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陈伯钧，别名陈国懋、陈少达、陈稚勉。
1910年(清·宣统二年)11月26日，陈伯钧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川)河市坝村一个农民家庭。
1916年(民国五年)，陈伯钧入本村小学读书。
1923年(民国十二年)，陈伯钧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
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1月，陈伯钧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
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陈伯钧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
陈伯钧随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悉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
9月，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
陈伯钧曾被毛泽东选派到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做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
陈伯钧到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红4军第31团1营1连连长，参加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
1927年底，毛泽东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甚至今天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也都是在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当时的军官教导队第一任队长，就是吕赤。
吕赤是四川人，1925年考入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第四期，跟林彪、张灵甫、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人成为同学，后来相继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算得上我军中资历颇深的名将。
当时的军官教导队副队长是陈伯钧，那时还只有17岁，下面的区小队队长还有陈士榘、张令彬，后来分别成为开国上将、中将。
1928年3月，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捡到了一支手枪，都生锈了，但当时军队中武器奇缺，尤其是手枪，更是少见，所以陈伯钧非常爱惜，还拿去跟队长吕赤炫耀。
吕赤看了看，笑道，这哪是手枪啊，都没法用了，就是半斤铁！
陈伯钧当时还只有17岁，少年心性，不服气地说，你等着，等我修好了再看你怎么说！
过了几天，这支手枪还真被他修好了，兴冲冲地跑去找到吕赤，用枪指着吕赤的头说，看看，我修好了，这就是一支手枪！
说完，陈伯钧随手一勾扳机，就是想吓唬吓唬吕赤，却不料枪里真的有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顿时血流满面，当场倒地。
陈伯钧也吓呆了，谁能想到这把破枪里还有子弹？谁能想到子弹还真能发射出去？
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赶紧把陈伯钧押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求发落。
毛泽东也犯了难，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陈伯钧也确实是无心之失，罪不当死，而且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于是毛泽东就跟军法处的人商量，免他一死，让他戴罪立功。
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是撤了他的职，到下面当副连长，二是重打一百大板。
打哪里呢？不是打屁股，而是打手心。据陈士榘回忆，等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开始冒血，脸色也开始发白，但仍然咬牙坚持着，一声不吭。
打板子的人也都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看他那个样子，都有点不忍心，就有人带头说，我们打得重，一下顶五下，就这样吧。
说起来，陈伯钧跟吕赤的经历还有些相似，都是四川人，都考入过黄埔军校，也都参加过秋收起义，都是毛泽东的嫡系爱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部追击国民党军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国民党军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
后来的陈伯钧，确实也实现了毛泽东让他“戴罪立功”的意愿，先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干过，而且都是军级以上干部，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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