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五节 洪水将军的跨国姻缘与家庭

沈阳先生　撰稿

　　洪水将军是越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洪水是中国和越南“双料”少将，也是中国惟一的一位外籍将军。

洪水将军在中国参加过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时期，任广东省东江游击队连政治委员，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并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1945年洪水应越南劳动党之邀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回中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

1956年因病回国休养。同年10月21日，在河内逝世。

　　洪水将军有4次婚姻，他有8个孩子，2个在中国,是由中国妈妈生的,另外是6个子女都在越南。

 　洪水将军在16岁时就按当时越南习惯，跟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结婚，生了一个女孩，后离婚。

  洪水将军曾有一个中国妻子陈剑戈。陈剑戈，原名陈玉英，1914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一个大户人家。

陈剑戈早年就读于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在五台县工作期间，洪水认识了一个叫陈剑戈的中国姑娘，由此开始了一段跨国姻缘。当时陈剑戈的名字叫陈玉英，是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共青团员。她为人豪爽泼辣，革命热情高，是当时五台县人民政权--人民行政委员会中惟一的女同志。

一次，洪水在与陈玉英聊天时说:“陈玉英这个名字太俗气，缺乏战斗性。你看我的名字洪水，洪水猛兽，敌人听了闻风丧胆，多好啊!”

陈玉英想了想说:“那我就叫陈剑戈吧，既是剑又是戈，都是战斗的武器，你说好不好?”

洪水高兴地点了点头，拍手叫好。

1933年10月陈剑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

1938年冬，中央军委决定抗日军政大学组建一分校，洪水调到抗大一分校任政教科副科长。不久，陈剑戈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训练班学习，并且担任了女生队指导员。而洪水此时也已担任了该校的政治委员，他们的接触多了起来。

陈剑戈常常带领广大女学员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八路军。

洪水对秀丽端庄的陈剑戈满怀好感，同事们也极力从中撮合。在大家的帮助下，洪水与陈剑戈很快结为伉俪。

1941年8月，抗日战争进人了最残酷的阶段，日军集中重兵向晋察冀边区大举“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鳌鱼山战斗中，已怀身孕8个月的陈剑戈与部队失散，在荒山野岭中生下了他与洪水的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暴风雨”。

尽管夫妻俩对孩子非常疼爱，但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缺医少药，孩子刚满半岁便不幸夭折。

洪水没有过度悲伤，他咬紧牙关仍然积极工作。陈剑戈很佩服洪水的才干，喜欢他直爽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

1943年4月，洪水和陈剑戈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在延安，陈剑戈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丰”，以纪念1943年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的大丰收。

　　革命战争时期，陈剑戈曾任五台县妇救会主任、五台县四区动委会唯一的妇女委员、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训练班女生队指导员、抗大二分校文化教员、延安第二保育院保教科科长等职。

1946年应胡志明之邀，洪水回到越南。在越南工作期间，洪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妻子陈剑戈。

1946年底，洪水特意委托取道中国的越南同志李班，给陈剑戈捎去一封长信。但是李班在中国始终没有找到陈剑戈，只是道听途说内战全面爆发后，陈剑戈带着孩子在向太行解放区转移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她和孩子们都牺牲了。

洪水听到“噩耗”，心情极为悲恸。

后来，由于生活上需要人照顾，洪水在越南又重新组成了家庭。

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越南科负责人。

洪水到中国后，通过各种渠道才知道，陈剑戈和孩子并未牺牲。他是日夜思念着和他共患难的陈剑戈和孩子们的，但是自己在越南已经再结婚，他和陈剑戈的婚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洪水通过组织，委托其他同志把自己婚姻的变故告诉了陈剑戈。

一天，一个陌生的同志找到陈剑戈，告诉她说:“洪水同志来中国了。但是他在越南又结婚了。洪水同志来中国后，才听说你和孩子们都还活着，他又惊又喜，非常想见到你们。可是他现在的处境很为难。还好，他的越南妻子没有随同来中国。洪水同志说想听听你的意见，再作决定。”

　　陈剑戈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翌日傍晚，洪水在昨天前来的那位同志的陪同下，找到了陈剑戈。

　　相别5年多后，他们再次重逢，本该是喜相逢的。但是他们却默默无语。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陈剑戈终于做出了重大决定:结束她和洪水的婚姻，成全洪水和他的越南婚姻。

当年洪水得到中国妻子和孩子牺牲的消息后,又在越南结婚了。之后再回到中国工作时，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孩子都健在，则既高兴又尴尬。

　　1938年1月，陈剑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越籍将军洪水(又名阮山)结婚。

　　婚后生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暴风雨”半岁时夭折。

　　第二个儿子陈寒枫(原名陈小丰)先后在北京四中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法案室主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

