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徐向前元帅的一生先后有过四段婚姻。徐向前的第一任老婆朱香蝉是父母包办的，虽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但徐向前并没有嫌弃，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个女儿。由于徐向前考进了黄埔军校，他走后，朱香蝉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徐向前在校赶不回来，她不久便怀着忧郁逝世。
徐向前的第二个前妻程训宣，又叫可英，是湖北黄安人，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她出生于1910年，7岁时就入私塾，从小非常聪明。但却在张国焘发动的鄂豫皖苏区“肃反”运动中受到诬陷，逼迫她揭发徐向前；本酷刑面前，程训宣宁死不屈，被迫害致死。程训宣之死，对时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打击极大，是他一生的人伤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前妻程训宣表达了他的哀悼之情。
徐向前与王靖的第三段婚姻很短暂，双方因性格不同，很快就分手了。
唯有当他遇到了黄杰之后，黄杰改变了徐向前的感情生活，让他走出了生活的阴影，有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黄杰是徐向前的黄埔学生和终生伴侣。
黄杰，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她从小便颇多不幸，2岁时父亲便撒手人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黄杰的伯父黄仲甫曾任郝穴团防局团总，是当时镇内著名的绅士和封建卫道士，他极力向黄杰灌输封建道德，遭到少年黄杰的强烈抵制。
黄杰早年就读于郝穴高等小学堂(现郝穴小学)，从小聪明好学，性格倔强，热爱自由。
1924年的一天，大伯径直来到黄杰家，对她说:“娃啊，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十几岁了吧?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村里和你一般大的女孩子，不是个个都已嫁人生子了吗?我合计，趁着年关，你把婚事也办了吧!”
原来在前不久，大伯为了与另一家豪绅联姻，已经亲自出面作媒，把黄杰许配给那一家。
然而，黄杰对此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大伯的话仿佛晴天霹雳一般打在她头上。
黄杰认为自己虽然十几岁了，但如果现在就谈婚论嫁，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很快黄杰又从侧面听说，那个豪绅的儿子在当地臭名昭著，是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为此，她与大伯闹得更不可开交:“大伯，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1924年，年仅14岁的黄杰决定冲破封建旧家庭的束缚，离开家乡，出走武汉。最终出逃到了武昌,成为家族的“叛逆”。
黄杰艰苦地漂泊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听说了一个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消息：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为培养北伐骨干，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在武汉招收学员。
当时，国民革命军胜利地占领了武汉，1927年1月1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迁入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代理校长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还有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多系中共党员。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中共党委书记。
恽代英亲自分管女生队，施存统任女生队的政治部主任。
1926年12月，黄杰风尘仆仆来到两湖书院旧址。她在会客单上填上:“黄杰，16岁，湖北江陵人。求见恽代英。”
恽代英热情地接待了她，仔细介绍了报考程序和注意事项。
这次考试只招收25名学生，录取率很低，女生要被录取就更难。
那天考作文的题目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黄杰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写的都写到了试卷上，总共只有108个字。她写了革命是人为的，进化是自然的这个道理。原来她家有一个邻居是进步教授，曾对黄杰讲过三民主义。由于年轻的黄杰当时是一张白纸，听得非常用心，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
紧接着又考数学。共有8道题，黄杰只做出两道。她座位后面的同学见她不会，便好心地丢了个纸条给黄杰。老实的黄杰没敢拿。
黄杰同桌的同学文化程度比黄杰高，但她没有考上。黄杰得知后，心想自己可能成绩更差了，因此迟迟没敢去复试。
后来她硬着头皮去看发榜，老远就看到了“黄杰”两个大字。她还请老师找到卷子，只见上面没有批写分数，只批示了4个字“孺子可教”。
黄杰凭借一张108字的答卷和坦诚不作假的品质，赢得考官的青睐。带着“孺子可教”的评语,她如愿以偿，顺利地考入军校，分配到第六期的女生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她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批女学员。
那时女生们的当兵动机，十之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找寻出路。当时有183名女生入党，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并入军校，女生队扩大为213人。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有大学生，但多半是黄杰这样的中学生，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以四川、湖南、湖北的为多。未婚占多数，年龄18到30岁。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1927年2月12日正式开学。女学员一律留短发，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戴着军帽；跟男学员不同的是: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佩短枪。
新生要先接受3个月入伍教育。女学员编为1个大队，与新招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
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珩、张麟书等；3个中队指导员是彭猗兰、钟复光、唐维淑。
当时，军校的经济条件十分紧张。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女生队设在两湖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
军校纪律严格，节奏紧张。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被子叠得方方正正。10分钟收拾完毕后进行操练。
从早上5时半起床，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课程分两种，即术科和学科。学科包括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原理，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术科是根据步兵操典上的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基本训练。每天8堂课，上午4节学科，下午4节术科。
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等训练。
黄杰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她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她为“军校之鹰”。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日积月累，持之以恒，黄杰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练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这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恽代英和萧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在军校，黄杰不光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还见到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更坚定了她对革命的向往。
此时北伐军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
1928年初，18岁的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同学有赵一曼、张瑞华、胡兰畦、谢冰莹、曾宪植、危拱之、胡筠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
1928年,黄杰年仅18岁，就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九岭岗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她又被党组织派回江陵老家进行地下工作。
当时，黄杰化装成进香的教徒来到武汉市郊的一处道观。她的直接领导、原武汉分校的教官同样化装成香客正在大殿内等她。
教官简明扼要地告诉黄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有迅速的发展。鄂西地区段德昌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到几百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央决定派你去鄂西工作。”
黄杰又惊又喜:“鄂西?我老家就在那儿啊!”
