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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14年4月26日星期六

少年宫围墙外的孩子


我的自述89 

我自小就喜欢昆虫,我喜欢蝴蝶的舞动,蜻蜓的速度,蜜蜂的勤劳,螳螂的威武,蟋蟀的勇猛,蚯蚓的沉稳……后来,与几个同学一起翻墙头,偷偷溜进了少年宫,才第一次看到了昆虫标本。从此,我就学习自己动手制作昆虫标本了。由此,记忆也将我带回了那段苦涩的岁月时光。
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通过竞争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仅所有的政治读物都充满了带有道德说教的故事,而且一旦阅读了这些读物后,老师们就会教给我们如何去遵守道德或政治教育。唯有少年宫才是儿童们的乐园,可以在那里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各种知识。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与其它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却是一群被拒绝在少年宫围墙外的孩子。
学校为了让学生们牢固地掌握政治课学习的内容,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两小时的少先队活动,包括兴趣小组。能够加入到这支少先队积极分子的队伍之中,是一种殊荣。但当时能加入少先队组织的孩子,只限于那些表现最好的、热情最高的和学习最出色的。这样,孩子们经过组织的教育,一批批地先后加入了队组织,如果到了四年级还入不了队,那就会受到所有同学的冷眼相看,就象是一个罪犯,抬不起头来。胸前没有红领巾,会使一个孩子被中国社会所遗弃。
但是,在中国的学校里,孩子能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决定权,起初是在老师手里,后来就转到了由老师指定的那些队干部们说了算。虽然,也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实际上是“集中”在支配“民主”。有时候,大队长或中队长说了算。为了增强纪律性,积极分子通常被编成严密的组织单位,每个班就是一个中队,由学生担任中队长和副中队长。在少先队中队里,又按照教室座次安排分成几个小队。我担任过的最高职位就是一个小队长。
我负责的小队有12个学生,小队的重要作用就是组织同学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轮流发言,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其实,要当好一个称职的小队长也很难。
在小队学习时,每个孩子都会谈学习体会,甚至谈及学校和家中的那些事。由于各自生活的家庭不一样,家庭教育也存在着差异,在发言中就会惹祸。
有一个学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当教师。这个学生在小队发言中就说:“我长大了不做工种田,当工人农民没有出息。”
他的发言,在小队中引起了争论。我这个小队长就不知道如何批评这个同学。
这时老师就会发话了:“毛主席说工人农民最光荣,为什么有人的看法就不一致呢?”
还是孩子的少先队员们是很听老师话的,特别是那些积极分子总是跟着老师的脚后跟走。老师的引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有的孩子开始大谈工人阶级最伟大,贫下中农最幸福。那么当老师就是可耻吗?孩子们就不可以拥有当老师的理想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少先队的小队活动,甚至中队活动,老师一般都不参加了。没有老师的到场,自由了些,其实却更不自由。那些积极分子差不多已经完全代替了老师的角色,他们对同学的态度更为傲慢,动不动就用高帽子压人。往往是通过施压让同学们顺从于规定的行为准则。
在小学校里,少先队组织还有班委会,由六、七个班干部组成,分别负责学习、文体、劳动等。在班委会之下,组成各小组,由小组长负责这一些学生的日常活动,包括早上的队列操和学习小组。全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担任了各种角色。
这种严密而组织化的积极分子管理系统,迫使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严格服从集体和组织,按照党的要求和观点、行为模式说话、行事、做人。但这种单纯强调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也强调了顺从行为的竞争化,以顺从教育为主的教育方式,阻碍了孩子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困惑。中国需要培养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应该避免课堂教学的限制。于是有人就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教育模式中的少年宫。
苏联共产党曾将一些没收来的公寓改建成少年宫,挑选出来的孩子可以在课后到少年宫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各种小组活动。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曾这样评价少年宫:“儿童的求知欲很高,但兴趣并不相同,如只依靠课堂教学是不能满足的,而少年宫却协助学校满足了儿童的要求。少年宫可以让儿童从感觉到今天是少年宫的小主人,让他们树立起成为国家、社会主人翁思想,让他们在独立、创造性活动中,形成独立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创办少年宫的那些人,最终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教育孩子们要顺从,另一方面教育孩子们要学会主动和创新。这些教育方式的改变,决不是针对全体孩子们的。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能当上班干部,才能成为少先队的中坚骨干,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参加少年宫的兴趣活动。绝大多数的孩子是没有机会去少年宫体验生活的。
