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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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时，莫理循积极主张英国要加入瓜分的行列，一方面遏制英国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在东北及华北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把包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内的广阔的中国领土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关于中国前途和现状的总的看法上，莫理循满足于当时在英国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落后腐败、没有希望的国家，官员不思改革，社会没有进步的迹象。
透过莫理循的“以日制俄”这一主张和活动，看看在1900至1905年期间，他对中国政治命运的看法，对中国政治外交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义和团运动后，莫理循继续坚持不懈地对俄国在中国东北活动进行揭露，坚持其“以日制俄”观，鼓吹日俄战争。贯穿莫理循这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他看到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对英国在华乃至整个亚洲的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这一担心使他在东北问题上表现为同情中国，希望保全中国。实际上，他更多的是从反俄的立场出发，而同情中国——同情中国反俄。然而，也不能否认莫氏他的行为实际上对于中国解决在东北问题上与俄国的外交冲突起到了帮助作用，虽然不一定总是这样。
莫理循在1905-1911年的游历、公开演讲等活动及书信、日记和所发报导等内容，可以分析探讨莫理循关于新政改革观的内容及其形成原因，并对他的观点与《泰晤士报》的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泰晤士报》的上海通讯员濮兰德等人的新政观，作一对照和比较，对莫理循的新政观作较深入的分析评价。
基于莫理循对中国的实地考察，他对清末新政持这样的乐观看法：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往那个腐朽、没落的帝国，而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积极进取的国家，它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报导中，莫理循主要宣传新政改革的积极方面，总是称赞改革的成效，以维护新政改革的积极形象。其中也包含了功利主义动机。
但是《泰晤士报》官方与莫理循关于中国新政观存在严重的分歧。《泰晤士报》官方倾向于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上海兼职通讯员濮兰德关于中国的观点。
莫理循与他们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清政府改革诚意和内容方面。第二，对中国官僚的看法方面。第三，对英中关系的不同看法。
莫理循除了“固执地”与《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理论外，还不失时机地向英国公众介绍、宣传他对中国的这种乐观看法。
莫理循试图说服《泰晤士报》而作的种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他的努力并没有使《泰晤士报》站到他的立场上来。
2
八国联军侵华
普遍认为，八国联军侵华祸起义和团之乱。义和拳民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慈禧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顺势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但莫理循却认为，事件爆发与传教士教化无能有关，“传教士负有重要责任”。
莫理循还主张忘掉“义和团暴乱”。他说：“清朝确实也已经为此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他还认为“把某些官员说成是义和团，这种说法是反基督教义的、是不仁慈的、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在暴乱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
慈禧为何要打击洋人，除了对列强瓜分中国不满外，更多是不满列强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梁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遭各国反对，令她怀恨在心。但莫理循则明确地表示他支持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对清朝政治的影响是：顽固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失势，刚毅、徐桐此已毙命，这扭转了戊戌之变后中国保守的政治局面，为以后清末那次不成功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而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是康梁10多年的主张。
3
慈禧曾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反对而未能如愿。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便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
慈禧在轻信这份伪造的情报后，昏聩到向西方各国（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同时宣战，派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
开战后，清政府曾公开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不自量力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有头脑清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等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传统观点认为，此为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是卖国行径；而新的观点认为，此举起到保境安民之作用。而事实上，慈禧很快对贸然宣战后悔，默许了“东南互保”。
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才不惜一切后果，走上宣战之路。因此，清军战败之后，西方列强提出“惩办祸首”。慈禧虽无恙，端王载漪被终生圈禁。
在莫理循的日记和回忆中，记述了他对慈禧的看不起，也记载了他对光绪帝的支持和同情。
4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然而，许多中国人也跟着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尤其是清军和义和拳民被击溃后作鸟兽散，不少败兵游勇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北京郊区的老百姓伙同八国联军血洗了圆明园。总之，中国的皇家和平津百姓遭殃不少。
此后，俄国单独出兵，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惨杀，俄国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此后，俄日势力在东北扩张冲突加剧，最终几年后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
各国都在疯狂地劫掠中国，俄国和德国更为猖獗。莫理循在1900年11月24日的报道中说：
德国军队继续在北京四处骚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德国官方还把这种袭击粉饰为重要的军事行动。
11月27日，莫理循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起草了一封长达503字的电报，强烈谴责德国军队的残暴和野蛮。
莫理循甚至建议：英国军队应退出联军，不受瓦德西的指挥。
莫理循的这份电报大大地激怒了德国人，他甚至遭到要接受军法审判的威胁。
瓦德西怒气冲冲地写道：
《泰晤士报》……在这里的代表是个卑鄙的流氓。莫理循先生……妄自尊大，这可能是英国记者的通病。他认为这样就可能引起我的注意。在我的眼里，新闻界的攻击就跟狗叫一样。
莫理循对围困的报道不但触怒了德国人，也使西班牙公使“火冒三丈”，“尤其对报道中提到一些公使临阵胆怯的说法更为感冒”。
奥地利公使对莫理循也很恼火，因为莫理循报道了使馆保卫战中奥地利防线的漏洞。以致以后好几年他都不允许莫理循进入奥地利公使馆。
意大利公使也不断向英国公使抱怨说“莫理循很难缠”。
但他对法国人屠杀中国中国士兵，曾这样写道：
法国人在公使馆附近的一座庙里俘虏了18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在法国公使馆里被一个法军下士活活用刺刀挑死，说是为了节约子弹。
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值得再提及一番。当时正值布尔战争期间，英军主力开赴南非，东亚告急，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中国人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这算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吗？
后期，慈禧将怒火全部洒向义和团，绞杀义和拳民。
那些左派认为：指责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因为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
但还是这帮左派，在文革中，甚至延伸至今，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恐怕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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