　　第三个儿子陈小越先后在北京四中和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升龙国际交流与合作咨询公司总经理。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曾心心相印，一起度过了7年的幸福时光。

最后他的中国妻子陈剑戈放弃了自己的幸福,独自照料2个孩子。

洪水将军说：“我没有辜负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却辜负了我深爱的中国妇女的爱情”。

但洪水夫人陈剑戈并没有因为自己与他的意外分手而有所抱怨，她将自己对洪水的爱，化之于笔端。陈剑戈撰写了一部长篇纪实传记《黄河恋红河情》。陈剑戈以深厚的战友情、夫妻情生动地讲述了她与洪水共同生活、战斗的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陈剑戈先后担任六一幼儿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教育局科长兼办公室主任、北京市妇联常委、市机关党委委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剑戈被打成“叛徒”，遭到多次批斗。1981年1月恢复工作，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2013年1月13日，陈剑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1945年11月，洪水回到越南。洪水在越南曾3次结婚，育有一男五女共6个孩子。洪水将军最后一位越南妻子名叫黎恒熏。

洪水有八个子女:

长女 武清阁(越南籍)

长子 陈寒枫(中国籍)

次子 陈小越(中国籍)

次女 阮梅林(越南籍)

三女 阮清霞(越南籍)

三子 阮 刚(越南籍)

四女 阮越红(越南籍)

五女 阮越恒(越南籍)

虽然洪水将军的孩子不同的姓，两个姓陈一个姓武，五个姓阮，在不同的国家和环境中长大，但是中国妈妈和越南的妈妈对这些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自立，很顽强，而且很团结。成为中国越南友谊的佳话。

  

　　

第十六章第四节 关于洪水被授于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的真相

沈阳先生　撰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洪水在请示上级之后准备奉调回越南。3个月后，洪水离开中国，返回了越南河内。

在日本人投降的8月，胡志明正好在越南趁着这个时候搞了一个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候，洪水并不知道，只是在报纸上看到。

胡志明是谁？怎么出了个胡志明，他还奇怪地说“这个胡志明到底是谁？”，后来洪水回到国内以后才知道，胡志明就是李瑞，就是阮爱国。当时的李瑞是他的把兄弟。

1945年初，越南的抗日救国运动渐趋高潮，共产党和越南独立同盟控制的解放区逐步扩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的形势之下，1945年的8月12号胡志明发出了起义令，越南上下响应，史称“八月革命”。

但是二战之前盘踞越南的法国，却不甘心就此退去。为了继续维持在越南的殖民主义，法越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洪水将军的儿子陈寒枫回忆说：

　　这时候呢在这个紧急关头，正好我父亲回去了，这样越南共产党、越南军队就任命他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一回国马上就负担这样的一个重担，就去到越南南方，去抗击法国对越南共产党、越南军队、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的进攻。

　　当时洪水统辖的第四战区，位于法越交战前沿，法军方面攻势凌厉，且有阿尔巴尼亚等外籍军团助战，而且法国得到英美支持，越法战力对比十分悬殊。

　　

陈寒枫说：

他到了四战区，就是中间这一段，就守住了。法国人无论怎样也过不了这个四战区，想从陆地上到北方，也过不去。所以呢它就从海上，坐船从河内登岸，进攻这个海防，然后又打下河内。这时候胡志明就带着这个主要的部队，就到了山区了，到了北部山区去了。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部在他（洪水）的领导下，南边是法国人，北边是法国人，两头夹着他，都没有被法国人打进去，所以第四战区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就没有打进去，始终在那儿坚持着武装斗争。

胡志明并没有忘记洪水的战功，1948年越南人民军授衔，洪水被授予少将，但陈寒枫戏言，这个少将当时也并不是论功而授的。

陈寒枫说：

那个时候呢越南这个军衔还不是说，评，说是你的功劳大小，打过多少（胜仗），那顾不上这样的。所以呢就以什么，就是法国人是什么，你的对手是什么将军，你就是什么将军，它是对等原则，所以呢后来在南方抗战的那个法国人，那个领导法国军队的是个中将，因此那个越南那儿的司令，后来的司令阮平就是中将，其他各战区都是少将。

武元甲是那个时候，法国人的总指挥是个大将，所以武元甲就是个大将，是这样，所以武元甲从一开始就是大将，一直到现在。所以他当时是这样，所以他就评这个少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而越共和他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还在和法国军队的苦战当中。

在胡志明的邀请之下，中国方面在1950年8月，派出了韦国清带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洪水又一次和他的中国战友们并肩战斗了。

1950年9月，鏖战日久的洪水接到调令，再次回到了中国。

一直到1955年，中国军人授衔的时候，当时考虑到洪水是黄埔四期的，又是从一建军，广州起义开始就在军队工作，所以从他的资历，从他在中国军队工作的这个情况，认为可以授他中将，所以就想授洪水中将。于是就征求胡志明的意见，说中国军队准备授予洪水中将军衔。