令人遗憾的是,能去少年宫的那些孩子具有最大的共性,就是顺从、听话,行为的服从和态度的顺从,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少年宫的指导老师们发现:这些精选出来的孩子对制定自己的计划和加入小组活动,都显得兴趣不大,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如何管理和领导别的孩子。真正对兴趣学习有热情的孩子,往往不是学校推荐的。可以说,我就是后者类的孩子。
为了能到少年宫去看看,我和同齡孩子会想方没法溜进少年宫里。为了防止被少年宫的老师发现,我们这几个孩子还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常溜到标本室里去,看那些制成为标本的飞鸟、动物和昆虫。久而久之,我就萌生了自己制作标本的想法。
标本制作很难。首先是我没有条件解决动物或飞禽的尸身腐烂问题。但可以制作昆虫标本,根据昆虫本身的特性,如身体、大小、软硬程度、生活时期等,有各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对体型较大、体表较坚硬的昆虫,采集后,在标本还没干燥以前,用细针插在标本上并进行整姿或展翅等工作,等干燥后,也就完成了。
有些昆虫体表较为柔软,无法制成针插的干燥标本。此时,可将虫体浸泡在特殊的液体中。我没有这种液体,也就放弃了这种实验。还有玻片标本,那是适用于体型极小的昆虫,必须用显微镜或放大镜观察他的形态特征。
当标本完成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标本烘干。一般在50的定温箱中烘干一星期左右即可。我只能保持原生态,存放入标本盒中保存。标本盒以铁制的饼干盒替代。
上初中时,我就主动要求当生物课的课代表,每次上课前,我就主动跑到生物老师那里去帮助搬运实验教具到教室里。生物老师作为对我的奖励,常让我观察学校里的生物实验室,教我一些制作标本的经验,有时还特意为我一个人讲解各种动物、飞禽和昆虫的知识。也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每一个标本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生命也会永恒。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年过六甲,我却童心未泯。我将去年夏天收集的蝉和天牛,做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标本。那些蝉和天牛,尽管已死去数月,几乎成了木乃伊,但色泽、形态依然如故。
小时候,我常与哥哥一起去捕蝉。我居住的皋兰路和思南路一带,树木葱葱,居住的大院里还有一个大花园。这里是捕捉昆虫的宝地。
后来,我知道蝉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复活和永生,这个象征意义来自于它的生命周期:它最初是幼虫,后来成为地上的蝉蛹,最后变成飞虫。蝉的幼虫形象始见于公元前2000年的商代青铜器上,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人们总会把一个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庇护和永生。由于人们认为蝉以露水为生,因此它又是纯洁的象征。
但我对蝉最感兴趣的的莫过于是它的鸣声。我还会用小巧玲珑的竹笼装养蝉,欣赏蝉的鸣声,从百花齐放的春天,到绿叶凋零的秋天,蝉一直不知疲倦地用轻快而舒畅的调子,不用任何中、西乐器伴奏,高唱着一曲又一曲轻快的蝉歌,就象一位“昆虫音乐家”。
以前,我会陶醉于蝉的鸣声,现在却知道了:蝉是见不得天的昆虫,虽然寿命很长,但是很少很少在阳光下生活,几乎一生都在黑暗下度过。每当蝉落在树枝上引吭高歌时,它就会用尖细的口器刺入树皮吮吸树汁,各种口渴的蚂蚁、苍蝇、甲虫等也会闻声而至,都跑来吸吮树汁。蝉会又飞到另一棵树上,再另开一口“泉眼”,继续为它们提供饮料。就这样,如果一棵树上被蝉插上十几个洞,树汁就将流尽而枯萎死亡。原来当蝉高歌时,却是树木受害时。我不明白的是中国那些文人墨客为什么要疯狂地赞美蝉,难道只为了欣赏蝉的高调鸣声?我对蝉已失去了爱和信任,我制作的蝉标本,特意用炳稀染料涂瞎了它的眼睛。
天牛也是人们熟知的一类昆虫。很多人在孩童时期,曾经捕捉到或观察到天牛,对它们发生兴趣。有趣的是,当我抓住天牛时,它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企图挣脱逃命。我在天牛的腿上缚一根细线,任其飞翔,还能听到“营营”之声。小时候,我对天牛的玩法很多,如天牛赛跑、天牛拉车、天牛钓鱼、天牛赛叫等等,比起目前充斥市场的电动玩具来,玩这种“自然宠物”要有趣得多。最有趣的是“天牛钓鱼”游戏,十分逗我开怀。我在一盛水的盆中,置一鱼形小片,穿孔系线,另一头系在天牛角上,线长适度,将天牛置于另一小木条上,浮于水面,天牛四周环水,会局促不安,频频挥动触角,形同钓鱼,鱼若离水,则钓鱼成功。天牛年龄稍大些的有手指那么粗,年龄小一些的差不多只有铅笔一般细。
去年夏天,我捉到了几只天牛后,就将它们囚禁在玻璃箱里,让它们全都活活饿死!
天牛因其力大如牛,善于在天空中飞翔,因而得天牛之名;又因它发出“咔嚓、咔嚓”之声,其声很象是锯树之声,故又被称作“锯树郎”。中国南方有些地区称天牛为“水牯牛”,北方有些地区称之为“春牛儿”。天牛体色大多为黑色,体上具有金属的光泽,其成虫常见于林区、园林、果园等处,飞行时鞘翅张开不动,由内翅扇动,发出“嘤嘤”之声。但天牛是危害杨、柳、桑、槐、梧桐、苦楝等树木的可恶害虫。
天牛多在晚上活动,有趋光性;小眼面细的,多在白天活动。成虫产卵方式与口器形式有关,一般前口式的成虫产卵时,会将卵直接产入粗糙树皮或裂缝中;下口式的成虫先在树干上咬成刻槽,然后将卵产在刻槽内。
天牛危害,主要以幼虫为主。幼虫对树干危害也最严重。
当天牛卵孵化出幼虫后,初龄幼虫就会蛀入树干,最初是在树皮下取食,待龄期增大后,天牛幼虫就钻入木质部为害,也有的种类仅停留在树皮下生活,不蛀入木质部。
天牛幼虫在树干内蛀食,在一定距离内会向树皮上开口作为通气孔,向外推出排泄物和木屑。幼虫老熟后就筑成较宽的蛹室,两端以纤维和木屑堵塞,而在其中化蛹。
天牛主要是木本植物的害虫,在幼虫期蛀蚀树干、枝条及根部。有一部分为害草本植物,幼虫生活于茎或根内,如菊天牛、瓜藤天牛等。个别种类如棉蒴天牛,则为害棉蒴。还有少数种类,幼虫不生活在植物组织内,而是在土壤中取食根部,如大牙及曲牙锯天牛、草天牛等等。
毫无疑问,天牛幼虫蛀食树干和树枝,影响了树木的生长发育,使树势衰弱,导致病菌侵入,树木也易被风折断。树木受害严重时,会整株死亡,木材被蛀后,也失去了工艺价值。
我为什么要采集天牛制作标本?就是让我去感受自己对天牛的重新认识。天牛很牛,看上去非常强势,其实天牛从小就学会了干坏事。为了自己的生存,天牛不惜以破坏周围环境为代价。
时过境迁,被少年宫拒之门外的孩子们已长大了,不会再为过去的那些事烦心。要感谢的反而是那时的教育制度,让少年宫围墙外的孩子懂得了一个真正的道理:不必去为学会如何顺从而总是弯腰低头的过日子,要学会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就独立地走向自然世界,体验自然之美,从中去学会什么才值得去爱,去恨。
2013223

