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1月，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之后，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
那年，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了残酷的“肃反”运动。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曾中生被杀。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令徐向前不堪回首的是，他的妻子程训宣在“肃反”时，居然被关押于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秋，程训宣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徐向前的第二次婚姻时间虽也不长，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他的妻子为了保护自己而惨遭杀害，
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徐向前传(最被低估的元帅)》客观详细地披露了张国焘在“肃反”中干的那些事。
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前后的那些日子里，随时考验着指挥员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是考场，考验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风格。从1931年春夏开始，徐向前一次次面临着两重考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
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
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入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
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
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
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10、11、12、13师。
10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11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12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13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
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
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
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12师守英山，以10、11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
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
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
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
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
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
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
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28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8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
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
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12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
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
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
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
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
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
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
“肃反”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
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
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
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
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
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
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
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
原来，周希汉在四军13师38团当战士。
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
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
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
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
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
没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
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
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
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
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
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
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
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
“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
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
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
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
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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