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立宪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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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立宪，又称为“立宪运动”，是指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1911年，目的在于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清政府的掌舵人变成了年仅26岁的皇亲贵族子弟、摄政王载沣。
载沣没有政治历练，对宪政也根本不懂，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保住权力。他一上来，先把袁世凯开回了老家，人说他是为兄光绪报仇，可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必如此匆忙？况且袁氏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属于事后的揭发交待以自保，并非如所传是出卖光绪、导致政变的罪魁祸首。载沣驱袁，实际上还是为了眼前的权力之争。
袁世凯虽然为政名声不好，但却是能够掌控重兵的“能臣”，而且他公开拥护立宪，又是汉族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袁的去职，削弱了清政府稳定局势的执政能力，也加剧了高层权力的分崩离析。
有清一朝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政治上压制和排斥多数民族汉族，满族则有种种特权，这是它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死穴。新政中，这项弊政正逐步改革。显然，改革能得民心，倒退则失民心，而载沣连这也不明白，只知道用自家人可靠。他接着不顾宪政改革的规矩，成立了一个以满亲贵族为主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载沣的两个弟弟也入了阁，执掌陆海军，这两个纨绔小儿只对出国考察感兴趣，等他俩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回来，革命就临头了。
谙知民心和善于协商与妥协，是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养，载沣则不合格。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未具体定出召开国会的时间表，后经民间要求，承诺以9年为期，而民间觉得9年太长，要求缩短，载沣很不情愿地减了3年，然后关闭协商大门，说谁再提要求就是捣乱，对请愿者实施弹压，其举措僵化笨拙，没有回旋余地。那些请愿者（主要是学生）原本无反政府之心，曾有学生绝食甚至断指书写“血诚”二字表示爱国，当局如能耐心地与他们协商对话，各作妥协，不见得不能解决问题。然而这些满腔爱国情怀的体制内拥护宪政人士却遭到清政府像对待敌人一样地打击、镇压，这才彻底绝了他们和平改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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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比较早的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
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
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创立报刊、设立社团、发起请愿运动，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这是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预备立宪官话报》。
报载全国绅商学子听到预备立宪的消息，莫不“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扬州商学界撰写的《欢迎立宪歌》唱道：“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歌动地球。”其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与端方等考察宪政大臣“频以书札往还”，甚至代为他们起草了考察报告。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际，恰恰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对政府充满期待，表示热烈拥护之时。
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 “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了出来。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
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
3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
一星期后，孙中山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驻英公馆抓住。
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从关押处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
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
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
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
康德黎担心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
19日，英国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
22日英国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驻英大使龚照瑗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释放。
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 。“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
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
4
在这一时期，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党人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
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
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
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文、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
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立宪派与革命派最终走到了一起，是由于立宪派对清政府后来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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