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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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会议后，莫理循的声望大概是达到了最高峰，即使如此，莫理循对于自己没有能够左右其所谓“通向和平”的主张和进程，感到非常不满。他说话的口气仍然是咄咄逼人，完全不同于《泰晤士报》决策层的调子。“下级”敢于顶撞“上司”，这对于莫理循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莫理循在伦敦所受到的接待来看，他是受到英国政界重视的重要人物。
莫理循在英国的几个月中，他缠绵在与妓女托妮的绯闻之中，但仍然有很多时间在政界忙碌着。他替日本天皇争取到了嘉德勋章；他在鸦片问题上的见解，受到英国负责印度事务大臣的重视，并很快就付绪实施；他对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施加的影响，让朱尔典得到了驻中国公使的任命。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英国外交家，生于爱尔兰，为农家子弟，就读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拥有文学硕士学位。清光绪二年(1876)来华，先在北京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员，曾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对中国官场相当了解。1888年升为北京公使馆馆员，1891年成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出任汉城总领事，1898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1901年成为办理公使，1906年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920年退休之后，曾出席华盛顿会议。1925年去世，享年73。
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送袁世凯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四项无理要求：
（一）不许中国干涉“西藏的内政”；
（二）不能容许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制的军队；
（三）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
（四）在订立协议前将对中国人封闭一切经往西藏的交通。
袁世凯为急于求得列强的支持，在9月中旬即命川滇军停止向西藏进军。川滇军本来可以乘胜直抵拉萨，以期永固西陲，由于袁世凯的妥协而留下后患。
朱尔典在以后的15年中，一直在北京“战战競競步履蹒跚”，那段时间，也这真是莫理循中国生涯的剩余岁月。
莫理循支持朱尔典这样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当然有其自己的暗自想法，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左右他所“提名的人”。
但是，莫理循在这方面是失望的。正如他后来支持过的其他人一样，实际上这些人后来全都受到莫理循的指责。
2
莫理循与他的中国仆人
曾得到莫理循支持过的很多人，实际上后来全都受到莫理循的指责。这一事实，似乎引起人们怀疑莫理循的知人之道。而且后来当他同英国政府的官方观点和《泰晤士报》的立场不一致时，也肯定对他没有帮助。
莫理循同英国官方观点的分歧主要是在他返回北京不久发生的，这表现在两个重要问题上：
一是，莫理循“牺牲中国以满足日本扩张”；
二是，莫理循如何看待中国出现的新兴力量。
莫理循性格内向，几乎一生四处游荡，渴望成就大事业。
莫理循在中年时回忆说：“我喜欢游牧人东飘西荡的生活，喜欢单枪匹马走上旅途。
”这种独自闯荡的爱好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并且贯穿了一生。1879年2月，莫理循刚过完17岁生日之后不久，便徒步从家乡季隆走到昆斯克利夫，用时近6个小时，将近21英里，然后又徒步折回。这应该是莫理循进行的第一次单独徒步旅行，而这仅仅是小试牛刀而已。其后的一生中，他进行的探险式旅行非常多，包括他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莫理循从非常年轻时就养成了“探险——写作”的习惯。新几内亚探险惨败之后，他来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求学。经过两年半学习，1887年8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到美国和牙买加游历了一番，然后去了西班牙，在那儿先当了一年医生，后来因为无法忍受上司而辞职，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游荡，花光了所有钱。
1890年底，穷困潦倒的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在巴拉腊特做了一年住院外科医生，最后又因为和上司矛盾重重而不得不辞职。
来中国以前，莫理循的经历大致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内向性格和自以为是，使无法与人共事，尤其是他并不能够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
莫理循成年后，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可谓屈指可数。他的骨子里似乎总有一种往外跑、探寻外部世界的冲动。
莫理循在给母亲的信中，探险、旅行是他的爱好，成名是他的渴望。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莫理循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考虑未来的时候，除非迫不得已，安稳不会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至少不会被放在首位。
当有一个新的、他从未体验过的机会放在他面前时，这对于他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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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与他的中国苦力
非常遗憾的是那些中国学者或教授们说起莫理循，总是赞扬莫理循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甚至认为“莫理循对中国人民抱有一种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决定去留时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西方人的眼里，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中国人则是野蛮的民族。莫理循来中国以前，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不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的是大多数西方人都有的看法。
那些专家们却说：
在中国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改变了莫理循原有的成见。1894年2月，莫理循先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穿过中国西部、克钦山脉抵达缅甸边境。他后来根据此行写成了唯一一篇游记的开篇，他这样写道：“下面的叙述会告诉读者，这趟旅行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强烈的反感去了中国。但是，那种感觉早已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在穿越和欧洲一样大的中国几省时，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友善、好客。”