佩戴国旗一角的孩子们


我的自述88 
    

  在上海皋兰路西,与瑞金路交接处,有一所中心小学。父亲带我去这所小学报名时,校方拒绝了我,理由是我个子长得太小,而且离入学年龄差了一岁。父亲可不服气,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超常的记忆力,是块好料。父亲的蛮不讲理,当然没能得到招生老师的认可。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智商过人,就硬拉着我的小手,将我送进了一所新办的成淮民办小学,还隐瞒了我的年龄,让我提前一年入了学。
    令我最狼狈的是,第一次上课坐在教室里,我就被屎憋得慌,不敢告诉老师,生怕同学们笑话,结果,拉了一裤子的屎,臭味熏了一教室。老师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告状:你的孩子太小,还是明年来报到吧。
    父亲不服气:你为什么不对我儿子说,屎急了可上厕所哇?孩子小不懂事,可以原谅,你做老师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在学校生活、学习。
    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师,在一个市重点中学的校长面前,当然没什么再可以辩解的了。
好在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习不比年长我一岁的孩子们差,但也好不到那里去。更糟糕的是我在班级里总是排不上号,坐在第一排,就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课时是不能做小动作的。上操时排在第一个,也不能偷懒。还有窝心的事哩,老师常当着学生的面,突然在上课
上了一半时问我:“你想大便吗?”同学们大笑,我却气得直咬牙!
    更令我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
    父亲的倔脾气,让他倒了大霉。1958年,来了个大鸣大放,让知识分子们提意见,父亲肯定是上了当,说了些真话,对中国的教育放了炮。他以为这时的自己仍然坐在坦克里在辽沈战场上打仗呢,炮弹只是对着别人轰,那知道这回的炮弹炸了自已了。所谓的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扯高点,就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了。
父亲从东北转业到上海不久,上海开始反右斗争时,他所在学校并没有右派分子。打右派也得有指标,就象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拍死多少只苍蝇一样。学校里没有完成打右派的任务,这可是是非不分,丧失了政治立场。学校那位支部书记是市三八红旗手,她在无奈中选中了我的父亲去为完成指标而献身。耿直的父亲遇劫了。父亲一出事,全家被从皋兰路的别墅里赶了出来,搬到了成都南路的石库门弄堂里过日子了。
    民办小学的老师,也再不用怕我父亲的咄咄逼人了。我受到了惩罚。惩罚的原因就是为了那条红领巾。
    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就在1949年的1013,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老师告诉我们:少先队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的优良传统,与过去的儿童团一样,用红领巾作为自己的标志。红领巾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无数英雄的心血。红领巾又是五星红旗的一角,象征着革命的胜利。红领巾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生——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当时我们看的电影也就是鸡毛信与儿童团之类的。
在当代中国的儿童教育中,学校里的老师总会精心设计一个《红领巾的生日》教学案例。
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热爱少先队组织,崇敬革命先烈,珍惜幸福生活的情感。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队的知识和礼仪,学会正确使用红领巾,掌握敬礼、呼号等正确姿势。
教学准备工作也很多,如为学生提供相关资料、布置教室、队歌磁带、排练小品等。
教学过程更为复杂。
如情境导入、重温入队那一天的教育。要让所有同学回想一下自己入队的那一天,想一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当你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你想了些什么?还有诸如小品表演《入队的那一天》的类似节目表演活动。老师还会诱导式地对孩子们说:“瞧!我们多么爱惜自己的红领巾呀!现在我们都已经入队一学期了,我们再来看看我的红领巾,比一比谁能爱惜它!”
每个学校都 会设计一起少先队活动室。在展示队史室里,学生按兴趣,调整自己的座位,一般会分成四个方阵。
第一方阵:认识队旗、队徽、誓词、队歌等。
第二方阵:观看人民领袖和队员们在一起的照片。
第三方阵:了解队史和队史上的少年英雄们。
第四方阵:了解本校少先活动的照片和荣誉,然后依次交换方阵。教师依次到各方阵作简单介绍。学生分方阵进行相互交流,了解队史及有关少先队知识。
在参观学习活动中,每个方阵还要派代表交流观后感。如看到我们的少先队有这么长的历史,你有什么感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队旗,染红了我们的红领巾,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队旗和红领巾?你曾经参加过少先队的哪些活动?加入少先队后你的生活更开心吗?跟过去的少年儿童相比,你感到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少先队组织还会开展一些队知识小竞赛,如由学生组织少先队知识竞赛,首先确定竞赛组织形式和评比方法。利用学生课前自编自制的竞赛题,进行少先队知识小竞赛。利用竞赛活动小结,教师作表彰和鼓励。
为了让孩子们做一名合格的是少先队队员,手捧红领巾、面对队旗、齐唱队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小合唱《共产儿童团歌》、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是必不可少的。
学校还要开展组织讨论活动,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有的总结都是一个调: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当第一次耀眼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动时,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因为我实现了进入小学后的第一个愿望。但不久,我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你的红领巾是哪里来的?”我一言不发,因为我的红领巾是母亲用一块红布手缝的。老师恼火地骂道:“你家难道连买一条红领巾的钱都没有吗?”
我蹩了一肚子气,更憎恨我的那个同学,一定是他告的密,他知道我的红领巾的来历。很快,我就渐渐丢失了那股佩带红领巾的新鲜劲,其实一条红领巾给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很多烦恼。
首先,红领巾变成了孩子们进校门的通行证。有一次,我的同学到学校大门前才发现没戴红领巾,连忙回头去追妈妈,“妈妈,我没戴红领巾……”边喊边追,可是妈妈已经没影了,两行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学生没戴红领巾,就得回家去取。
但红领巾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它见证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再下一代成长的足迹。鲜艳的红领巾,从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便飘扬在孩子们的胸前了。   
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时,我们准备要争星星火炬章。那时,刚刚加入少先队的孩子,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如何自己系红领巾。老师告诉我们系红领巾是争星星火炬章的要求之一,就让我们练习系红领巾。
很多孩子放学一回到家,就练习系红领巾。到了晚上,有些孩子还会把红领巾小心翼翼地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早上一起床就对着镜子再练习。
我不在乎能否戴上光荣的星星火炬章,我已经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再努力也与星星火炬章无缘。但我对红领巾不再留恋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红领巾分成两种,一是布制的,还有一种是尼龙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红领巾已将年幼的孩子们划分成两个贫富等级的人了。没多久,红领巾还分大小号的。而我,连一条普通的红领巾,母亲都买不起。
当我踏入中学的大门后,胸前的红领巾换成了大号的,但我却从没再系戴过。我认为自己长大了。我不再为红领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每次在学校大扫除时,我们这些中学生总会捡到几条红领巾,其实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领巾,一些学生就会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把红领巾丢了,就要受到班主任的处罚。
文革开始后,班主任挨批斗了,其中一条罪名就与红领巾有关。一个曾经因为丢了红领巾而被班主任教训过的同学在批斗会上,大骂班主任是苏修走狗:因为班主任安排的《红领巾的生日》一课,是完全照搬苏联教育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上册第四课。其实,今日中国的不少学校也还是延袭了这本教科书的教育方法。
因为,少先队的历史与苏联共产党的教育密不可分。
1922213,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是在苏联莫斯科诞生的。刚成立的少先队,并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的饥饿、困难正威胁着全苏人民,当然考虑不到少先队的标志问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员们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下来,系在少先队员的脖子上,勉励他们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了,苏联少先队也同样结束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使命。
现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拥有少先队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共和国的孩子们在小学一到三年级戴蓝领巾,四年级以上戴红领巾。
如今,我和当年一起佩戴国旗一角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也成熟了。就象时下的中国媒体一样,没有媒体和没有谁再高呼“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口号了。喊口号的任务只能落在那些还在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身上了。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2013222


