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回家带来了三只天鹅蛋，天鹅蛋很大，我随手抓起相机想给这蛋留个影。但如何表现出我拍摄的就是天鹅蛋呢？着实让我思忖了一番。
老伴拿来了鸡蛋和鹌鹑蛋，放在天鹅蛋旁边作为静物摄影的比较吧。我又取出几枚硬币作陪衬，也许能够通过影像表现出天鹅蛋之大。
在拍摄天鹅蛋时，我无意间看到了闲坐在书柜上的那只铁皮青蛙，想起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句话，于是就顺手将铁皮青蛙与天鹅蛋硬扯在镜头之下了。
在光影之间，那只铁皮青蛙仿佛突然间活了，将我带到了童年记忆之中。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 “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时期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玩具全是靠自己动手制作的，我会做木制的刀枪、纸糊的兔子灯、泥捏的不倒翁，至今仍在自家屋顶花园里打造儿时的玩艺，造木屋、搭木桥、建木梯、做木人，年已花甲，童心未泯。
但是，我不会忘记童年时曾经有过的瘾痛和羡慕，邻居家孩子的玩具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其中就有那只铁皮青蛙。铁皮青蛙用铁皮制成，蛙背刷上深淺不一的绿漆条纹，还有两只会晃动的眼珠子。铁皮青蛙肚子里藏着发条，只要转动身旁的铁钥匙，上足了发条，铁皮青蛙就能蹦跳起来。
多少年来，我总忘不了这神奇而可爱的铁皮青蛙。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圆梦，人老了，我也会随意收集一些儿时玩具，如扯铃、木砣，当然还有这铁皮青蛙。小时候得不到的玩具，现在有了，也就找回了过去的失意，有了属于自己的胜利喜悦。
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长期来崇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个所谓的专家学者总会狂言胡语说什么“和谐”是中国国粹，其实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中国有严酷的法律，但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古训，人人皆知。孔子更有名言：“刑不上大夫”，足见当官犯法也毫无顾忌可言。
当官能享受高薪高禄，告老回乡，荣华富贵，世袭相传，福延子孙。于是历代学子读书只为了当上个公务员，“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孔子所言。于是乎，发愤苦读，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只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旦登上官阶，富足天下，便又刮起了另类中国风：门当户对。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讲究和强调的就是等级对衬。
也许推翻了蒋家王朝，上下二千年的封建专制被打倒了，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社会。
有一位中共首长就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被视作狗崽子的年轻人也曾激动过。但不应该存在，可是却偏偏存在着。
记得文革运动初期，一些时髦的公子哥儿居然提出了“受害问题”。
那个官太子谭立夫就首先跳出来说他受害了。他在经济上受害吗？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可以大吃荷兰炼乳；他在政治上受害吗？他入了党。新改组的主流媒体《北京日报》，更是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中国社会就是那么荒唐。
诉苦的不是受“等级制”压抑的那些人下人，却是那些权倾朝野的权贵子弟们。
于是，我常会游逛在街头，听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是如何在“诉苦”。
权贵子弟在街头上愤怒地挥拳高喊：
“我们为什么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什么为狗崽子们大开方便之门？”
“红五类子弟功课不好，为什么大受教授白眼？”
“狗崽子们为什么竟被提升当干部？”
这就算是受害吗？
堂堂一份首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么谁会去为此作反省？中国的媒体永远是正确的，庆祝报社成立“妈的”多少年时，从不会说自己也有过错误报道的时候。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在那个时期，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会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中国的学校还曾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黑六类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红五类子弟享受特殊优待。不少大学甚至成立了“贫协”一类的组织，可与团组织并立而为。
文革初期，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发起了一个人类史上最特殊的红卫兵运动。我所在的中学也接到了通知，广播中说：学校正在筹建“红卫兵团”组织。也许是阴差阳错，我居然当选这个“红卫兵团（筹）”组织的成员之一。但当我正感到莫名其妙时，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上面传达圣旨了：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黑六类又多了一类），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我因为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父亲被打倒后，我已滑落到这“黑七类子女”行列了。因此，宣布我成为学校“红卫兵团（筹）”组织成员才三天的时间，我就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
“红五类子弟”开始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黑七类子女”，有的还借出身问题挑动红卫兵批斗“黑七类子女”……
回忆起这些往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出身不好的子弟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
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在前团市委的指示下，一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教师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红五类子弟”另眼看待的。否则，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在中国的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红五类子弟”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
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这是所谓的招降纳叛。
由刘少奇老婆王光美推出的桃园经验，凡搞过“四清”的地方，都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也许，文革初期的批斗、戴高帽子，其起源都来自这桃园经验。当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时，刘少奇、王光美也受到了批斗，相信参与批斗活动的也有“黑七类子女”。物极必反，因果报应，恐怕这是最典型的案例了。
整个中国社会是如此地混乱！出身是一个人成长的首要条件。连街道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但出身却不一样了，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中国“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中国历史悠久，帝皇辈出。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但再怎么说，也不至于将全体老百姓的孩子们划分成“红五类子弟”和“黑七类子女”，难怪领袖高唱“惜秦皇汉武略逊风骚，一代英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了。
文化革命，首先革的是“黑七类子女”的命。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仔细回忆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革命文化”的骨子里却是“阶级偏见”，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始作蛹者，到底是谁？
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矛头又指向谁？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并没有提出革 “黑七类子女”的命。正是那些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人，才偷换了概念，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将出身不好的青年当作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一旦，当他们有机会重新掌权，那么权力也只会交给自己的子孙，太子继位，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劫数。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专制承袭。在等级如此分明的中国，草根子弟要想有出头之日，那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笑谑自己，拍摄了铁皮青蛙与天鹅蛋的合影照后，便对老伴说：我吃不到天鹅肉，今天就尝尝这天鹅蛋吧。我将硕大的天鹅蛋砸碎了，也将过去的记忆砸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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