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间，大地震不断。一些老百姓就纷纷议论：“地震到，菩萨倒”。1966年的3月8日至29日，邢台发生大地震后，1967年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1969年渤海发生7.4级地震，1975年辽宁海城发生地震。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几乎毁了整座城市，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回顾文革时期的地震现象和政治大事件，至今令人费解。
当时，当局曾发出通知要求阻止谣言，一些禁止谣言的公安通告说：“地震到，菩萨倒。这是反革命分子散布的政治谣言。”通告还说要严厉追查谣言散布者。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地震灾区的灾民不仅不惧怕天崩地裂，而且围坐在地震废墟上学习毛主席语录，个个笑逐颜开。我们可以从当时主流媒体发布的那些摆布的新闻图片中，见证那个时代的荒唐。
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对大地震没有太多的印象，唯一知道的是“人定胜天”，地震并不可怕。我们是依靠媒体报道生活的，报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报纸、广播就是党的喉舌、党的声音。
但是，党报也有哭泣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个196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相继逝世，不得不令人惊骇。难道这不是应了“地震到，菩萨倒”的天命？
1966年的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前后的日子里，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了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还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刘少奇还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并讨论予以通过。该提纲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
还是在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和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一份《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二月纪要》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斗争矛头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实际上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毫无疑问，《二月提纲》和《二月纪要》是中国政治大地震的前兆。
《二月提纲》是向毛泽东汇报后才下发全党的，但却在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中被全面否定。《二月纪要》却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后，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解放军报》编辑部还专门发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中共中央又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作了批示：“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邢台发生大地震的前五天，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实际上是由彭真主持。彭真主持的此次京西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
邢台大地震发生的整个时期内，中央却在忙于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瑞卿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瑞卿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瑞卿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他：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但自杀未遂。
1966年3月22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达95人。
３月２9日，邢台发生了最后一次地震。但在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没有对抗震救灾作任何指示，而是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三次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即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号召：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由此，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整个机关秩序混乱一团，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初，部里开会还由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召集，大家戏称是维持会。后来，陈伯达写了张条子，派人接收了中宣部办公室所辖的机要、秘书、档案和人事的权力，这就等于宣布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也正式罢了他们的官。
政治是一场游戏，这话没错。还在2月时，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了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还拟订了一个《二月提纲》。接着，彭真又主持了京西会议，炮轰罗瑞卿。但在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就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了工作。彭真在整人时是决不会想到结果会整到自己的头上。彭真曾说过“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还得补上一句“专制面前人人挨整”。
那些整人的人，尽管自己后来也被整，但在整别人时是不手软的。
1966年4月，谢富治就在中央批斗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书面批判发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谢富治为罗瑞卿列了四大罪状和一个教训：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1，他搞的 “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2，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3，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4，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要以罗为鉴，接受教训。谢富治将罗瑞卿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
1966年4月，杨成武也在中央批判罗瑞卿的这个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书面批判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杨成武批判罗瑞卿上纲上线到极点。他批罗说：“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杨成武对罗瑞卿列了九大罪状：1，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2，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3，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4，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5，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6，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7，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8，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9，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上海会议之后成立的“中央工作小组”，于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罗瑞卿因跳楼自杀未遂，跌断一条腿后，因为他的所谓“自绝于人民”，以揭发批判为主的那个三月会议也随之升格，即性质变了，原来还带点人民内部矛盾的味道，一下子升级成“敌我矛盾”，罗瑞卿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是叛党。
令中国社会啼笑皆非的是：当时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彭真。不久，他就成了国内头等大敌 “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的黑帮老大。
中国的头号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一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文革期间更是锋芒所向，锐不可挡。
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一论突出政治》；4月14日，推出社论《政治统帅业务： 二论突出政治》；4月22日，又发表了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三论突出政治》。
到了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正式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如今回想起来，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那可是罪大恶极的事。政治有时很有趣，那些曾拥簇在林副主席身边的人，后来全都摇身一变成了批林批孔的先锋。一张张与林彪夫妇合影的文革历史照片，见证了高层人物的变脸表演。
罗瑞卿被打倒了，彭真也被打倒了，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还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另写一信报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对罗瑞卿的审查结论。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也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革。
会议前半期，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
“彭罗陆杨”四人都身居要害职位。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褫夺了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
《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五人小组”成立，直接领导“文革”。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通知》号召，注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其实削弱了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以上是1966年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后，中国出现的政治地震基本也就在3月前后。
一年之后的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中国重大政治事件基本上也是集中在这一时期。
1月4日，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海兴起“夺权斗争”，后称为“一月风暴”。 1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大革命”。同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那年的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同是这个2月，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却在多次会上，揭露判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的罪恶行径。这被称为“二月逆流”。同月18日，毛泽东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作了严肃的、毫不留情的指责。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批判运动。
河北河间发生地震是3月27日，但3月3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此，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实行“军事管制”，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了“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大约经历了二年的相对平稳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但在 1969年7月18日那一天，渤海发生了7.4级地震。在地震发生三个月后的10月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也从那时起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1969年的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也就是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其实，现在那些曾下过乡的“老三届”知青都已经明白了：上山下乡既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还可借此达到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更可悲的是一些曾经积极参与文革的城市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欺骗了，由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也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如果说“地震到，菩萨倒”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是在渤海发生地震那年的10月17日，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监护”，11月12日凄凉地死开封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他的骨灰盒上写着“刘卫黄”的假名字。骨灰证上的“职业”一栏，填着“无业”。国家主席刘少奇死期距地震发生相距才100多天。
刘少奇死了，邓小平却死里逃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举行，曾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人物的邓小平被起用了。不幸的是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了地震。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但中国又发生了远比辽宁海城地震更严重的政治大地震，邓小平复出上台才10个月，从11月开始，毛泽东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扶起的邓公菩萨在政治地震中又倒了，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震惊了世界。1976年的中国大事件，同样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三大菩萨一个个倒了：1月8日，周恩来在大地震前去世了， 3月下旬开始，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接着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7月6日晚，电台公布朱德去世了。周恩来、朱德是在唐山大地震前不久后相继去世的。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去世了。
在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被称为青丘山“九尾妖狐”的江青及其同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于10月6日凌晨，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毛远新等人。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陆续公布了“四人帮”的三批罪行材料。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进入高潮。
1976年的中国政治地震，其影响力，远超过同年的唐山大地震。如今，“地震到，菩萨倒”的传说，已不再被作为“造谣”而会受到公安通缉了。但痛定思痛，有太多的经历会让人反思：我们无法反抗大自然天崩地裂的惩罚，但我们面对天翻地覆的政治动荡，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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