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30年6月，林彪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林彪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
在此期间，林彪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林彪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
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
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林彪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
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林彪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林彪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
10月17日，林彪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1938年2月林彪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
林彪受伤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林彪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林彪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林彪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
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
9月中旬，林彪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林彪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林彪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1943年7月林彪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林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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