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38年9月初，常乾坤在任弼时安排下，甚至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常乾坤希望能到“新疆航空队”当教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但是他的愿望失落了，与他一样受到冷遇的还有从苏联和延安等地来到新疆的王弼、刘风、吴元任、林征等航空骄子。
盛世才为什么拒绝常乾坤、王弼等到“新疆航空队”执教或学习呢？了解一下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就明白了。
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并且批评王明不要争“领袖地位”。毛泽东战胜了王明。那时，任弼时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王明是盛世才的挚友。盛世才怎么会起用毛泽东和任弼时派来的人？再说盛世才已经与蒋介石暗中谈和，蒋介石明确地要求盛世才肃共。
当时，新疆王盛世才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同意“联俄亲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军校，包括建立了属于他的航空队，但他并不知道这个航空队里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航空队里的中共学员不仅全都改名换姓，而且全部隐瞒了党员身份，即使有了地下党支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之前，党组织归属于苏联迪化领事馆领导。也包括“新兵营”中建立的党组织。“新疆航空队”里的党员，不亮出党员身份，不谈共产主义，不发展党的组织。
有关新疆和“新兵营”的情况，由共产国际驻新疆代表陈云通过苏联迪化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向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汇报。即使向延安的党中央请示，所发电报也得先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审阅后再转。毫无疑问，是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控制着新疆的党组织，而绝对不是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
1937年10月，毛泽东让自己的秘书周小舟奉中央军委之命，以中央军委联络员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后，才正式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的中共党组织才统一划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管辖。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改变了王明主张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要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要建设自己的军队。要将军队的领导权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
“新疆航空队”实际上是盛世才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学校”改建的“盛世才航空队”，由盛世才领导和操控。这个盛世才航空队设有飞行班和机械班，进入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44名共产党学员，就分散在这两个班里。飞行班除了25名共产党学员之外，还有1名“盛世才航空队”队长的儿子；机械班除18名共产党学员，还另有16名地方学员。这两个班不是一个“行政组织”，没有一个“共同的队长”，因此“新疆航空队”的称呼，只是这批中共学员回到延安后，被人们习惯性地亲切称谓叫法。
为了替未来创建人民空军作规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加快培养自己的人民空军储备人才。经过延安中央军委的认真研究，为了打通新疆和苏联的通道，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合作，决定将部分共产党培养的八路军干部陆续派往新疆，同时将一些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中共飞行员也调回国内去新疆发展，可通过借助盛世才的“新疆航空队”培养和储备共产党的未来空军人才。
正是这个决定，八路军干部和在苏联学习飞行的航空学员，分批来到了新疆。
1938年8月，八路军干部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等八人先行到达迪化。
1938年9月，乾坤、王弼在苏联学习航空后，一起回国抵达新疆。
1938年10月，我党派送苏联学习航空回来的李凡、王琏、王春、王田到达了新疆。
1939年5月，刘风从苏联第三航校学习飞行毕业后，回国到达新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八路军干部和留苏飞行员受命从延安或苏联云集到新疆后，都接受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
当时的中共驻新疆代表是邓发。邓发于1937年在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1937年9月回国到新疆，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第18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持党的新疆工作。
当时中共拟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时机，将从苏联回来的我军航空人员和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派进盛世才的“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任教官或学员，试图在参与教学和学习的同时，对在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我军学员加强组织联系和领导，强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而精明的政客，他当然不会同意常乾坤、王弼等由中共军委派来的留苏飞行人员任教，也不会同意中共留苏回来的航空人员和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将中共意识渗透到他直接控制的“盛世才航空队”。盛世才的拒绝，是他严防共产党渗透到他领导的航空队教员和学员队伍，以免对他掌控的航空队带来威胁。
那么邓发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邓发(1906年3月7日 - 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邓发是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征战役。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
