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为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为此于7月间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迄至当时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举行开国阅兵，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任务。聂荣臻、杨成武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那段时间，聂荣臻身兼六职:代理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司令员。
后来，聂帅回忆说:“那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尽管日理万机，聂荣臻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国大典尤其是阅兵式的筹备上。就连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车辆万一出现故障如何补救，骡马失蹄、拉屎、撒尿的对应措施，以及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样燃放焰火等等，聂荣臻都作了细致的设想和指示。
聂荣臻尤为关注的是开国大典的防空问题。5月间，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曾出动6架B-24轰炸机，对北平南苑实施轰炸，毁伤我飞机4架，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为防止敌人的再度空袭，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北平的防空任务。
为组织好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阅兵，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多方求教。他走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经历过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刘伯承，对杨成武细谈了苏军阅兵的种种情形之后，通俗而又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说得大家都笑了。
杨成武走访陈毅司令员时，陈毅以富于鼓动性的语调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槁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
《阅兵典礼方案》终于出台了。
方案的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方案规定，此次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程序组织实施。阅兵式，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受阅部队共计1.64万人。
受阅部队进驻北平近郊，广大指战员在喜悦和兴奋中挥汗如雨，紧张训练，决心不负众望。开国大阅兵来自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的步兵一九九师，在北苑营房组织训练。这个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对于能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典礼，该师指战员们感到非常自豪，因而士气高涨，训练特别认真。
据当时曾任该师师长的李水清将军回忆:训练期间聂老总来了三次，朱老总来了两次，贺老总、陈老总也来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全军还没有一部统一的队列条令，训练无所依据。这个老总来了说不行，就改了再操练;那个老总来了又说不行，再改，搞得大家无所依从。后来找出了刘伯承司令员留学苏联时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再参考旧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总算有了初步统一的规范。
8月的北平，酷暑难当，指战员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刻苦训练，皮肤都被晒黑了，有的晒脱了几层皮。雨天，照练不误，分不清雨水、汗水和泥水。每天训练十五六个小时，几天下来一双新鞋就磨破了。
战车第一师是来自东北战场第四野战军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大队建于1945年12月。第一辆坦克是从日本关东军的兵工厂里抢出来的，更多的是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
1947年，坦克大队扩编为坦克团，1949年2月又扩编为战车第一师，师长曾克林，政委杨永松，拥有各式战车870多辆。1949年8月初，军委向战车第一师下达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任务，确定以师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为主，华北军区战车团和华北步兵学校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受阅战车师。
从8月18日起，战车师集中丰台，在师阅兵指挥所的主持下，开始阅兵训练。各种车辆从单车教练起，逐步发展到排、连、营合练;摩托化步兵则以队列教练为主，先地面，后车上，先分练，后合练。起初，训练场设在卢沟桥一带，但由于那里是沙地，土质太软，后来就移到五棵松训练。为了显示军威，战车师对全部车辆都进行了擦拭和喷涂，坦克、装甲车喷上“八一”军徽和车号，汽车轮外侧也涂上白漆。修理工对受阅车辆更进行了细致的检修，使所有车辆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军委作出空军参加受阅的决策之后，聂荣臻责成航空局长常乾坤开国大阅兵迅速落实军委决定，并将空军同志请到家里，详细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
常乾坤局长领受任务后，立即从东北老航校抽调19架飞机和13名飞行员来京，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
随后，航空局再从集中到北平的29架飞机中抽调17架性能较好的飞机，编成6个空中分队，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其中包括五种机型:野马式P-51型战斗机、蚊式轰炸机、C-46型运输机、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
演练中，大家发现一个问题:由于飞机太少，如果受阅航速太快，一下子飞过去就无影无踪了，这就很难让检阅者和人民群众满足。再从哪里搞几架飞机呢?实际上，已有的17架飞机是东拼西凑才组装起来的，其它飞机都老旧不堪，根本不具备稳定的飞行能力，增加飞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毕竟是聪明的，不知是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速度较快的9架P-51型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个主意，在世界空军受阅史上堪称绝无先例的奇思妙想，却使得本来难度极高的训练难上加难。
