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时，正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常乾坤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但是接到任弼时正式通知自己准备回国的常乾坤，回国的机会后来又被推迟了。
常乾坤被推迟回国的真正原因，其实与中共党内出现严重分歧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奉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局面。国民党正面战场虽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由于其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不断遭受了严重失败。国民党甚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试探媾和条件。八路军却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正确执行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一面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党和军队的一些工作中出现了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过分迁就国民党等右的倾向。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还再次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经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到达延安。王明此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回国时，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这些建议是在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根据王明的报告讨论通过的。会议高度评价了中共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但是，会议也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认为中共缺乏工人阶级基础，大多数老干部出身农民，有武装斗争经验，但连城市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都没有。“为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为这种“新人”回到延安的。王明行前曾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了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完全抹煞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和斗争。
王明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认为，要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优势力量，历史上就没有资产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事情，空喊领导权，只能吓跑同盟者；国共两党不是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王明的主张，实质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王明还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王明看不到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片面地强调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不适当地要求“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无前提地要求“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王明实际上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也包括当时的一些地方军阀，如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
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他的错误思想在会上曾影响了一些同志。毛泽东等在会上发言，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但是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准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
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积极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工作问题。(又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人。王明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其他与会同志也发表了意见。
王明在发言中认为，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继续坚持和发挥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对国民党的看法上，王明认为，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在抗日战争的当前任务问题上，王明认为，保卫武汉是当前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困难的局面。因此，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的事业抱着“最高度的热忱”和“最坚强的信心”。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王明认为，要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并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五个统一”，发展为“七个统一”，即：1．统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王明认为，只有建立几十个有新式装备的国防师，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上，王明认为，应该“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应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应组织统一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民众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接受政府的领导，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并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王明的发言完全撇开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独立发展，忽视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实际上把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摆在了抗日战争的中心地位。王明的主张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了无产阶级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其结果只能是把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统一”到国民党那里去。
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的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毛泽东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张闻天提出：“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张闻天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会议经过讨论于3月1日决定，王明和凯丰在会议之后去武汉工作，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会议之后，王明却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王明回国后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搞的“统一战线”，最终造成的恶劣结果，其实就是他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为指导。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毛泽东不可能在盛世才绝对统治新疆的情况下，对“新兵营”及“新疆航空队”作任何指示。
一批来自原红军和八路军的共产党员被安排在盛世才领导的“新疆航空队”学习，却“不准宣传共产主义、不准发展党员、不准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实际上就是执行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五个统一”，后来又发展为“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要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将权力交给了国民党政府，甚至把共产党军队中的干部战士也纳入了国民党的管理之中。
毛泽东则认为，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显然，王明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主张截然相背。
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并批评王明不要争“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常乾坤在任弼时安排下于1938年9月初，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常乾坤甚至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