当时的中国内地，山川秀美，但人民生活贫穷。在一些地区，人们饱受传染病的折磨，遇上饥荒和瘟疫，更是饿殍遍野。
中国的那些学者们如此赞美莫理循：
莫理循非常欣赏中国美丽的景色，在他的游记中总能看到对秀美山河的颂扬。
对于溺婴、灾荒时卖女为奴、酷刑、万人坑等现象，他通常采取白描的方式，而非居高临下的评论。
对于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指控，如不懂感恩、野蛮杀婴、不开化等，他并不同意。例如，他戏谑地写道：“中国可能不开化，渴望教会的拯救，但中国有一套过分讲究的礼仪，当我们高贵的英国人正在森林觅食、用破布掩盖野蛮相时，许多现代文明中最受人推崇的礼节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类似的为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辩护在游记中很常见。
事实果真如此吗？
莫理循用廉价雇佣中国苦力，至少有两名中国苦力在陪同其考察中国时病死。他一路上憎恶那些贫穷的中国草根，甚至挥舞马鞭责骂那些穷人为“中国鬼子”。
有些专家还通过莫理循留下的一些照片来说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
莫理循对中国人的感情从他留下的和仆人的许多合照中也可见一斑。最经典的一张照片，是1905年莫理循手执帽子、和两名仆人的孩子一起坐在家中院子的台阶上所拍，照片中人微带笑意，气氛和谐。
其实，莫理循有一些与仆人的合影，那只是他的炫富，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从没有捐助过任何一个贫穷的中国人，他总是嘲笑那些传教士去无效地施舍于愚昧的中国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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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
莫理循虽然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感激，但他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和带着他生活在英帝国主义氛围中所产生的强大的优越感来叙述这种情绪的。”
这或许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如果把莫理循放在那个东西方实力悬殊的时代背景里考察，我们会对他有更好的理解。从1750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世界性的扩张基本完成，其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国最初兴起与中华帝国最终衰落。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而到了1850年前后，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跌到了只占世界的15%左右。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的美好转变成“专制、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可以想象，彼时英国意气风发，中国病态恹恹，对比何等强烈。
莫理循虽是澳大利亚人，但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在态度上带有某种优越感在所难免，没有优越感则可算是超脱了。
这种解释和评价，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莫理循游历中国仅仅是为了探险和旅游吗？不，他是考察中国的鸦片种植、生产和交易，是为了打开大英国帝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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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月，莫理循被任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之前，由于他写的《一个澳大利人眼中的中国》引起了《泰晤士报》上层的关注，曾派他去远东考察。但必须强调，《泰晤士报》当时明确地指示他要隐瞒记者身份，而是以“医生”的名义去暹罗、缅甸、越南和中国云南。他的真实身份实质上是英国官方派出的“跨国间谍”，他收集的情报曾得到英国情治部门的表扬。这段历史都有案可查。
在1894年的中国西南行之后，莫理循又在中国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
1906年底到1907年，他从北京出发，途径开封、汉口、长沙、桂林，最后到达河内，考察了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省。
1910年1月到7月，又对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新疆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旅行期间，莫理循报导了清末新政的成果。
这两次旅行，不只是采访报道，他用电报等形式向英国政府及外交官员都作了汇报。
奇怪的是那些中国学者们完全不顾这些事实，相反对莫理循大加赞扬，甚至赞扬他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莫理循似乎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中国政府”的腐败。
专家们如此渲染莫理循的中国情结：
1907年9月，他回伦敦期间应邀在中国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内容充满了对中国的乐观之情，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变军队的尝试和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烟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和勇气。
”
莫理循很重视调查取证，他游遍了除西藏外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内陆腹地，看到的现实比一般中国人还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比一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除此之外，他还博览群书、注重收藏和阅读和中国相关的各类西文书籍（庞大的莫理循书库便是明证），并且总能把旅行见闻和看过的相关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评价、比较，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历史已经证明了清廷的腐败和崩溃，当时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其中很大程度上掺杂了他对这个国家历史的了解和对人民的感情。
后来莫理循接受政府顾问一职时，也很关心“怎样使‘新中国’凝聚成一个稳定而又进步的政治实体，大踏步迈进20世纪的主流社会。 ”
莫理循是真心“关爱”中国人民吗？只有那些被所谓“公知”愚弄的中国人才会相信。
莫理循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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