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作为一个六六届的初中生，最难忘的应该是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在北京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震惊了全世界，却震颤着我们这些黑六类子弟，我们没有机会，更没有资格去天安门，在我们还没有走向社会时，就已经成为人下人了。

对我而言，更为愤怒。我的父亲原是共产党的干部，参加过新四军，还在辽沈战役立过功，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阶下囚？我一生都在研究父亲的失败原因，也决不会重蹈父亲的覆辙。

父亲的政治失败，让全家陷入了底谷。我讨厌政治，却对政治一窍不通。我曾经拒绝了同学们希望自己领头参加造反的鼓动，也就是不想搅和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当社会将我和我同样命运的孩子们逼到了深渊时，我们一起开始努力去向上攀爬，要在深渊里找到生的希望，只能靠自救。

当最宠爱我的中学校长江先福被批斗后，他也被推向了深渊。我最终与同学们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火种兵团”，我们将在浴火中重生，也将放火去焚烧这不公的社会。

当时，我们几个孩子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社会背景，凭着的是一腔怒火和燃烧的激情，投入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这场人生的搏奕中，我们明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组织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八个同学拍摄了一张合影照。没有袖章，我就用白纸和回型针一夹，在手臂上一套，上书“火种兵团”四个墨写的字。没有旗帜，我在白报纸上写了“火种兵团”四个字后，还特意画了把火炬。只要石在，火种就不会绝。是动乱的社会逼着我们这些不良子弟爬出了深渊，要重回社会，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们也是人！没有章程，没有宣言，甚至没有口号，我作为这个最特殊的异类红卫兵组织首领，我只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学！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重回心间的还是骨子里的追求：平等、自由！

班主席也成立了一个组织，纠集了几个其他班级的所谓“班干部”，偸袭了我们“火种兵团”的临时办公室。同学中有人建议，也去砸烂他们的总部。我阻止了。我不会单纯地以暴制暴，我的暴力行动更为恐惧，我要让他一辈子记住自己的错误。

我亲自带队，组织了几个同学闯到了班主席的家。这是一场抄家行动。

按照我事先的布置，这次抄家行动，不乱碰任何物品，只查抄他的书籍。

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当时的臭老九，面对突然而至的红卫兵硬不起来。事实果真如此。他的父母无法抵抗我们的抄家行动。

很快，同学们就查抄了一大堆的书籍，放到我的面前。这些书籍，包括苏联和西方的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不少是马列著作。班主席跳了起来，想与我们辩论，被我的一个同学一巴掌打住了。当他父母上来想护卫自己的儿子时，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这些书都盖有学校图书馆的印章……你们可以仔细辨认一下。是你们的儿子偸了公家的财物，我们才找到这里来的。”我横着眼对他的父母说：“子不教，父母过。你们的儿子在学校里胡作非为，这都是你们的错，如果我们再看到你儿子敢到学校里捣乱，就揍死他后再送到你的家！”

回到学校后，我又组织同学们在校墙外刷起了巨幅大标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从此，那个臭老九的狗崽子就没敢跨进校园一步。此举还警告了其他学生组织，“火种兵团”将用“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很多时候，中国人是欺软怕硬，我还在中学时代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此等陋习，也明白了唯有强者才能为王。

也从那时起，我们的组织控制了整个学校，一些教师组织也主动走近我们，希望与我们联手。

“火种兵团”成立之时，我就说过要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做到了，已成为全校最大的造反组织。我还说过，要争取教师的支持，其实任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长胡子的教师在操纵。

要教师服从学生，这并不难，因为教师最怕受到学生批斗。何况我在校时，就得到不少教师的关心，我一直有很好的师生关系。

当然也有几个不怕的教师会硬出头，他们自己成立了教师造反组织，批斗校领导，让学生组织充当第一线的炮灰。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家伙，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一张全班合影照上，可看到后排中央的班主任的头发梳得流光净亮，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的罪证，还有他平时穿着尖头皮鞋，这也是当时的罪名。更可悲的是他的名字叫“继祖”，他的父亲偏偏不是工人，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个开小杂货铺的小业主。他由此被批斗，被打倒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自量力的出人头第的表现所造成的。

没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干扰，也没有任何教师组织敢与“火种兵团”较量，谁想批斗校长，也就非得经过我的同意不可。我保护了校长，校长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政治。

我在学校里有一个总部办公室，我经常在那里读书学习。从班主席家中查抄来的那一大堆书籍，已不够我阅读了。干脆以保护学校图书馆的名义，去寻找更多的书源。

    那个六六年的冬天，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

1966年12月5日，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也就是最早的红卫兵们突然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成员多数是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当初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是打倒别人，现在论到打倒他们的父母了。从红五类滑到了黑六类，这是历史在给他们开玩笑。1967年初，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那时就有130多人被投入监狱。后被毛泽东亲令释放，原因是什么？不说也明白。毛泽东需要他们的父母，也需要他们继续服务。

那个冬天，全国各校园内都开始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教职员工也相续成立了各类组织。传单说，红野等造反组织与造反军在小礼堂进行了关于批判血统论的辩论。当时还有“校内派”和“校外派”之争。

我就读的中学里渐渐热闹了起来，那些被“火种兵团”排斥在外的学校组织，纷纷挂靠起校外著名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市或区的“总部”。形势变得复杂了。

“火种兵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风向，也不能闭门闹革命。于是，我让同学们收集红卫兵的传单，了解红卫兵组织的背景、力量和主张。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作挂靠，牌子硬了，不敢冒犯的校内组织也让了八分。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个别人还参与了上海化二技校的武斗、公革会与消革会的武斗。

1966年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指挥、控制下，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

 25日 北京清华大学五千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带领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次在社会上公开宣称要打倒刘少奇。

26日 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广州服药自尽。

27日 彭德怀被北京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北京，开始了他的半幽禁生活。

回忆咀嚼那个痛苦而荒谬的年代，让我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在那个中国最严寒的冬天里，我们的“火种兵团”居然控制了整个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保护了校长江先福，还在得到校长的同意和支持下，保护了校支部书记叶希，副书记邵鸣。我居然在造反时，能够得到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认真读书，读书好，读好书。

 数年后，当我重返母校时，已官复原职的校长和书记、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同学，我们对往事都一笑了之，留下的是真诚的拍照合影，记住的那份师生情谊。

在那个冬天，我和同学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集体旅游，到公园去拍照、聊政治和人生的未来。

在我的旧相册里，留下的照片不是什么喊口号、唱红歌、刷标语，以及组织批斗、参加武斗的场面。

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我们聚集在桂林公园的假山前，在用虚假磊起的世界面前展现的却是青少年学子的纯真。

我们一起在鲁迅公园里划船，让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一些暂时的释放，也向鲁迅先生送去一份敬意。

为了学会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我们居然会不带雨具，冒雨步行到西郊公园，在毛泽东去安源的画像下留个影，宣个誓：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唯一与我的同龄学生不一样的是，我会独自在窗下桌前去阅读，希望从书中学会行事做人的道理，找到一个能让太阳照耀心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