1930年夏，邓发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从事地下党工作。1930年2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4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7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1月任中共6届5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苏维埃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即今日之公安部和国安局。也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契卡”。
邓发和项英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时，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1931年1月初，邓发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结果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但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中共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陈云也是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者。
10月初，经过从延安来迪化(即乌鲁木齐)的毛泽东秘书、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进行磋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邓发于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的联共党员帮助盛世才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
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邓发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工作，并对报社进行了改组，使其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宣传内容等方面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新疆日报》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之外，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上述宣传工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称赞，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和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从事讲学、办报和戏剧演艺等活动，促进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发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将黄火青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在邓发的领导下，新疆党的组织准备工作稳定前进。
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邓发又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让一批中共党员入学盛世才在迪化的航空队，邓发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
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1939年8月底，赴苏治疗的周恩来抵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除了会见当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外，主要是处理中共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他认真听取了陈潭秋和邓发的报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态度和政治动向。然后，他又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4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
会谈中，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乌鲁木齐最好不要让他看见。
周恩来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发在新疆的任期还有4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周恩来还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因为邓发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请示他，盛世才也了解这一点。
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
由于邓发与盛世才矛盾及他的去留问题，中共原本准备派员到“新疆航空队”的计划，就此落空了。针对盛世才的拒绝，中央军委作出了重要决定，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里，由我党自己独立创办一个航空训练班，培养自己的航空储备人才，同时加强对“新疆航空队”中学习的中共学员进行飞行和政治教育，确保这些学员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
邓发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负责人，邓发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刘风5个人抽出来组成一个航空班，继续争取进入盛世才航空队当教官，但仍遭盛世才断然拒绝后，邓发又把延安来的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也编入航空班，由常乾坤、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但谁来负责这个航空班呢？
为了确保这个航空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和机构完整，中央军委决定由周恩来物色领导人员。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后来的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同时在周恩来的组织策划下，成立了中央特科。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周恩来都与苏联保持联系，他本人还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之一。
周恩来非常重视也非常清楚中共在建党后不久就已经着手培养自己的飞行员。
