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每年春节最受关注的是央视春晚。2013年春节也不例外。也许有很多人梦想能上春晚，登上央视舞台一展风采。还在春晚前，媒体就大爆舞台设计如何之现代而辉煌。当今的舞台设计够炫乎的，按外形变化就可分为镜框式、伸展式、圆环型、旋转型、波动型，以及鼓桶式转台等。如果按材料构成，又可分成玻璃舞台、木质舞台、石质舞台。就连舞台地板也是五花八门。
那么谁是舞台的主人？
看过春晚后，包括今天的元宵节目，才明白：虽然舞台的设计制作费用是纳税人化的钱，但真正能登上这个舞台的亮角却是有选择的。春晚舞台属于央视主持人们的天堂，他（她）们天天在视频上亮相，还不足以展示才华，还需在春晚上来个集体展艺。
不过，也有人对春晚舞台不屑一顾，莫言就是。
有关莫言是否会上春晚的消息一直被热烈讨论。尽管央视回应曾很模糊，但莫言女儿受访时称父亲要回老家过年。莫言自己也表示，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开会和接受记者采访，而是写作。据说，至少有三家卫视向莫言伸出了橄榄枝。莫言说，诺贝尔奖对作家来说往往是一个“死亡之吻”，他要尽量避免这种结局。就莫言获奖后的诸多言行看，莫言拒绝被春晚“消费”，而且这种拒绝是带有力量感的，绝非场面话。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又到底写了些什么作品？尽管自己也是个作协会员，但那是四、五流也够不上的作家，因此就上新华书店买了五册莫言作品，品读一下。
读了莫言的作品，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
在中国大陆，文艺创作必须突出主旋律，那么什么是主旋律？莫言笔下的主旋律是什么？作家的舞台到底在哪里？
查阅资料，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舞台？舞台是在剧院中为演员表演提供的空间，它可以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演员的表演，并获得理想的观赏效果。舞台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平台构成，它们有的可以升降。
关于“舞台”的基本解释还不只是指“供表演的的台子”，还包括“某种活动的场所”。
如唐颜师古的《隋遗录》中就说：“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 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也有说词：“泪脸补痕劳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
但将“舞台”喻指社会活动的场所，舞台面就大了。清秋瑾《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云：“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 鲁迅在《准风月谈·黄祸》言：“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显然，“舞台”还包括了政治舞台、历史舞台。
说及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我突然想到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1966年2月形成的一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工作路线问题的会议纪要。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亦称“二月纪要”。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批示矛头针对北京市委，表扬上海，批评北京，而且批示特别批给彭真，批评北京跟不上。
第二次是1964年6月，毛泽东又批示，对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协会不满，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第二个批示的矛头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指控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没有“大演大写解放后的十三年”。
1965年11月，毛泽东借批吴晗《海瑞罢官》开始“剥笋”。
在毛泽东的眼里，思想文化界的舞台正在蜕变，他将文化舞台存在的问题扩展到政治舞台。也就是在这些批示的指导下，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同年同月24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同年同月24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于是， 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江青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这个初稿，把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
毛泽东曾三次审阅，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的内容。
就这样，“二月纪要”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000字，扩展到定稿时的1万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
1966年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
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将《纪要》于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并附上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通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的官方媒体称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
此后，以《纪要》为根据，展开了对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并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批评和创作。
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纪要》正式发表。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清除、艾青和冯雪峰等人被打成右派，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写真实”“干预生活”“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主张的批判，都是在文革前的17年。但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5月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如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又统治了舞台，毛泽东的理想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舞台是什么？是文化？政治？历史？中国舞台常演不衰的尽管是变脸，但舞台的主角永远离不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因为英明伟大的领袖都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谁又有能力去要求春晚的主角改换成时传祥和王进喜去唱流行歌跳踢踏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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