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些有关介绍美国传统节日的书，无意间发现，自己第一次到波特兰的日子，居然是美国的哥伦布节。
哥伦布节为10月12日 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登上美洲大陆。还在小时候就听说过有关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故事。他出生于热那亚，1476年移居葡萄牙。中国古人认为天方地圆。哥伦布也相信地圆说，认为自欧洲大西洋沿岸西行，可达东方。1492年10月，哥伦布率船3艘，水手87人，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成为西方第一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人。1493、1498、1502年他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大陆沿岸进行实地考察。但他至死都误认为他所到达的美洲大陆是印度，故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
哥伦布节是美国于1792年首先发起纪念的。当时正是哥伦布到达美洲300周年纪念日，纽约市坦慕尼协会发起举办了纪念活动。1893年，芝加哥举办哥伦布展览会，再次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美国大多数州都要举行庆祝游行，教堂礼拜和学校活动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和知识的增长，我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说法，有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一种民族自尊吧，我认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应是中国和尚慧深。根据何在？有中国的《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中国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从慧基的传记中，中国的学者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份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学者们说，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从书刊和网络上，公布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1913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37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1500多年之久。”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郭伟成曾经担任过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1990年－1991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有关中国慧深和尚的调查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和史实，读来令人信服。
和尚与记者，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在中国与墨西哥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上，却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写下了各自的篇章。
今年，是首批华人迁居墨西哥125周年。但是，在中墨两国交往的历史上，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据考，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和尚慧深就曾经到过古代墨西哥。他把那个陌生的土地称作“扶桑”。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前的1000年前，中国佛教和尚就曾沿着阿拉斯加，到达了美洲大陆的墨西哥。
中国唐代(公元618—907年)的《梁书》卷五十四《东夷列传》记载说：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自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在唐代《南史》中也有类似记载。所谓“扶桑木”，就是墨西哥的“龙舌兰”，古代墨西哥人的日常饮食和衣料，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直到现在，龙舌兰的根茎仍被用来酿酒，叶子的纤维用作织网。从中世纪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两国的祖先历经千辛万苦，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往来。其间在墨西哥有关于“中国纺织姑娘”和“中国之船”的故事；首都墨西哥城至今还矗立着旅墨华人社团为纪念墨西哥独立100周年而捐造的中国钟塔。在中国，19世纪时，墨西哥的“鹰洋”曾经是中国市场、尤其是南方与长江流域一带的通货。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不仅关注了两国交往的过去，也见证了两国当代的友好往来。作为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在这张中国最重要的、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我工作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多。
1978年3月，我作为人民日报的国际版编辑和专栏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墨西哥石油国有化的专栏文章。
墨西哥也是人民日报首批派出驻外记者的国家之一。从1986年5月到1992年6月，我担任人民日报驻墨西哥记者，并连续两次当选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1990—1991)，是这个拉美最大的国际新闻组织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亚洲国家的主席。
正如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墨西哥的数百篇文章、报道涉及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样，我也曾有机会结识到墨西哥上至总统、政府部长、议会和政党领袖、企业家、新闻记者和影视明星，下至平民百姓的各式人等，感受最深的是墨西哥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朋友的慷慨热情。