后来胡志明就考虑了以后说，越南现在主要都是少将，只有一个中将，当时已经都定了的。如果要在中国变，我们越南是不是也要变？还是怎么样？会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吧。

　　由于考虑到越南方面的实际情况，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洪水被授少将衔，他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位外国将领。

　　1955年授完军衔以后，在北京的将军们在1955年“十一”那天，都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毛主席见到洪水后就问他“授了个什么衔”，洪水就如实告诉他。当时给他的军衔是正师少将。毛主席后来就跟身边的人说这个不合适，说洪水是黄埔四期，又是从一方面军过来的，说起码也应该是正军级，不能是正师，这个不对。后来总政就给洪水改了军衔，总干部部将正师少将改为正军级的少将。

1955年洪水将军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就医，检查的结果是肺癌，周恩来、叶剑英得知情况，多次批示要用最好的大夫给他治疗，但是受困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洪水手术之后，医生宣布肺癌已经扩散。

1956年10月，已经知道病情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回越南。在征求了胡志明的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洪水在回国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彭德怀、黄克诚他们在政协礼堂又见了洪水一次，给他送行。

送行的时候，他们对洪水都很有感情。因为从1931年开始跟着毛主席、跟着朱总司令那么长时间了。跟着叶剑英是1927年。应该说洪水在这个中国党内，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超过他，就是跟所有的中央的领导这么密，跟这些老帅们，跟这些政治局委员，跟这些党的最高领导层，能够有这么关系密切，真是很少有这样的外国人。

陈寒枫说：

所以非常有感情，在讲的过程中吧，反正他们都掉眼泪，都挺难过的，因为那么好，那么健康的一个人，那么活泼的一个人，现在病成这样子，所以走的时候呢，毛主席还说，说你要病好了以后，我们还欢迎你回来，你还愿意想回来还回来。

少小离家老大还，1956年洪水踏上了归家的路，而这一次，他再没能回来看一看他的中国战友，他工作和战斗过27年的土地，在抵达越南河内20余天后，洪水病逝，越南举国哀悼。

陈寒枫回忆说：

　　1956年送他回国，他到了那个边境线上以后，那时候坐火车到了那个友谊关，到了友谊关以后就下车，越南改用汽车送他去河内，当时下了车以后，他就说停住。车停住，他到了越南国境，他拿起一包土装在兜里带回河内，说我终于回到了我自己的国土、国家。

第十六章第三节 洪水因抄了阎锡山老家而被第三次开除党籍

沈阳先生　撰稿

洪水将军是一个传奇人物。洪水曾三次“翻雪山过草地”，他是红军长征路上唯一有此磨难经历的红军勇士。他成功的独身抵达延安。

1938年冬，中央军委决定抗日军政大学组建一分校，洪水被调到抗大一分校任政教科副科长。不久，洪水担任了该校的政治委员。

　　洪水将军的儿子陈寒枫回忆说：

父亲后来到了晋察冀，跟着115师，跟着八路军总部，到了五台县，到五台县去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

在这个五台的工作期间，他的这个发动群众啊非常有名，他做这个宣传工作五台县到现在，有些活着老的人，或者是他的父亲、父辈听过我父亲做报告，讲这个宣传抗日的，都说我父亲当时在那儿宣传，讲得特别生动，很多人都爱听，所以他那个有些照片，他那个底下一大群都是老百姓啊。去（听）他讲抗日的道理，他是个外国人，但是他讲这个抗日，讲这个宣传党的方针路线，讲得非常的通俗，让老百姓都能接受，所以他讲话人家都特别爱听。

　　在晋东北，洪水发挥他的文化特长，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但是不久之后，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陈寒枫回忆说：

那个时候就讲，所有抗日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当时是这样的讲。

这时候阎锡山的这个老家，这个河边村正好是他四区所管的一个村，这样老百姓发动起来以后，就讲说阎锡山也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也应该他做贡献，那个时候阎锡山的家里头，他有家庭的卫队，他又有枪，又有布，又有粮食，又有小卫队。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做贡献？

这个老百姓发动起来以后，就跑到阎锡山的家里，把他的枪也拿出来，粮食、布匹都拿出来支援抗日。这件事呢，就被阎锡山知道了。

　　

　　当时洪水的职务是晋东北四区的宣传干部，而阎锡山则是华北第二战区司令官，官阶高下立判，而当时中共也正在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洪水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

　　

陈寒枫说：

阎锡山知道以后呢，那个时候呢周恩来和邓小平当时做统战工作，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正好在太原。他就找周恩来说是我的家被人家抄了，说是还有一个什么叫洪水的人，他在领着把我的家抄了。