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大沙头革命航空基地仿效苏联军队办学模式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1926年后数次易名，一般称之为“广东航空学校”)。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孙中山创办的飞行学校，在飞行学校及学校下属飞机队等机构中均设有中共党代表，并派一些共产党员进入航校学习。
当时广东航空学校由苏联将军李糜兼校长，聘请苏联、德国空军军官任教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东航空学校共办了两期航空训练班，这两期都有中共学员。
1924年9月，广东航空学校成立时，中共派共产党员刘云、冯洵（冯达飞）、万鹏、郭一予等人进入航校第一期学习航空飞行。第一期11名学员中有6名是中共党员。同期还有党的培养对象唐铎、王翱（王凤仪）、王勋（王叔铭）。1925年8月，他们由广东航校送到苏联航校继续深造，唐铎、王翱、王勋在苏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云则是我国航空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与冯达飞、唐铎参加东征军阀陈烔明、平定刘杨叛乱的空中作战。
中共培养的第二批航空学员应从1925年7月算起：那年，中共选派共产党员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籍）、金震一（朝籍）、刘铁仙（朝籍）等六人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飞行。1926年，广东航校送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等10人去苏联深造。
常乾坤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后又担任过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大队长、领航主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中共在建军后仅一个月，中共又开始培养第三批航空学员，在苏联选派人员进入苏联航校学习，为以后建立自己的空军做航空人才的战略储备。
1927年9月，中共选派已在苏联学习的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钱均等12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苏联空军航校，学习飞行和机务工程。
王弼毕业后，留苏联空军工作，历任上尉机械师、准校工程师、总检验师等职。
1935年，中共又开始培养第四批航空学员，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员中选派刘风、王琏、李凡、王春、刘武、辛尼亭、孙毅卿共七人进入苏联第三航校学习飞行。期间辛尼亭和刘武学习中途被淘汰。
中央军委决定将这些滞留新疆的飞行人员组织起来，建立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空军的教育机构和人才储备基地。于是就开始筹建我军第一个航空训练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称叫“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
这些滞留新疆的飞行人员都是飞行行家，具有很好的航空知识。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具有很好的政治素质。中央从延安派来新疆学习航空的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等8名八路军干部，都是当时延安的骨干精英；郑德则是既学习过航空知识又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强者。中共建立“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懂得飞行专业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员，还需要通过这个机构收集新疆与航空发展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情报。主持新疆中共党务的最高领导邓发就是特工首领。
因此，谁能胜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领导，这是一件大事。中央军委就由周恩来去作这个决定。
事实上，周恩来早就有了打算。为了打入新疆的航空军事领域，于1938年8月首批先行到达迪化的吴元任等8名八路军干部中就有郑德。周恩来就举荐郑德担任这个航空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
于是在周恩来的推荐和安排下，郑德担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班长，同时由从苏联学习航空归来的常乾坤和王弼，担任飞行教员。
周恩来为何力荐和精心安排郑德担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班长？只要了解一下郑德的经历就能找到答案了。
郑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进入广东航校第五期（1930-1932年）学习飞行技术，因此他具有专业的航空知识。郑德又是共产党早期派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航空学校学习的地下党员。他了解如何在对方的航空学校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战初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郑德曾在抗大担任过教员工作，他具有教学经验。
郑德的家族是香港的商界大户人家，他懂得经营和商业谈判。郑德和同为广东人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非常熟悉。郑德被派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时，叶挺军长派郑德到香港负责采购新四军所需军用器材。在香港工作期间，郑德遇到了为恢复组织关系到香港寻找潘汉年的黄杰。郑德与黄杰在香港的共同工作中产生了感情。
郑德与黄杰回到武汉后，又去了重庆。经周恩来批准，郑德与黄杰正式结婚，周恩来还特意批准了十几天的婚假。
为了确保“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决定由周恩来物色训练班领导人员，这是因为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组织能力和地下斗争经验。
周恩来首先就想到起用郑德，因为他很明白：利用新疆王盛世才与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比较好的关系，从新兵营和延安派出人员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飞机修理技术。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他也明白所谓的“新疆航空队”并不是一个行政或军事组织，并不在中共的控制下。尽管“新疆航空队”也有党组织，但这个党组织既不能公开讲共产主义，也不能公开过党的组织生活，更不能发展共产党员，“新疆航空队”发挥不了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应有作用，只是隐瞒了党员的个人身份而单纯地学习飞行知识。“新疆航空队”党支部也不是“地下党”，从没有提供过任何关于新疆和盛世才的航空军事情报，中央特科也从没有给“新疆航空队”党支部或任何党员布置过地下战线的任务。周恩来接触过这个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但他没有起用这些人。