他们酷爱祖国和独立、热爱印第安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并把这看作他们的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可以说，欧洲人历经300年的殖民时代，仅仅占领了这个混血民族的躯壳，印第安人则控制了这个民族的思维和情感。墨西哥的阿兹特加先哲把友谊比作珍宝，现代墨西哥人同样珍视友谊和友情。
驻墨期间，我由于工作的原因，常常去同我国没有邦交的中美洲国家采访。遇到困难，我就去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帮助；只有回到墨西哥，我才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踩在墨西哥的土地上，我总有回到家里的感觉。旅墨期间，我也常常在独立节晚上应邀到国家宫观礼、参加国庆庆典活动；作为外国记者协会主席，每年在我和我
1990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请我作他们的“教父”。当我为每一个学生戴上银质毕业戒指的时候，我觉得，在我和这些墨西哥青年之间，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并且把我们融合在一起。至今，我仍然怀念他们每一个人，希望从他们中间，出现一批象墨西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哈科沃那样的名记者。
1992年6月，当我离任回国的时候，墨西哥总统特意在官邸接受我的辞行；当时，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1994年6月初，我应墨西哥总统府外国新闻局的邀请前往访问，刚好赶上一年一度的“新闻自由日”。总统府热情地邀请我出席总统与新闻界代表的早餐会。总统亲切地对我说：“在这里总会有很多朋友，墨西哥是你的家。”
现总统塞迪略博士正在繁忙的竞选活动中，仍然抽空接见。我们的友谊从他担任国家计划预算部长开始，延续至今。1997年，我陪同人民日报社长去墨西哥时，塞迪略总统膝盖动手术不久，仍然坚持在官邸接见。他对我说：“你是墨西哥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受欢迎的。”
里卡多•罗恰特地把我的好朋友、著名影视明星埃迪特•贡萨莱斯等人约到一起联欢；在前总统埃切维里亚的家宴上，主人把我作为“埃切维里亚家族的老朋友”介绍时，久病初愈的另一位前总统波蒂略使劲用偏瘫的双手拍着膝盖对我表示欢迎，令我感动不已。我每次去墨西哥，埃切维里亚前总统总是抽空与我见面；我也常去看望德拉马德里前总统。应该说，我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光是在墨西哥渡过的；我在人民日报最主要的工作经历都与墨西哥联系在一起。我对这个象我的祖国一样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对这个玛雅和阿兹特加人的土地怀有深切的感情。我曾经对墨西哥总统和朋友们说过：“墨西哥是我的第二祖国”，这是由衷的。对墨西哥，我总是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墨西哥人民对友谊的珍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完全可以超越种族、宗教的界限。墨西哥的“祖国之父”贝尼托 华雷斯有句名言：“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是和平。”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与尊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把我们这个星球变成一座“地球村”，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划分不同的种族、不同人类，已经是一种陈腐的观念。
1992年，当我作为人民日报驻墨西哥记者离任回国的时候，主持中墨恢复邦交的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把他珍藏的巨型画册《墨西哥革命壁画》赠送给我，并题词说：“中国与墨西哥之间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代以前，以及现在仍然拥有的源远流长的友谊，由于一位新闻记者，这就是我们亲爱的朋友郭伟成以伟大的尊严所从事的职业新闻工作而得到新的体现。在他六年旅墨生涯之后，我想通过他，向高尚的中国人民转致我极为真挚的拥抱；他们在我的祖国是备受尊敬的。”
诚然，与两国人民之间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相比，一个人倾其一生，能够做到的一切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与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史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很有意义了。
1996年，我把旅墨见闻和感想，写成《扶桑梦》(墨西哥的昨天和今天)一书出版。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博士在百忙中写来前言，认为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以出色的新闻报道与详尽的通讯，为加强中国和墨西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并说，“特别重视墨西哥和中国之间深厚的共同点”；他还赞扬我作为墨西哥外国记者协会主席“推动了各国记者对墨西哥现状广泛的了解”。我感到荣幸的是，这本书能为中墨友好有所贡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墨西哥前也读了我的《扶桑梦》。他在参观墨西哥全国人类历史学博物馆后亲切地对我说：“我看了你的书。写得很好。关于扶桑的考证，我这次访问也用上了。”
如果说，慧深和尚用他艰辛的旅行、仅存于古代史籍的罕见篇章，难得地记载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进行友好往来的轶事；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新中国的新闻记者，我也有幸用热情和智慧见证了两国人民在人类千年行将更替之际的友好往来。新闻，作为今天的事实、明天的历史，应当传之久远。如果将来的人们有幸纪念华人迁居墨西哥1250年的时候，他们必将会发现，从慧深和尚到中国记者，我们今天满怀热情而自豪地从事的一切。
当我看到了这些材料，我自然相信：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如果，这确实是事实，那么中国的慧深和尚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早一千多年哇！建议美洲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不妨也研究一下中国的慧深和尚，能否由在美佛家弟子们发起一个纪念慧深和尚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