权威与顺从


我的自述87 

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皋兰路15号,现划为思南路幼儿园。
思南路幼儿园创办于1956年,原址思南路91号,是在20079月迁至皋兰路11号,包括13号、15号、17号在内。思南路幼儿园系上海市最早的涉外幼儿园,素有“未来人才摇篮”之称。
我清楚地记得幼儿园园舍环境幽雅,建有体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生活与活动设施。小时候,我在幼儿园里学习绘画、雕塑,我创作的绘画作品“小燕子”和“雨中”,参加过展览。我最喜欢的就是捏泥巴,做泥塑。
在上世纪50年代,对少年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孩子们灌输对共产党的依恋感情。对于当时学校系统的行政教职员工来说,想取得这等政治教育的成功收获很难,因为新中国诞生后,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共产党的目标结合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教师几乎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师范学校里培养出来的。
共产党要求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不只是重组课堂教授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大批顺从和忠于党的教师队伍,要让教师们首先懂得党的绝对权威性。这才是共产党所许诺的大众基础教育。
1950年的数字统计,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生,但到了1959年末,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小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政府意识到不可能期望农村教师提供的教育能符合严格的政治管理。由此,中国教育系统发生了分化,国家集中精力致力于城市教师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养,尤其是中学教育成了一个重点工作。
我的父亲曾参加过新四军,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过,又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作为党培养的干部,他转业后就无条件地顺从了组织安排,去了沈阳第十一中学执教。后来又顺从党组织的安排,调回他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大都市,让他担任了市重点学校北郊中学副校长一职。
学校要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首先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要强调自觉的忘我,对集体和权威要无条件顺从;另一方面,却是创导主动、果敢与创新精神。
但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一开始就强调学生教育的性格单一,那就是象雷锋那样做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信仰教育成了学校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本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经验。死记硬背被认为是学习中的敌人。教育者也绝不会将智力作为评级分类的标准。然而中国的教育历来是背道而驰,古人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宋词是必不可少的。打倒了孔子,不再背诵孔孟之道了,但必须背诵红语录,背不出红宝书的条文,不是学习不好,而是觉悟不高或思想反动。
孩子们的兴趣发展和主动性正在受到压抑,所有言行举止,必须要符合党的利益,在集体主义教育下,任何脱离,都是自由散漫的自由主义。至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自由”这两个字,不是好名词。在我以后争取入团入党的评语中,都有一条缺点:说话随便,自由主义。
中国教育就是一种权威教育,服从就是硬道理,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孩子们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植树造林,但决不是教育孩子如何认识自然和学习树木栽种知识,而是一次政治教育,如组织学生看望军属、孤老,到马路上站位劝阻行人不要随地吐痰,去菜市场拍打苍蝇,都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1952年,有两本小学美术课本受到了批判,理由是允许孩子们在绘画中有太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就被认为削弱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从此,美术课上教师画什么,学生就画什么,毫无变化。自我表现的艺术创作,在中国是不认可的。从中国学校的黑板报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由教师确认的范文,还有一些统一的政治宣传画。这都是特殊的政治宣传。由于我自小就喜欢绘画,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宣传任务就是负责出黑板报,在小学、中学时代,我是出黑板报的第一人选,而且在知青时期,连队出黑板报的事,也总是由我去负责。
在西方教育中,诱导学生自觉学习时,不能用剌激方法让学生互相竞争。涉外的思南路幼儿园倡导“儿童的需要是合理的,儿童的需要是要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关注和引导儿童需要,开发潜能,注重和谐,为儿童的后继学习与终身发展奠定早期的素质基础”为办园宗旨,也正是为了构建了关注儿童发展需要体现“科学、适切、有效”的幼儿园优质教育实践体系。同时构筑为家长、社区提供早期教养指导的优质服务网络。
在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中,卢湾区思南路幼儿园始终走在探索与研究的前列,汲取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脑科学、发展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起全体教师的热情和智慧,在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断建树,充分挖掘幼儿园一日活动对幼儿最大的教育发展价值,正在努力实现“优质教育每一天”的社会承诺。
思南路幼儿园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高质量”的一流师资队伍,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多次参与国际早期教育的学术交流,获全国、上海市科研成果等奖多项,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幼儿园积极与国内外幼教机构保持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在国内外幼教界享有较高的办学声誉,被首批命名为上海市示范性幼儿园。
也许是这个幼儿园的独到之处,尽管岁月流逝,我对幼儿园的生活却始终怀有难忘的记忆。每次从幼儿园回家后,父亲都要我汇报一天的生活、学习情况,作为奖励,父亲就会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述秋瑾和三侠五义的故事。父亲还教我如何收集邮票,将用过的邮票在温水中泡去背后的浆糊。父亲还会给我买香烟牌子,那套印有小海军的香烟牌子是最漂亮的。当然还有不少印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香烟牌子,让我认识了武器的种类和性能。回想起来,这些香烟牌子,就象识图卡片,深深地镌刻在我儿时的脑海之中。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随意性的,是激发我的想象力,让我在兴趣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教育是在学生中推广互相竞争的剌激手段,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知识学习上,更多的是在政治品行上,孩子们被吸引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过程中,就意味着侯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包括队干部和共青团员。这是在全力培养最顺从地服从权威的积极分子。
我就是在顺从教育中走过学生时代的孩子,但望着眼前的曾就读过的思南路幼儿园,我却很渐愧,因为生活教会了自己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那就是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你可以顺从社会,社会却不会顺从你。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威与顺从的关系?不久前,就有人抛出了一本《新权威主义》的书。光凭书名,我就不会去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断定这种书的教育意义就是宣传无条件地服从。
2013220