古老的天安门城楼迎来崭新的开国盛典，受阅部队肃立东西长安街，准备接受检阅。
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声中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接着，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在身旁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林老意识到有所不妥，随即又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礼炮队108门礼炮齐放28响。
国旗升起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林伯渠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检阅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高声报告:“受阅海陆空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排列在西长安街的骑兵第三师。朱总司令连连向受阅部队招手问好，受阅部队指战员齐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整个阅兵场上，气氛庄重而热烈。
年轻的人民空军出色完成空中受阅，创造了世界阅兵史上的奇迹空军阅兵指挥所接到受阅飞机起飞命令的时间是下午4时整。受阅机群接令后立即从南苑机场腾空而起，先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开始飞向天安门。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字形分队，以920米的高度飞在编队的最前面。后面是两个P-51分队。排为“一”字形的两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第四分队。再后面是呈“品”字形的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第五分队。最后是由两架PT-19型教练机和一架L-5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17架飞机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受阅编队。飞在最前面的9架P-51型战斗机在飞越天安门后，按照预定方案绕圈折回，天衣无缝地衔接在第六分队之后，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一来，人们看到的受阅飞机不是17架，而是大阅兵26架。就连善看门道的外国记者也未察觉这个细节，他们在向本国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P-51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一位专家感慨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一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做到。”
苏联的一个电影摄制组，专程由莫斯科来华拍摄开国大典，。那一天，他们也跟受阅士兵一样，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将几台摄影机配置于不同位置。3时50分正式开机拍摄，直到夜幕降临，摄影师才抱着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返回宾馆。但是很不幸，几天之后的一场意外的火灾竟将这些极其珍贵的电影胶片中的大部分化为灰烬，辛辛苦苦的工作成果一下子烟消云散，苏联的摄影师们心痛至极，竟站在东华门大街上捶胸顿足，跺脚痛哭。中国的知情者们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个损失决不仅仅是苏联的，更是中国的。
苏联专家被作为贵宾请入了开国大典的拍摄现场，而一个没有受到邀请的美国人，却只能站在远离主会场的东交民巷受阅部队集结地偷偷拍几张照片。这一细节，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鲜明反差。
这位美国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公安人员随即将此人抓获，并向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报告说:“我们抓到了一个美国人，他未经许可擅自拍照我受阅部队。此人40多岁，中高身材，体态肥胖。经查问，名叫戴维·包瑞德，美军上校，公安人员的意见要收缴他的胶卷，曝光。请示如何处置?”
戴维·包瑞德的名字不能不使唐永键感到耳熟，随即记起此人正是抗战期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组长，抗战后期唐永键又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接待过由包瑞德派出的考察组成员。在延安期间，包瑞德对中共表示同情，并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建议美国政府应当重视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但由于杜鲁门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恶化了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终至美军观察组于1946年4月20日撤离延安。
一个曾经对我友好的美国人，作为不友好的美国政府官员出现在开国大典现场，究竟怎样处置此事，唐永键也不好决定。放下电话，唐永键迅速登上天安门城楼，将情况报告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聂老总皱了皱眉头，示意唐永键稍等片刻，便径直朝毛泽东、周恩来走过去。
包瑞德这个名字，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算生疏。当年美军观察组乘飞机到达延安，到机场迎接的正是周恩来，毛泽东还请包瑞德吃过饭。听了聂荣臻的汇报，周恩来以诙谐的口吻说:“看来，包瑞德先生还想继续履行他的‘观察员'义务!”说罢以征询的目光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右手向外挥了两下，豁达而不经意地说:“让他拍吧，莫要管他。我们这都是公开的嘛，就是拿给人家看的，人民胜利了，他愿意当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欢迎嘛!”
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奇怪，苏联专业摄制组堂而皇之的正规作品，毁于一场火灾;而美国一个业余摄影者的非正规作品却安然无恙，如今美国人手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照片，即出自包瑞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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