教官道:“这正是派你到那儿工作的有利条件。喏，这是你到松滋县后联络用的荷包。”
黄杰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匆匆上路了。她化名桂青，担任了第一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
没想到，黄杰回到家乡松滋后，原毁过婚约的未婚夫的父亲对她恨之入骨,便用三百块大洋收买当地驻军,以黄杰剪发、放足、毁婚约、又是武汉来的,肯定是共产党的罪名将其逮捕。
恶霸地主的伯父也给驻军营长写去“为家族除害,为地方除害”的密信。
幸亏黄杰机智地隐藏了自己是中共松滋县委书记的真实身份,加上当地几十家铺保同情她含辛茹苦的孤母，为黄杰担保,才使得她化险为夷,脱离虎口。
此后的几年,黄杰先后在湖北、江苏、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33年“五·一”节,化名赵映华的黄杰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狱,被关押在英租界提蓝桥女监。同时入狱的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同情者。
危难时刻,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的孙夫人宋庆龄铤身而出,鼎力相救,请来著名的大律师为她们出庭辩护,使得原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判刑五年的黄杰,以“系无知幼女”为由减刑两年半。
1929年黄杰乘江轮奔赴上海。
她被分配在当时常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奔走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并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活动，担任过闸北区女工部部长、沪东区女工部部长。
黄杰与帅孟奇大姐就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帅大姐在烟厂做女工，工作接触很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黄杰曾经得到当时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的指导与帮助。
黄杰曾经满怀深情地向人讲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还是1930年的冬天，我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幢洋楼里。
一天，恩来同志派我将一份军事情报送到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那里。我便把这写有绝密情报的纸条装在茶叶桶里，用茶叶埋好，穿上时髦的旗袍，像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地穿过繁华的外滩和南京路，径直走到法租界愚园路刘伯承同志的寓所。那座房子在一处很僻静的角落里。
我七拐八拐，才来到门前。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过去我们约定了安全信号:在窗户上系一根红头绳。我停步朝楼上张望，糟糕!发现窗户上的红头绳不见了。
按秘密工作的规矩，不见安全信号是不能贸然进去的。那时候，伯承同志化名林直木，是以教授身份作掩护。
这位“林直木教授”没有三亲六故来往，岳母吴老太太，又素喜烧香拜佛，宁静的屋内时常香烟缭绕，是极好的掩护条件，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然而，安全信号确实没有了。
我心急火燎，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跑回成都路寓所，浑身像散了架似地疲惫不堪。
我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平时对我爱护备至，这一次因为事关重大又十分紧急，脸顿时铁青。他非常严厉地责备我:“直木同志刚刚来过电话，不可能出事，准是你这个丫头贪玩耍，误了事!”