皋兰路和法国诗人高乃依


我的自述86 

我自小在上海皋兰路长大,也是在这条马路上迈出了人生的最早脚步。
皋兰路是上海市卢湾区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东到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全长才278,路宽12
皋兰路原名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为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修筑,这条小马路是以法国诗人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命名的。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曾改名文安路。1946年时才改名皋兰路。
    当我游走在皋兰路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个法国诗人高乃依。
高乃依于160666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省鲁昂。他是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一向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高乃依的祖父是诺曼底议会的掌玺参事,父亲在鲁昂子爵领地担任水泽森林特别管理,祖上几代都家境殷实。高乃依幼年接受家庭教育,9岁到15岁在耶稣会主办的中学读书。
高乃依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十分喜爱古罗马作家塞内加的悲剧和雄辩家西塞罗的演说词,对拉丁语的诗歌也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学校的教师全是笃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其中还有几位颇有名气的传教士,高乃依从小便受到天主教的深刻影响,以致使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带有较浓的宗教色彩。
高乃依从教会中学毕业后,攻读法律。学成以后,父亲为他买了两个职位:鲁昂王家水泽森林事务律师和法国海军部驻鲁昂律师。当时,封建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专设了卖官鬻爵制度,资产者可用金钱购买官职,政府出卖的主要是法院中的职位。高乃依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其间过着悠闲宽裕的生活,并试着搞些业余创作。
当时的鲁昂是法国戏剧的中心,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巴黎的一些重要剧团经常在那里演出,十七世纪初法国大部分剧本也都是在鲁昂印刷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高乃依对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629年,他的第一部喜剧《梅丽特》问世。坦率地说,这并非超群之作,但剧情比较贴近生活,人物对白设计巧妙。当时著名的戏剧演员蒙多里(1594――1651)把剧本带回巴黎,搬上舞台。演出是成功的,这使高乃依初露头角。
总的来说,高乃依这些早期作品的题材不是十分理想,人物形象也缺乏生动感。然而,与当时充斥舞台的一些杂乱无章的作品相比,他的剧本风格较为简朴,时代气息较强,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当时,黎塞留为了加强政府对文学艺术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正在四处物色御用文人,高乃依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剧作引起了他的注意。1635 年,黎塞留把高乃依吸收到他亲自领导的五人创作班子之中写喜剧。从此,高乃依便可领到一笔丰厚的年俸,并能涉足上流社会的沙龙。
1636年,高乃依的5幕韵文剧《熙德》公演,轰动巴黎,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该剧取材于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 》,将男女主人公投入到责任与爱情的剧烈冲突之中。剧中人都表现出刚毅的美德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了完成自己的义务,不惜牺牲一切。《熙德》演出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但由于这个悲喜剧违背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评论界引起了一场论战。
黎塞留授意法兰西学院组织力量抨击此剧,发表《对〈熙德〉的意见书》。原先,高乃依曾按照黎塞留的意图进行创作,但渐渐地体会到为人捉刀代笔的苦衷,不久因与黎塞留等人意见不合,也就退出了这个创作班子。
高乃依在这种压力之下沉默了几年,终于改变了创作倾向。他随后发表的3部悲剧,严守三一律的原则。《贺拉斯》描绘了一个宽容大量的君主。《西拿》 是一部宗教悲剧,颂扬为基督教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波利耶克特》刻画了理想公民的典型,主人公以民族利益为重,大义灭亲。《熙德》和以上这几部作品标志着高乃依戏剧创作的高峰。不久,高乃依又写出《庞贝之死》,这是表现他前期创作风格的最后一部剧本。
此后,高乃依开始追求情节上的复杂离奇,布景上的光怪陆离,越来越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罗多古娜》、《妮科梅德》等是他每况愈下的剧作。
1647 ,高乃依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1652年他回到卢昂后,在整整7年时间里,他放弃了戏剧创作,此后也没什么成就。直到1674年,高乃依写出最后一个剧本《苏雷纳》,便退出了戏剧界,晚境凄凉,孤寂地死于1684101
皋兰路曾以高乃依命名,留下了一段有关这个法国诗人的传奇故事。其实这条幽静的皋兰路,充满了许多传奇的气息,这里沿路多为住宅区,集聚了一些著名人物的住宅。
皋兰路1号,那是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旧居,是一所西班牙式三层独立花园洋房,张学良在193512月中旬第三次到上海就住在皋兰路1号(张公馆)的花园洋房里。但张学良在沪居住时间很短。
皋兰路2号,是复兴公园边门,一座富有法式情调的小公园,也是权贵和文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皋兰路10号,曾是卢湾区眼病防治所(19799--198311月)。
皋兰路16号,原为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1932年奠基,1934年竣工,由协隆洋行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设计,昌升营造厂承建。“文革”期间被毁掉了上部的圆尖顶,改为一家工厂。1999年,作了大修,修复了上部的圆尖顶。现为一家法国餐厅。
皋兰路18号,虞洽卿故居。
皋兰路20号,卢湾区早教中心。
皋兰路21弄和25弄都是欧式建筑的花园洋房,有英式、德式和西班牙式。
皋兰路27号是由俄罗斯侨民伊万投资建造的德式建筑,后扬州商人高怡生购得。著名书法家徐伯清在这幢楼里居住了50多年。
皋兰路29号,曾被柏林大学化学系博士李祖薰从俄国人手中购得,后由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居住。著名电影演员康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就居住在这幢楼里。现已改为小学。
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也曾在皋兰路居住过。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当然是皋兰路15号,那是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是一幢漂亮的英式乡村别墅。现已改建为思南路幼儿园,门牌号也改为11号了。让我动心的是,那所幼儿园原在思南路,也曾经是我小时候的母校。
当我重游旧宅故地时,总忘记不了那些过烟往事。这里上演过很多人生的悲喜剧,如果高乃依地下有灵,或许可以重新编写他的剧本。
2013219


