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８８
在上海皋兰路西，与瑞金路交接处，有一所中心小学。父亲带我去这所小学报名时，校方拒绝了我，理由是我个子长得太小，而且离入学年龄差了一岁。父亲可不服气，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超常的记忆力，是块好料。父亲的蛮不讲理，当然没能得到招生老师的认可。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智商过人，就硬拉着我的小手，将我送进了一所新办的成淮民办小学，还隐瞒了我的年龄，让我提前一年入了学。
令我最狼狈的是，第一次上课坐在教室里，我就被屎憋得慌，不敢告诉老师，生怕同学们笑话，结果，拉了一裤子的屎，臭味熏了一教室。老师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告状：你的孩子太小，还是明年来报到吧。
父亲不服气：你为什么不对我儿子说，屎急了可上厕所哇？孩子小不懂事，可以原谅，你做老师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在学校生活、学习。
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师，在一个市重点中学的校长面前，当然没什么再可以辩解的了。
好在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习不比年长我一岁的孩子们差，但也好不到那里去。更糟糕的是我在班级里总是排不上号，坐在第一排，就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课时是不能做小动作的。上操时排在第一个，也不能偷懒。还有窝心的事哩，老师常当着学生的面，突然在上课
上了一半时问我：“你想大便吗？”同学们大笑，我却气得直咬牙！
更令我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
父亲的倔脾气，让他倒了大霉。1958年，来了个大鸣大放，让知识分子们提意见，父亲肯定是上了当，说了些真话，对中国的教育放了炮。他以为这时的自己仍然坐在坦克里在辽沈战场上打仗呢，炮弹只是对着别人轰，那知道这回的炮弹炸了自已了。所谓的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扯高点，就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了。
父亲从东北转业到上海不久，上海开始反右斗争时，他所在学校并没有右派分子。打右派也得有指标，就象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拍死多少只苍蝇一样。学校里没有完成打右派的任务，这可是是非不分，丧失了政治立场。学校那位支部书记是市三八红旗手，她在无奈中选中了我的父亲去为完成指标而献身。耿直的父亲遇劫了。父亲一出事，全家被从皋兰路的别墅里赶了出来，搬到了成都南路的石库门弄堂里过日子了。
民办小学的老师，也再不用怕我父亲的咄咄逼人了。我受到了惩罚。惩罚的原因就是为了那条红领巾。
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就在1949年的10月13日 ，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老师告诉我们：少先队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的优良传统，与过去的儿童团一样，用红领巾作为自己的标志。红领巾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无数英雄的心血。红领巾又是五星红旗的一角，象征着革命的胜利。红领巾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生——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当时我们看的电影也就是鸡毛信与儿童团之类的。
在当代中国的儿童教育中，学校里的老师总会精心设计一个《红领巾的生日》教学案例。
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热爱少先队组织，崇敬革命先烈，珍惜幸福生活的情感。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队的知识和礼仪，学会正确使用红领巾，掌握敬礼、呼号等正确姿势。
教学准备工作也很多，如为学生提供相关资料、布置教室、队歌磁带、排练小品等。
教学过程更为复杂。
如情境导入、重温入队那一天的教育。要让所有同学回想一下自己入队的那一天，想一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当你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你想了些什么？还有诸如小品表演《入队的那一天》的类似节目表演活动。老师还会诱导式地对孩子们说：“瞧！我们多么爱惜自己的红领巾呀！现在我们都已经入队一学期了，我们再来看看我的红领巾，比一比谁能爱惜它！”
每个学校都 会设计一起少先队活动室。在展示队史室里，学生按兴趣，调整自己的座位，一般会分成四个方阵。
第一方阵：认识队旗、队徽、誓词、队歌等。
第二方阵：观看人民领袖和队员们在一起的照片。
第三方阵：了解队史和队史上的少年英雄们。
第四方阵：了解本校少先活动的照片和荣誉，然后依次交换方阵。教师依次到各方阵作简单介绍。学生分方阵进行相互交流，了解队史及有关少先队知识。
在参观学习活动中，每个方阵还要派代表交流观后感。如看到我们的少先队有这么长的历史，你有什么感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队旗，染红了我们的红领巾，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队旗和红领巾？你曾经参加过少先队的哪些活动？加入少先队后你的生活更开心吗？跟过去的少年儿童相比，你感到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少先队组织还会开展一些队知识小竞赛，如由学生组织少先队知识竞赛，首先确定竞赛组织形式和评比方法。利用学生课前自编自制的竞赛题，进行少先队知识小竞赛。利用竞赛活动小结，教师作表彰和鼓励。
为了让孩子们做一名合格的是少先队队员，手捧红领巾、面对队旗、齐唱队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小合唱《共产儿童团歌》、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是必不可少的。
学校还要开展组织讨论活动，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有的总结都是一个调：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当第一次耀眼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动时，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因为我实现了进入小学后的第一个愿望。但不久，我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你的红领巾是哪里来的？”我一言不发，因为我的红领巾是母亲用一块红布手缝的。老师恼火地骂道：“你家难道连买一条红领巾的钱都没有吗？”
我蹩了一肚子气，更憎恨我的那个同学，一定是他告的密，他知道我的红领巾的来历。很快，我就渐渐丢失了那股佩带红领巾的新鲜劲，其实一条红领巾给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很多烦恼。
首先，红领巾变成了孩子们进校门的通行证。有一次，我的同学到学校大门前才发现没戴红领巾，连忙回头去追妈妈，“妈妈，我没戴红领巾……”边喊边追，可是妈妈已经没影了，两行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学生没戴红领巾，就得回家去取。
但红领巾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它见证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再下一代成长的足迹。鲜艳的红领巾，从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便飘扬在孩子们的胸前了。
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时，我们准备要争星星火炬章。那时，刚刚加入少先队的孩子，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如何自己系红领巾。老师告诉我们系红领巾是争星星火炬章的要求之一，就让我们练习系红领巾。
很多孩子放学一回到家，就练习系红领巾。到了晚上，有些孩子还会把红领巾小心翼翼地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早上一起床就对着镜子再练习。
我不在乎能否戴上光荣的星星火炬章，我已经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再努力也与星星火炬章无缘。但我对红领巾不再留恋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红领巾分成两种，一是布制的，还有一种是尼龙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红领巾已将年幼的孩子们划分成两个贫富等级的人了。没多久，红领巾还分大小号的。而我，连一条普通的红领巾，母亲都买不起。
当我踏入中学的大门后，胸前的红领巾换成了大号的，但我却从没再系戴过。我认为自己长大了。我不再为红领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每次在学校大扫除时，我们这些中学生总会捡到几条红领巾，其实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领巾，一些学生就会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把红领巾丢了，就要受到班主任的处罚。
文革开始后，班主任挨批斗了，其中一条罪名就与红领巾有关。一个曾经因为丢了红领巾而被班主任教训过的同学在批斗会上，大骂班主任是苏修走狗：因为班主任安排的《红领巾的生日》一课，是完全照搬苏联教育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上册第四课。其实，今日中国的不少学校也还是延袭了这本教科书的教育方法。
因为，少先队的历史与苏联共产党的教育密不可分。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了，苏联少先队也同样结束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使命。
现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拥有少先队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共和国的孩子们在小学一到三年级戴蓝领巾，四年级以上戴红领巾。
如今，我和当年一起佩戴国旗一角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也成熟了。就象时下的中国媒体一样，没有媒体和没有谁再高呼“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口号了。喊口号的任务只能落在那些还在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身上了。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20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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