当时在中国境内，学习过飞行技术的共产党员了了无几，郑德是最接近保持飞行技术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中共特科的最高领导人，他非常清楚收集情报的重要性，航空训练班隶属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收集新疆方面的情报，也是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郑德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具有这方面的经验。郑德而且还懂得经济，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就经常化妆成商人。
延安迫切需要了解新疆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刚经历长征后的中央政府急需打通从新疆到苏联的通道，同时获得苏联在经费和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中央也需要深入了解盛世才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包括盛世才旗下的“新兵营”及“新疆航空队”的动态。
周恩来专门调郑德赴新疆，不单纯是为了领导中共航空技术人员的培养和训练组织工作，因此郑德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
为了让新婚不久的郑德放心去新疆开拓事业，周恩来特意将他的妻子黄杰安排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
郑德与黄杰随周恩来在重庆的这段时间，是他们一段短促而最美好的生活时期，黄杰怀孕了，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
郑德到达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后，知道盛世才由于对共产党的戒心，中共派出的人员不能再进入新疆航空队工作。他的任务是先将滞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的十几个人组织起来，成立“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
新疆八路军航空训练班正式成立后，由从苏联回来的资深航空专家常乾坤、王弼任教，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王弼讲航空发动机，常乾坤讲飞行原理和领航技术。
当时的航空班学员有：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陈凤岐、李凡、刘风、王琏、王春、王田。郑德时任班长，因为他坚持自己也是一名学员，与大家一起听课。
同时，每逢星期日，在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我军学员也到八路军办事处航空班，由常乾坤、王弼给他们答疑学习中难点，补习航空理论，对他们进行业务学习辅导。
由于郑德担负着许多重要的工作，教学任务也就主要落在常乾坤和王弼肩上。
常乾坤和王弼在郑德的领导下，一边授课，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常乾坤编译的航空教材有《飞行原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王弼编译的航空教材主要是《航空发动机原理》。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书藉成为东北老航校的教材，人民空军成立后初期创办的七所航校，也都普遍使用了这批教材。
1939年夏，邓发在乘坐小车去机场接人时，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以及盛世才的态度，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
1939年9月，邓发告别新疆，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临行前一针见血地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当时在邓发领导下，郑德在新疆收集到不少情报。当时随着盛世才对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郑德已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保存中共空军后备人才，于是经报中央军委同意，由组织上决定，“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教职员分批回延安，中央计划在延安自己创办航空学校。
1940年1月，“新兵营”的人撤回延安。郑德决定：从延安来的航空班学员林征、吴元任等也返回延安。这批学员，一行6人于1940年6月撤回延安。当年9月，他们回到延安后，任平、李春华回社会部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周元清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回到延安后，到《晋西北日报》社担任记者，后来到中央工作。叶远枝因一个案子身亡。只有吴元任、林征仍在航空战线继续学习、工作。
1940年10月，按照中央要求，航空训练班的其他人员分批撤回延安。郑德正式决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航空班的8名教学员，分两批从新疆撤退回延安。郑德亲自带领李凡、王春、王田三人第一天走，王弼带领刘风、王琏、常乾坤三人之后再走。
没料到郑德四人在通过胡宗南部队的封锁线时，在从兰州到西安的返回延安途中，被胡宗南部队截获。后来郑德和李凡被拘押，关在西安的监狱里，受尽严刑拷打，烙铁烙遍了他的前胸和后背，最后均英勇牺牲。王春下落不明，王田逃出后回到延安。这给新疆航空训练班人员以极大的震撼。
由王弼带领的第二批人得知消息后，便改换身份，经过化妆，终于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王弼、常乾坤、刘风、王琏等人闯过国民党层层关卡到达西安，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于1940年底到达延安。
郑德的妻子黄杰没想到自己与丈夫在重庆的那次分手，竟尽成永别。郑德赴新疆时，正值黄杰怀孕期，因此郑德从未见到他的儿子。黄杰生下孩子后，为了怀念鼓励丈夫从事航空事业，特意给孩子取名叫郑庆飞。
黄杰，湖北江陵人，也是资深老革命。黄杰少女时代为逃婚而离家出走。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军校学习，跟女烈士赵一曼是同学。
黄杰于1928年入党，十几年出生入死，在上海跟周恩来干地下工作时曾被捕入狱，后经宋庆龄援手免于重判。
由于黄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只得将一岁的郑庆飞托人送到香港郑德的大哥处寄养。此一别直到1973年周总理过问后，黄杰才与自己和郑德所生的儿子郑庆飞往北京见面。
郑德在被敌人杀害前，早就作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他留给黄杰一份遗书，表明了革命遗志，并希望孩子要为国为民族奋斗。
黄杰与郑庆飞在北京见面时，她将郑德留下的遗书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航空班的常乾坤、王弼、刘风、王琏（后成为朝鲜空军上将司令）、林征和吴元任，在后来中共成立的系列航空组织机构中，在东北老航校和空军建设中都成为核心领导成员和重要骨干。王田回朝鲜后则任朝鲜空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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