童话般的上海圣尼古拉斯教堂


我的自述85

在上海思南路转个弯,不消几步就回到了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皋兰路了。当我重返童年时代的旧居时,最令我心动的就是旧宅对面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所教堂现在已改为一家法国餐厅,它还被好事者评为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叫作Ashanti。这个餐厅原本是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名字叫“圣尼古拉斯”。
大约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法租界里俄国侨民越来越多。十月革命后大量旧官僚和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大多都信奉东正教,所以需要在上海建造一座东正教堂。皋兰路当时叫高乃依路,地处法租界,近马斯南路,即如今的思南路。
父亲从沈阳调回上海工作后,我们一家就迁居在皋兰路15号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葱郁、环境清幽。儿时玩耍或上下学,都要与圣尼古拉斯教堂照面,教堂门牌号码是16号。
这个教堂体积不大,小巧玲珑、造型也很别致,算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建筑。
教堂建筑在空间布局上遵循拜占庭建筑形式,用集中式及相互垂直的两条中轴线来处理建筑形象。在外形上,正中最高以一个圆顶统帅整个形象,然后对称地向前、后、左、右降低下来,形成美丽的图案式的形象。在墙面处理上,多处用圆尖顶式的形象作为墙顶,分不同的大小、高低,装饰其间,很有个性。
圣尼古拉教堂原为军人小教堂,始创于192412月,位于法租界霞飞路58313号的民宅内,次年321日祝圣。192711迁至霞飞路876号,1931年再迁至霞飞路929号。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教堂内设立纪念遇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神龛。
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在俄侨和上海其他各国外侨中发起募捐,建造筹集到10万银元,在法租界中心的高乃依路租地,才建造了这座纪念尼古拉二世的东正教大教堂。
教堂的建筑师是当时漂泊在上海的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他无偿为教堂提供设计。19321218,举行了教堂奠基仪式。1934331,教堂举行落成祝圣仪式。
1942年,圣尼古拉堂地皮租约到期,业主王丁秀珍女士依约收走房产。1946年法院进行了调解,教堂仍归东正教会使用。不久,上海东正教会分裂,加入苏联国籍的北京总会维克托总主教与白俄伊望总主教为教堂发生争讼,白俄主教胜诉。
1949年以后,俄侨大多离开上海。
父亲是在1955年调回上海工作的,那时我才5岁,但仍有记忆。大约是在同年的8月,
圣尼古拉堂被关闭了。1956928,由当时的苏联政府将教堂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教堂业主王丁秀珍教授已移居美国。
    记得当时管理教堂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头,虽然教堂关闭,已不再对外开放使用,但那老头知道我居住在对面15号里,就对我和妹妹特别关照,允许我们兄妹到教堂里去玩耍。
那时教堂的内外装饰极为华丽,记得有一个旋转的楼梯。每个墙面多是中间设垂直形窗,窗顶用半圆拱作为结束,窗框、窗格多用铸铁花、彩色玻璃。
教堂老头会带着我们兄妹俩到处参观,这个好大的教堂,可容纳400500名信徒。
教堂老头还会给我们讲述有关圣•尼古拉斯的故事。
教堂老头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尼古拉的地方,住着三个美丽的少女,她们的父
亲却是一位贫穷的农民。他将自己的一生卖给了奴隶主,却还欠了奴隶主的钱,他没办法为3个女儿去办出嫁的嫁妆。
恶毒的奴隶主想夺走他的美丽健康的三个女儿,卖到非洲去做女仆人。三个女儿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拥抱在一起伤心的痛哭。
这时,有一个好心的老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跑到她们家中,安慰了一番。到了夜里,老人就在三条长袜子中分别装了金子,偷偷地挂在三个少女的窗前。她们有了金子,不但还了父亲欠的债,还脱免了去非洲作女仆的命运。
第二天正是圣诞节,她们知道是那个老人作的好事,但却找不到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圣诞老人。
我第一次听说有关圣诞老人的故事,就是教堂老头告诉我们的。后来才知道,圣诞老人原型是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他是土耳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主教。他生活在4世纪时的利西亚,现位于土耳其境内。他虽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但从小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经常救助穷人。圣•尼古拉斯喜欢以匿名的方式赠送给当地穷人各种礼物。在公元346年去世后,他被尊称为圣人,其生前事迹后来演变成今天圣诞老人的传说。他的遗体在800年前被埋葬在爱尔兰东南部城市基尔肯尼的哲伯恩特修道院内。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圣•尼古拉斯的遗体被意大利水兵在11世纪偷运到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地区秘密埋葬。
但也有很多传说,说圣诞老人,是一位在公元3世纪,生活在芬兰北部名叫尼古拉斯的
老人,在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但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喜欢乘坐鹿拉雪橇漫游各地,遇到穷困人家,总要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人家渡过难关。尼古拉斯老人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全部用于帮助患病的和急需帮助的当地穷人。
尼古拉斯老人经常给穷人送金币,还乐于在圣诞夜给孩子们送糖果、玩具之类的礼物。
不过,他的礼物并不公开地送,每每在夜深人静时,把礼物从烟囱投入,这样孩子们总能在圣诞节的清早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这些礼物是一位慈眉善目,满脸银髯,身穿镶着白绒的红袍,头戴白边红帽,手持拐杖,乘坐雪橇的老人送的。于是,人们便称这位名叫尼古拉斯的老人为圣诞老人。
教堂老头告诉我们兄妹,这座东正教教堂的名字就叫“圣•尼古拉斯”。每年的126
日是“圣•尼古拉斯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尼古拉斯都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小礼物。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意味的故事。我和妹妹常会举起小手,数着圣•尼古拉斯教堂的9
金色的圆顶与十字架。
    但在1966年文革中,圣尼古拉教堂的圆顶被毁了,并被工厂占用。那位教堂的老头,据说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了,罪名是宣传宗教迷信,编造圣诞老人的故事,毒害少年儿童。
上世纪90年代,这座教堂曾改建为幸运阁大酒店。直到1994年,该堂公布为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教堂重建了穹顶,但改为简易的马赛克贴面,变成了一个法国餐厅。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距甚远,留下的只是一个印象中的轮廓。
兄妹事隔半个世纪,重游上海皋兰路圣尼古拉斯教堂,唯有的深刻记忆,就是那个曾经为我们兄妹讲述圣诞老人故事的教堂老头。
2013215




为啥上海没有安徽路?


