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ang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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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被中国精英们称为“充满中国情结”的莫理循，不仅在“使馆保卫战”中亲手杀了6名中国清兵，又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掠夺了两箱“非常值钱的金银首饰”和精美的金玉佛手，以及“全北京最好的玉”。他还厚颜无耻地向中国索要“属于自己”的“庚子赔款”。
大英按察使衙门最高法官之子威金森先生被任命为英国审查英侨要求赔款委员会委员。莫理循向他提交了索赔清单。
莫理循要求赔偿5804英镑10先令3便士，赔偿原因是“在清朝政府、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清军、其他士兵和拳民，使我蒙受了损失”。赔偿项目包括莫理循的房子、珍贵照片、中文藏书、贵重家具、器材、刺绣品和古玩，还有6套服装。
莫理循还要求索赔他的右腿遭枪伤后的工作影响、留下的伤疤，巨大的肉体和精神损失，共计索赔金额为2625英镑。
但是，窦纳乐爵士说：莫理循的索赔要求是“轻率的”。
读懂读全了这些资料，还有人认为莫理循是个正直可信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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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企图从“庚子赔款”中索要一部分，作为对他个人的“赔款”，这有什么依据？显然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我们不妨读懂什么是“庚子赔款”？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庚子赔款的依据是1900年签订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
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
各国的分配比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
“庚子赔款”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
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
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
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
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
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使得人们更加憎恶外国列强；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
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促成了半殖民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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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
谈及庚子赔款，不得不说说梁诚此人。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梁诚1864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他自小好学上进。
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便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就读于麻省安度华学校，是留美学童中最著名的棒球手。
求学期间的梁诚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棒球比赛，如1881年间，曾参与对额士达（EXETER）争夺锦标一级，他凭其个人技术优势，得获大捷，数十年后仍为当地人士所津津乐道。
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
但好景不长，1881年，清政府突然下诏撤回留美学生，梁诚不得已回国。此后，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此踏上了晚清外交舞台。
1886年，梁诚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1903年起担任驻美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这也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他与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的因缘。
梁诚任满回国后，曾两次跟随我国特使，先后赴英国和美国。
1900年，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开战，结果北京失陷，紫禁城被占。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参战的11个列强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支付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这就是庚子赔款。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
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5年，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本国原索赔额度确实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所余1200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
梁诚闻讯后，他立即抓住机会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多次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交涉，提出：
“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海约翰则答曰：
“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
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表示了对梁诚倡议的支持。次日，海约翰便让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祇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
得到海约翰的首肯后，梁诚遂电告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
事已至此，似乎退还赔款已经顺理成章，可怎料风云突变，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和广东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也同时爆发了排华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使得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美方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讨论退还赔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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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至1908年初，梁诚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
梁诚则顶住压力，决定用事实说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频繁地前往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各种档案，从资料中他证实了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所提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由此推算出赔款数目确实是虚高的。他还多次走访参与赔款的美国当事官员，查出中国实际应赔付给美国的只有200多万美元。
梁诚在美多年，深知美国政治运行模式，因此，他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频频招待记者，四处奔走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退款要求，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施压。
梁诚芝加哥留影
梁诚还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绕过顽固的国务卿鲁特，找到与他关系较好的新任内务部大臣和工商部大臣向老罗斯福陈述重核美国损失的必要。
梁诚甚至还通过私人关系直接向老罗斯福施压，在安多弗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曾告诉聚会的校友们他与罗斯福之间的一段交情：“当时我跟（老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力普埃克塞特学校，而使安多弗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
在多方压力下，老罗斯福终于让步，当年5月2日，他正式通知梁诚同意重新对美国的庚子赔款数目进行核实，退款数目最终定为10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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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
