深地镌刻在我儿时的脑海之中。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随意性的，是激发我的想象力，让我在兴趣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教育是在学生中推广互相竞争的剌激手段，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知识学习上，更多的是在政治品行上，孩子们被吸引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过程中，就意味着侯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包括队干部和共青团员。这是在全力培养最顺从地服从权威的积极分子。

我就是在顺从教育中走过学生时代的孩子，但望着眼前的曾就读过的思南路幼儿园，我却很渐愧，因为生活教会了自己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那就是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你可以顺从社会，社会却不会顺从你。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威与顺从的关系？不久前，就有人抛出了一本《新权威主义》的书。光凭书名，我就不会去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断定这种书的教育意义就是宣传无条件地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