我的自述84

癸已春节在不知不觉中跑进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中国蛇年里,我又会经历哪些事?遇见哪些人?不晓得。但我做了一件事,约阿妹一起去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旧宅逛马路,体验一下小辰光儿时的那些回忆。
旧宅位于成都南路,是一条石库门老弄堂,正弄口朝东,北弄口是巨鹿路小菜场。巨鹿路小菜场是当时上海滩最出名的菜市场。因为巨鹿路与淮海路平行,借了居住在法租界与淮海路上的洋人富人们的光,才成为上海人拎菜篮子最闹猛的地方。
讲起淮海路,呒人不晓这条马路是上海滩最奢华的商街。但却无多少人讲得出这条马路最早的名字叫啥?即使有人会讲叫霞飞路,那么为啥又叫霞飞路?侬晓得伐?
收拾童年的记忆,自然会仰起骄傲的骼浪头,抬眼落睛地胡说八道一通:“啊,侬介笨!连淮海路过去叫啥名字也讲勿出,塌蛋!”
上海滩如果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较关精致的生活热情,还有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这条大马路,最早建造于1901年,当时叫“宝昌路”。
讲起“宝昌”两个字,上海人会认为是图个吉利吧。上海有不少马路就是以突出吉利命名的。如花溪路展开的是恋爱好兆头,凯旋路象征强者胜利,还有武宁路、富民路、团结路等,都有一定的寓意。但事实上,地名只是有些象征意味罢了。谈情说爱的人未必会去花溪路手牵手,居住在凯旋路上的老百姓也未必都是胜出的生活强者,武宁路的地名与“枪杆子出政权”的讲法毫无关系,富民路上也有穷人,团结路照样有人打架。
起地名与印钞票是一样的道理。钞票上要印上人头,不管侬对印刷在钞票上的人是认得还是不认得,欢喜还是讨厌,你都要接受。侬不可能恨杀了印在钞票上的那个人,去放火烧掉好不容易赚来的辛苦铜钿。这就意味着侬必须接受事实,强者可以将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还可以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地名来用。“宝昌路”地名的来历就与一个叫宝昌的人有关。
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被后人称为“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这位宝昌兄弟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曾是法租界的上海区域,至今还是最繁华的地方。由于伊的功劳,叫宝昌路也是必须的。如果叫鸿章路、国藩路或世凯路,恐怕没有人会同意的。
宝昌路为啥又在1914年改为霞飞路了?原来,早在1885年,有个叫“霞飞”的年轻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白相,除了法国的孩子小囡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这个外国帅哥。但是当欧洲大战爆发后,霞飞帅哥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了。尤其是在玛纳之战时,霞飞将军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
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从此中国人也晓得法国出了个霞飞将军。
“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后,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上海人很健忘,没人记得宝昌董事了,也没人记得霞飞将军了。如果说这是反对崇洋媚外,也不见得,因为曾经风光无限的“霞飞”化妆品就是借这条马路的老路名之光,推出了法式的奢侈品。
淮海路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马路,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到上海旅游白相,不去逛淮海路,肯定要被上海人骂为阿木林,是憨大傻瓜一个。
追求时尚的人,到淮海路逛马路,会自我感觉特别好地将高跟鞋踩得刮刮响,吸引回头客多看上伊一眼。
侬可以想象的出:坐在林荫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的咖啡小屋里,手里捧着一本法国小说的中国女孩,身上散发出清雅的法国香水味,当然黑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这样的景,这样的人,多了些许浪漫,多了些洋妞劲,谁会讨厌?
现在以洋人命名的上海路名又出现了,如牛顿路。还有以外国国名及其城市各取一字的地名,比如美国加上华盛顿就叫“美盛路”、意大利加上威尼斯就叫“意威路”、德国加柏林就叫“德林路”。
    当我与阿妹重逛淮海路时,谈到淮海路的路名变化,也注意浏览了一些还能存储在记忆中的一些景点,如淮海电影院、全国土特产商店,还有沿街的一些弄堂,弄口的书摊早已不见了。
国民政府时期,对上海道路命名的方案,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这些路名,在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如松花江路、鞍山路、沈阳路等。
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如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四川路、山东路、云南路、西藏路等,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却是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同样也有特例,如我小辰光生活必经的那条成都路,它就是纵向的,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也许这种特例养成了我的性格:不分东西文化差异,有用就好;唯识南北上下等级,明了即可。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我和阿妹都曾被迫地赶出这个老宅,远离上海都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和阿妹重走童年的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老宅已经被推倒,埋葬在延中绿地之下了。
阿妹插队落户在安徽,父亲流放在白茅岭又冤死在合肥。无意间,我突然自问:上海有很多以省市命名的马路,也有以合肥命名的路,为什么在上海就没有一条安徽路呢?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我希望有一条安徽路,安徽在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标记;我又希望永远不要出现安徽路,这样的路名会标识出我的痛苦,让我重回到过去的缠结之中。
2013214初五


直言莫言之敢言


我的自述83

癸已春节,我与阿妹重游儿时旧宅故地,也就必然会逛淮海路,经过书店,少不了进去看一眼。我的目光停留在莫言的那些新版图书上了。书籍包装全用薄膜塑料纸压封了,没法偷看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大作家究竟写了些什么?从网上查看莫言作品,到处是他的个人网站,一打开才知道上了当,莫言对冒名的那些博客也真够莫言的。我想了解一个真实的莫言,不得不化钱去读他的作品了。
数月前,山东大作家李贯通先生曾到上海,在我的办公室里闲聊中国文学创作,当然会谈起莫言,他与莫言可以无话不谈,甚至举杯到喝醉还言个没完。
莫言出生于1955年,比我年少5岁。我也是作协会员,名正言顺地可以划入作家的行列,人名也辑录于《上海作家辞典》和《上海当代作家辞典》。我虽然至今仍笔耕不止,但却不再投稿出版书籍了,因为如今的中国出版业以什么利益为要务,谁都明白,只要肯化钱,谁都能出书,即使写不满一页纸的人,也可化钱请人代笔出版宏著。我对出版业感到失望,对作家群更感到失望,中国作家几乎都是政治秘书,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在行文作秀,哪来自己真实的感情?由文艺家创作的影视剧、歌舞、戏剧,到处是光怪陆离,吹唱共舞,央视晚会是当代样版戏的大舞台,主角永远是央视主持人,能够青春永不老地屡在春晚唱曲的是谁?谁都明白。但莫言的重磅亮相并不是春晚捧出来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红的却不是国旗色,实在耐人寻味。寻着这味,我决定走近这个莫言。我在书店一下子买了三册莫言作品集,阿妹又送了我两册未撕去薄膜塑料纸压封的莫言作品集,那是单位里送给外甥的礼物。
春节里,我开始阅读莫言作品,打磨自己的辰光。
原来,217是莫言的生日。莫言如果有灵气,就应该知道他多了一个读者,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礼物。
媒体关于莫言的报道,不靠谱的居多,攻击他的人恐怕连他的任何作品都没看过。人云亦云,这是中国人最丑陋的恶习。
莫言的作品到底写了什么?他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我又能在他的思想深处挖掘到什么?当然还有他对文学的作用和现状是如何评价的?不读懂莫言的作品,还是莫言最好。

