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
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
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常乾坤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
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来，他和常乾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
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和王弼刚刚从新疆回延安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有的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
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
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乾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乾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
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
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
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
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乾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飞行学员。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
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
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
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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