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
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
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有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
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
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
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
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在常乾坤的领导和组织下，航空局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将计划草拟好了。第三天的下午，常乾坤到聂代总长办公室汇报。聂代总长看到后高兴地说:“好!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加盛况。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最后，聂代总长加重语气强调:“空中编队受阅，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
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常局长传达了聂代总长的重要指示，以及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到会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点是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的编队协同等问题。特别是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对多机种共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训练安排和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等，都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
最后，常局长在会上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分工，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一来。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完成任务。”
为此，常乾坤带着受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进行可行性研究。
为了检验飞行效果，事先要进行空中照相。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常乾坤局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何健生。
何健生早在1930年就参加了广东空军，当过掩护大队上士班长，准尉见习排长。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为准尉受训员。后任国民党空军第九大队二十七队准尉爆击士，笕桥修理厂军械科准尉机械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健生先后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准尉爆击士，第一大队四队准尉轰炸员等。曾参加上海崇明、宝山，湖南衡阳、长沙，湖北宜昌，广西南宁等地对日作战，22次完成轰炸日军任务，国民党空军授予他二等宣威奖章。
1940年秋，何健生在轰炸山西运城敌占机场返航途中，在凤陵渡上空同日本战机激战，他的背部中弹负伤，鲜血浸透了降落伞的背带，但他仍操纵着斯卡斯机枪对日机猛烈射击。尔后，他又率领航机群飞行200多公里，直至顺利返回基地。到达基地时，他已经昏迷在座舱里。
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1942年1月22日，中国空军与“飞虎队”联合作战，再次轰炸嘉林机场，因云雾遮蔽，战果不明。中国空军1架战机发生故障，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这是何健生第26次升空作战。不幸的是，他在被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后落入敌区，成为俘虏，被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星凯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便劝说他安下心，等待时机离开。于是，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航校。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何健生时刻都在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他绝不愿做亡国奴。当时他的上级少将白景丰和他一样，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蔡云翔找到白景丰与何健生，讲明参加新四军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
经过多方联系，他们找到了新四军，党中央发来了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毛泽东还还亲笔写下了批示。
1945年8月20日，蔡云翔、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驾机起义的六名航空空地人员，成功驾驶汪伪国府专机“建国号”飞抵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白景丰、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两批，则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由白起（白景丰）带队，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为赴东北小组的组员，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报到。
军部作出指示：你们赴东北小组途径山东海阳，有一架被民兵缴获的日本（九九双发动机）飞机。给你们10天左右时间，能修复就飞玉桃村去隐蔽，修复不了就放弃这一项工作。白景丰、何健生等立即跟于毅夫同志带领的干部队伍去东北。
赴东北小组一行四人离开新四军军部，进入山东炎城、临沂、莒县、诸城、胶县、莱阳到达海阳县留格庄海滩。用了12天时间，克服无设备、无工具、无器材的种种困难，修复了日本“宣武队”九九双发军运飞机。遵照山东省长黎玉同志的指示，将飞机上的日本军教洗涮掉，喷上了国共合作青天白日的标志，机身两百划一红圈，内写“中共”二字。这是第一次在飞机上标志中共的飞机，也是八路军的第二架飞机。
赴东北小组一行到达沈阳的第二天，接到通知，赶赴通化参加筹备东北老航校，当时白景丰担任教育长，何健生何健生负责学员招生。“820”起义人员都成了东北老航校创建时的骨干。
1946年3月1日，老航校正式成立时，白景丰担任航校副校长，何健生则担任训练处处长。在创建东北老航校时，何健生亲自面试和挑选新学员，又亲自授课和编写教材。何健生除了承担轰炸、领航课目的讲授，还带飞新学员，对学员进行考核。何健生还对航拍和空中摄影侦察作了研究，拍摄了很多东北老航校的历史照片。东北老航校有一个何健生制作照片的专用暗房，当时有关人民空军的摄影图片，80%以上都是何健生拍摄的，包括马拉飞机、用打汽筒为飞机轮胎打气，还有不少合影照。何健生是东北老航校唯一拥有照相器材的人，航空摄影是他进行航空教育的一部分，他还专门撰写过摄影讲义。
1949年9月初，军委航空局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组织飞机编队飞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时间紧、任务重，军委航空局局长、东北老航校校长常乾坤迅速做出部署，把编绘飞行路线确定航标的任务交给何健生，何健生是当时既懂摄影又懂领航的稀有人才。那时，空中照相设备差，第一次没有成功，大家有些灰心，常乾坤就多鼓励。第二次照相获得了成功。何健生以良好的技能将拍回的照片拼接成图，制作沙盘，让飞行员在沙盘反复演练。常乾坤就赶到机场与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
何健生精湛的技术准备，为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安全顺利飞越天安门，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
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一起参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
同时，航空局常乾坤局长领导下在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
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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