我对莫言的业绩,不感兴趣。我读莫言的作品,是从读他的第一篇作品《春夜雨霏霏》开始,这是他的处女作,写于19816月,发表于河北保定市的刊物《莲池》上,亳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作品太稚嫩了,了无新意,也不值得张扬,唯一的意义是见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启程起点。说实在的,我的文学创作起步点,远比莫言要早,自上世纪60年代未起,我的文学作品屡在报刊发表,早在1975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我主编并作序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前进》,书中刊有我的作品《老田叔》。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永远是个下三流的作家,因为我不愿让我作品五音不全,总是一个主旋律调。

究竟什么是“主旋律”?打开百度百科搜索,得到的答案如下:
主旋律
[zhǔ xuán lǜ]
1. [theme]∶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的旋律主题。
2. [motive]∶在一部音乐作品或一个乐章行进过程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或音型。
3.特指中国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主旋律”电影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供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难道这就是对“主旋律”的解释?现在电视台搞了一个怪秀问答题,拿着个话筒,到处问百姓:“你幸福吗?”答案在主旋律的乐章中回荡着全国人民的快乐。那么为什么就不问普天下百姓一个真正有关主旋律的问题:“你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吗?”还有那些靠卖唱过奢华生活的歌星,总会在耀眼的舞台上向观众乞讨:“请给点掌声好不好?”唱主旋律还要乞讨掌声?
也许莫言对此也会莫言,但他在作品中就很敢言。读了他的《红高粱》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一支不知是什么党领导的搞日武装,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纠集在一起,演衍的却是一段怪异的爱情故事……谁能说出《红高粱》和成名作《红高粱家族》的主旋律到底是什么?
莫言的作品还有很多,匆匆浏览了一下,不能完全吞读下去,“食草家族”会产生“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决不属于主旋律,走“十三步”去不了“红树林”,“丰乳肥臀”的“蛙”不是“金发婴儿”。读莫言的作品,懂得了一点“狗道”,悟出点“欢乐”,多了点对“怀抱鲜花的女人”、“梦境与杂种”的怀念。
也许有人评说莫言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的“寻根”决不是单指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根就是中国。有人说,某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他家是中上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是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我也不这么认为。在那个最特殊的大锅饭年代里,受压抑的不只是贫富差异,身为国家主席,什么没有?不也是在压抑中死去。那么是什么压抑了中国人?不说也明白,说明白了反而更不明白。莫言的作品中多了不少灰色的幽默,其实那是对压抑的释放和解脱。他不是说不明白,而是不想说明白。
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那么文学的力量在哪里?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早在1989年,海燕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死的活的和疯的》,隔了十年又完成了第二部,但不再投稿出版了,因为有钱就能出书,出书没有稿费的中国特色培养了我的好自为之性格。我完成了有关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叙述,接下去是写中学时代、知青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我以时代划分去构思自己的创作框架,却动不了笔,因为不能违背主旋律,不能违背双百方针,我又不可能用写小说的方法去写一部政治书。记得在大学时学习政治经济学,下发的教科书是蒋学模教授编写的,书还没翻过,就换了本蒋新版,接着是扔掉了教科书,读起讲义了。同学问我这是咋回事?我曾笑着说: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很快,快得连教科书都来不及修订出版了。
以政治为说教的小说,读了太多,也就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不歌颂万岁爷是出版不了的。
我不关心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易碎品太多,诸如《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上海的早晨》,还有《金陵春梦》此类的作品,即使同时放到养老院里,也没人会阅读,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流行的是星光大道、非诚勿扰此类的节目,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消灭剥削阶级的怒吼,中国真正地是艳阳天了,人人走上了金光大道。不再大谈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人都在争相说起中国梦来,那是真正的中国春梦时节。
在读莫言作品时,有幸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谈到了长篇小说标志的长度、密度和难度。特别指出了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莫言又说“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
细嚼莫言的这些话,大惊!首先,他不可能只是一个专写田间地头的人,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专写中国贫穷落后的人,他想表现的是对中国精神的大看法、大思维。他的胸怀够大够长了。但这种表现方法显然与主旋律的约束相背,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精神震撼世界,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优秀历史,中国是礼仪之邦……你能说中国丑陋吗?莫言的“莫言”是假,莫言是敢言敢作敢为,言之其心声,言之其愤懑,言之其无奈,也言之其精神。
也许正是这种脱离了主旋律的创作作品,才能在意大利、日本、美国、瑞典和香港、台湾等地获得掌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才会隆重举行盛大的诺贝尔晚宴,请莫言在晚宴尾声发表致辞,感谢诺贝尔评委“坚持自己的信念”。莫言坦诚地说,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还是写作。
对我而言,读到了莫言的作品,才会明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毋庸置疑,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他正在改变中国的文学创作方向,也在改变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主题曲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主旋律,乡土歌曲、流行音乐,甚至男唱女腔,女吼男调,都已经在中国传唱开了。相对文学而言,中国作家们要复杂的多,回避现实的文学创作是中国体制内作家的通病,吃皇粮的作家是不会去写骂朝廷的事。
莫言在央视采访时,曾被央视主持人董倩追问“你幸福吗”?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敢言的是真话。董倩如果想说真话,或者想听到真话,那么就应该到群众中去追问:“你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 董倩不会这么做,成千上万握着金话筒的主持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太多的人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理想。唯有莫言为敢说真言开了个另类先例。
为什么说是另类先例?建议读一下莫言的短篇小说《麻风女的情人》,麻疯女有两个孩子,男孩名叫“社会”,女孩名叫“主义”,还有个角儿叫 “毛六”……不用读全篇,你就可以胡思乱想,接下去就胡说八道了。是这样吗?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20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