梁诚本人曾为留美幼童，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1903年他出任美国公使之时，同行学生就有26人。同年，他还选送了7人到阿姆赫斯特读预科。此后，梁诚多次出席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大会，向中国留学生讲述他早年在美国的留学经历。这些经历无疑在他心里种下了兴办教育的种子。
早在1905年4月梁诚与即将赴中国的驻华大使柔克义商讨退款数额时，柔克义就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提出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退款，当时梁诚虽回答说，中国不可预先对外宣布如何处理内政，但他已意识到美国有意干涉的意向。出于中国可能会失去对这笔钱的掌控，梁诚建议外务部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办学堂、派遣留学生。
梁诚本人作为“留美幼童”的一员和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见证人，他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大趋势。
从1895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引发了国人深深的思考。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至此，出国留学成为很多中国青年救国图存的一条重要途径，赴日留学人数激增，从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总数竟超过了2.2万人。
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梁诚在致外务部函中所言：“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美国）欢迎。”果不其然，梁诚的这一提议迅速被美国政界所接受，老罗斯福和驻华大使柔克义更成为用退款兴学的全力支持者。
中美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中国每年将派送100名学生，到第四年时，中国将有4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会派送50名学生。用退款兴学的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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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是中国的名校之一，也是中国系统化留美教育的发源地。但很少有人会将它与梁诚联系在一起，更鲜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清华大学就不可能存在。
1902年梁诚任驻美国、西班牙、古巴、秘鲁大使，1903年抵美接任伍廷芳任驻美公使。
当梁诚上任驻美公使不久，恰逢他的母校举行建校125周年纪念活动，他被邀请为贵宾，“其肖像至今仍挂在该校之图书馆壁上”。
当时的美国总统有一次曾问梁诚说，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有一位“获得好评、蜚声校际的棒球好手究为何人”？
梁诚回答“就是我”。
从此以后，梁诚在美国“对于交涉事项，一帆风顺，而白宫政员无不刮目相看”。
1905年，中美关系一度陷于低谷，美国政府也把该要求束之高阁。但梁诚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7年，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美方正式照会，声明美国总统答应将谈论退还庚款余额一事。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 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908年10月28日，美中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08年12月28日，老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将多余庚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款数共计1196万美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庚款兴学”，梁诚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选派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于1909年10月在北京西郊设立游美肄业馆，并定咸丰时期的“清华园”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学校的建设费用几乎全部来自梁诚努力争取而来的庚款退款。游美肄业馆创立之后，留美教育逐渐系统化。
1911年2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科，每科学制为四年。次年，清华学堂改由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不再参与，留学色彩更趋浓厚，学堂本身则直接听命于美国驻华使馆，由美国对董事会及校务进行控制。
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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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为清华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从而使系统化、大规模的留学教育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梁诚不负国家重托，经过反复交涉，争回我国庚子赔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开办了清华大学；争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益等。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体育为外交服务的最早案例。
1922年的“清华学堂”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同时，教会医院也出现了。
对于庚子赔款退还部分的用途，梁诚的主张恰好与美国政府计划一致，1908年，他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签约，中国自1909年起每年选派100名留学生赴美学习，直至1940年。
根据中美协议，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
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届的47人、第二届70人在北京考选，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70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
据有关对庚款留学史简明扼要的记述，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下：
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
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
1915：724993.42美元
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
1909—1917：合计6156370.34美元
中美双方商定，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1912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 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 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
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1912年1月11日梁诚被免驻德公使后回国定居。于1917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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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迅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
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
1919年，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
1924年5月底 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 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
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
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
据历史资料统计，至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为止，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
清朝4亿5千万两的赔偿金额，若包括利息支付则高达8亿5千万两，但当时清朝政府预算不到1亿两，导致海关税收也被作为赔偿的来源。平均当时中国人每人须赔偿一两，在法文合约版本赔偿金额的是450百万。
辛丑条约赔款在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最初须由中华民国承受；之后，各国由于考虑到中华民国支付赔偿的压力，担心国际舆论批判及损及本国在中国的权益，部分赔款得以免除或废除。
总计这部分不追究的钱，其他国家份额为40%，加上一战后停止给德国与奥地利的20.91%、美国的7.32%、苏联不再要求的28.97%，北洋政府已有98%的赔款得以免付，到1927年，各国几乎完全撤销了中国对赔款的支付，并将款项用于中国国内。
弄清了“庚子赔款”的起因、数额、用途、退赔等，再来评说莫理循的索赔企图，可见他的野望实在太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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