我顿时心里极为委屈，背过身来，在屋角悄悄地哭泣。恰恰在这时，伯承同志来了。他弄清事情原委，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很快把事情弄清楚，回头告诉恩来同志。”
伯承同志回家后告诉我们: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夫人刚刚从乡下来，带了两只母鸡，一时找不到绳子绑，看到窗户上有根红头绳，不知道是安全信号，就随手拿去绑鸡了。
周恩来同志和我听了，都哈哈大笑，一场误会云散冰释。
令人更难忘的是事隔20年后，周恩来总理与我在北京久别重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盛宴上，正忙于接待贵宾的周恩来总理，老远就看到我。他绕过好多席桌，径直走到我跟前，眼神含着一种抚慰，脸上现出真挚的笑容，举起酒杯亲切地说:“黄杰同志，你还记得上海那次送情报的事吗?20年了!我总觉得太委屈你了。那时候，你年纪那样小，太对不起你了。让我们喝了这杯葡萄酒吧!……”
在地下斗争中，黄杰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遇事冷静，多用脑子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才能战胜敌人。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期间，黄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和婚姻。她的男友名叫曾钟圣，后来又名曾中生。
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曾中生和黄杰去南京开展兵运工作，不久，曾中生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使黄杰和曾中生渐生情愫，在1930年7月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但他们的夫妻生活是聚少离多的。
就在婚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聂荣臻找曾中生谈话，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黄杰暂时留在上海。
黄杰和曾中生这对新婚夫妻虽然依依不舍，但仍然服从革命需要。黄杰和曾中生约定，几个月后去鄂豫皖相聚。谁知竟成永别!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反对“立三路线”的最新指示。他的到来给大别山带来了生机。曾中生在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并没有过分追究那些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内部大团结。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是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历史上发展迅速、捷报频传的时期。短短数月间，曾中生率领苏区军民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连破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这期间，苏区面积迅速扩大:西起平汉路，东至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辖区包括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达到200多万。
1931年1月，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之前，张国焘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那年4月，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了苏区。5月1日，他在河南新集宣布撤销原鄂豫皖特委，建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军委副主席。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军长。
那时的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张国焘对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心目中的威望，很是不满。
1932年12月，由于张国焘的瞎指挥，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在行军途中，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红四方面军领导骨干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来，他们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
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
张国焘被迫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国焘自任主席。
不久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了残酷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忌恨却变本加厉。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年仅35岁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事后反诬他逃跑投敌(1945年，党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在牺牲半个多世纪后，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共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
1931年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徐向前的战友、黄杰的丈夫曾中生被秘密杀害后，令徐向前不堪回首的是，张国焘指示保卫局为追查徐向前的罪证，在“肃反”时，居然将他的妻子程训宣关押于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因程训宣宁死不屈，程训宣于1933年秋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在193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化名赵映华的黄杰在上海不幸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同情者。
危难时刻，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挺身而出，鼎力相救，请来著名大律师为她们出庭辩护，使得黄杰始终未暴露身份。以“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被判刑5年的黄杰，经宋庆龄女士斡旋，以“系无知幼女”为由减刑两年半，被关押在英租界提蓝桥女监。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中生已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两年半的铁窗生涯，不但没有使这位“无知幼女”意志消沉，反而使她更加坚定勇敢。她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35年黄杰出狱后，当时的上海党组织十分混乱，红白难分。黄杰试图转赴延安未遂，于次年辗转到香港。黄杰在香港寻找到潘汉年，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这时，黄杰才确切得知曾中生1935年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含冤遇害的噩耗。
黄杰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但她变得更加坚强，黄杰知道，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尽力，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
年轻的黄杰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又有了一次恋爱和婚姻。男方名叫郑德，也是一名坚强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郑德家是当时上海工商界有名的大家族，经济状况非常富有。但郑德不耽于富贵安逸的生活，毅然投身于革命。
郑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进入广东航校第五期（1930-1932年）学习飞行技术。是共产党早期派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航空学校学习的地下党员。
在抗战初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郑德到了抗大担任教员工作。因为郑德的家族是香港的大户人家，所以郑德和同为广东人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非常熟悉。因此，郑德又被派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于是叶挺军长派郑德到香港采购新四军所需军用器材。
郑德在香港工作期间，碰到了黄杰。于是郑德与黄杰在香港的共同地下工作中产生了感情。
郑德与黄杰回到武汉后，又一起去了重庆。经周恩来
批准结婚，还批准了十几天的婚假。在山城，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几乎天天生活在云里雾里。但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是他们最美好的一段短促的生活时期，并有了爱情的结晶--黄杰怀孕了。
1937年，党中央利用新疆盛匪世才与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比较好的关系，从新兵营和延安派出人员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飞机修理技术。当时在中国境内，共产党学习过飞行技术的同志了了无几，郑德是最接近保持飞行技术的一位同志。于是，周恩来同志专门调郑德赴新疆参加航空技术人员的训练组织工作，黄杰则留在了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办事处工作。
郑德到达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后，由于盛匪世才对共产党的戒心，他不能进入新疆航空队工作。
这时，先后从延安调来学习飞行的同志，还有在苏联学习航空技术而专门回国准备参加抗战的同志，均滞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八办的领导特将这十几个人的队伍组织起来，成立了“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由郑德同志任班长，由苏联回来的常乾坤和王弼等担任教员，他俩在郑德的领导下，一边授课，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最后常乾坤编译的有《飞行原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王弼主要编译了《航空发动机原理》。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书藉成为东北老航校的教材，人民空军成立后初期创办的七所航校，也都普遍的使用了这批教材。
1938年，黄杰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担任服务团女生队队长。服务团女生队的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了起来。
后来，黄杰则留在大后方，被任命为合川战时第一保育院工场的主任。
1940年，黄杰离开工作多年的白区，实现了向往已久的夙愿，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部长。
但黄杰时时挂念着分别已经一年之久的郑德。
有一天，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找黄杰谈话，给她带来一个噩耗:“黄杰同志，你要挺住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革命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原来在抗日战争大潮的影响下，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由莫斯科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党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化名徐杰。
但是盛世才彻底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将在新疆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统统囚禁、杀害!
随着新疆盛匪世才对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组织上决定，“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教职员分批回延安，计划在延安自己办航空学校。当学员安全撤退后，以郑德为首的八名在国内和苏联学习过航空技术的同志，于1940年同时撤退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然后，再分两批，每批四人回延安。郑德带领三人第一天走，王弼带领三人之后再走。
郑德四人在通过胡宗南部队的封锁线时，被胡匪宗南截获，郑德和李凡后被关押遇害牺牲。
第二批人得知详细，改换身份，经化妆穿过封锁线后才到达延安。
郑德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一噩耗，对黄杰的打击可想而知。
黄杰没想到自己与郑德重庆一别，竟成永诀。
郑德牺牲前，从未见到他的儿子。他却留给黄杰一份遗书，表明了革命遗志，希望孩子要为国为民族奋斗。
黄杰生下孩子后，为了怀念鼓励丈夫的航空事业早日成功，给孩子取名叫郑庆飞。
黄杰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不满周岁的儿子送往香港，在郑德的大哥家寄养。
黄杰不愧为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情况，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5年，组织部的领导得知黄杰曾经做过保育院的工作，便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担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长。
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和八位同志谈过话了，大家都不愿干这工作，你是第九个，你怎么想?”
向来把党的需要当作自己第一志愿的黄杰说:“可以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组织部的那位领导长长地嘘了一口
气，如释重负。
后来，有几位老大姐得知了这个情况，还颇为不平地找过组织部，说:“黄杰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调她到保育院去?”
黄杰听说了，却十分豁达地笑着对那几位老大姐说:“这是我自己高兴做的。你们想想，延安的生活这样困难，有多少烈士遗孤需要我们照顾啊!”
颇具影响的电影故事片《啊，摇篮》，就是写的黄杰和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子们的故事。
宋庆龄女士得知了黄杰和保育院的一些情况，特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她们捐来衣物和食品。每次，都是邓颖超大姐将这些捐赠品交给黄杰和保育院的。
黄杰后来达观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她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是分不开的。
在清清延河水旁，黄杰与徐向前走到了一起。
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一直关心着遭遇过两度家庭不幸、长时间孤独一人的黄杰。
1940年，经张琴秋等老大姐牵线，黄杰与徐向前正式相识，并由相识到相知、相爱，1946年5月4日结为伉俪。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黄杰都陪伴徐向前，鏖战陕甘宁和三晋大地，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的日子里她历任青岛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兼纺织工会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干部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她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杰陪伴一度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抵制极“左”路线，冷静地面对谎言、诬陷和骇人听闻的突然袭击，曾经夜闯毛家湾，与林彪面对面地斗争。
郑德与黄杰的儿子郑庆飞一直寄养郑德在香港的大哥家。解放后，这个儿子成了香港“资本家”。当时一个革命家的母亲和“资本家”的儿子是不允许相认的。
此一别直到1973年周总理过问，郑德与黄杰的儿子郑庆飞才来到北京，和徐向前元帅一家人幸福团圆。
黄杰和郑庆飞母子重逢时，黄杰将她珍藏几十年的郑德《遗书》，转交给了郑德烈士的儿子郑庆飞。
晚年的黄杰不忘家乡人民和家乡的发展与建设，1984年，她为郝穴镇正在建设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1986年2月，她又亲笔为即将付印的《郝穴镇志》题词。1996年和2006年，她写信或以其他方式向母校郝穴小学90周年和10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她热爱家乡，热爱家乡人民，关心家乡建设和教育发展。
2007年6月18日，黄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黄杰在北京逝世后，家人按其遗愿，将一半骨灰运回老家，撒入郝穴铁牛矶长江中，表达了她对家乡的无限深情和永远怀念。
黄杰与徐向前婚后生有一子小岩、一女小涛。
儿子徐小岩，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原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2005年7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6年1月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女儿徐小涛，曾在内蒙古兵团插队，入伍后被推荐到北京医学院上学，毕业后一直在解放军304医院小儿科、实验室当医生。1993年随丈夫到美国，年过40的徐小涛开始转行学习会计，后在一家基金会工作，她自嘲说:“我是草根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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