因此周恩来呢，就跟那个当时在晋察冀的负责人，就是那个聂荣臻，跟他讲说是有这么一件事，让聂荣臻来了解情况。

聂荣臻就把我父亲叫去，叫去以后就问了问这个情况，当时那个晋察冀司令部在金刚窟，在五台县的金刚窟，他就去谈了。谈了以后呢，聂荣臻他们就跟中央汇报了，说是有怎么怎么回事，就讲了一下。

讲了一下呢，当时中央考虑还是要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那这个事最好能够不影响这个阎锡山这个抗日的这个情绪，还要照顾他的情绪。怎么办？

后来聂荣臻就跟我父亲商量了，就说我们研究了，晋察冀这个区党委研究了，这样给你得有一个处分，而且你要写个检查，他就把这个从这个大局出发嘛，要做统战工作。我父亲毫不犹豫说没问题，这样就又给他一个处分叫开除党籍，这是他第三次开除党籍。

这次事件，看上去就这样平息了。但是据陈寒枫的回忆，这一次对洪水开除党籍的处分，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执行。洪水仍然被调到了别的岗位继续工作。

战事进行到1943年，越南也被日本占领，胡志明发出了号召，希望越南人能够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洪水在请示上级之后也准备奉调回越南。

　　

陈寒枫回忆说：

　

七大完了以后，他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了，就准备回越南了。这个时候呢，毛主席和周恩来啊，叶剑英又找他谈话，在这个窑洞里跟他谈话。就讲呢，是胡志明希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希望在延安的越南同志能够回越南去，所以跟他谈。但是回到越南以后，一定要注意跟他们搞好团结，因为在越南有一部分是从苏联回去的，有一部分是中国回去的，这样你要注意团结好大家的，各个方面可能认识不是完全一致，另外他的理论、知识、实践都不太一样，你们还是要注意搞好团结，大家一起帮助胡志明啊，把这个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洪水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重庆谈判工作。

3个月后，洪水离开中国，返回越南河内。

第十六章第二节 洪水三次“翻雪山过草地”走过的红军长征路

沈阳先生　撰稿

胡志明一直他称洪水（阮山）为山弟。

但这位被胡志明称为山弟的洪水将军，在其军旅生涯中有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他曾经历过三次长征，并独身步行到延安，同时他因得罪于张国焘，被第二次开除党籍。

洪水在中央苏区因拥护毛泽东，结果是被开除了党籍。1934年，由于反围剿失败，洪水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第一次万里长征之路。

　　

洪水将军的儿子陈寒枫回忆说：

　　

在这个长征途中呢，后来到了这个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这时候呢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呢，中央让他们到红四方面军去做工作，他们就挑了一些人，其中就让我父亲跟着他们一块到红四方面军去做工作。中央离开以后呢，他就留在这个红四方面军了。这个时候呢，由于他敢于当面地跟张国焘顶撞，说中央的路线，应该坚持中央的路线，应该相信毛主席，相信朱总司令，他坚持这条路线，所以张国焘又一次开除他的党籍。

就是在红四方面军，再次，而且说他是国际间谍，你是外国人，你是个国际间谍，就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在陈寒枫的回忆中，这次被开除党籍，应该是洪水革命生涯里很严峻的一刻，据说当时张国焘的本意是杀他而后快，这次又是中共党内元老朱德和刘伯承保护了他，最后只是给了他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也是这个越南人洪水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

陈寒枫说：

这个后来呢中央红军，党中央到延安去以后呢，四方面军就又开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西路军，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的带领下，往新疆方向走，一部分呢就张国焘带着，就往四川的泸县这些成都平原，又开始往南走。

所以他在跟着一方面军，过了一次雪山草地；然后又跟着这个四方面军再一次过雪山草地往回走，又过了一次雪山草地。

洪水跟随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北上长征，但是部队行至中途，却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最后也被打散了。

洪水虽然只剩自己一个人，但是他仍然决心要到延安去，要去找中共中央。

在没有任何装备和给养的情况下，洪水独自爬雪山、过草地，这已经是在长征途中，他的第三次折返。

　　

陈寒枫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化装成藏民，穿上藏族的服装，然后又讨吃、要饭，给人家放过羊，放过骆驼，就这样坚持着一个人走到了延安。

所以他到延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得他，瘦得只剩皮包骨了，说这是谁呀？这是洪水吗？很多人讲包括那个李坚真，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老女红军，也是长征的时候跟他在直属队的。说他到了延安以后我们不认得他，又黑又黑，他这个是洪水吗？大家都不相信。

抵达延安后的洪水，感动了很多人，也激励了很多人，一个外国人尚可如此，中国革命怎会没有希望？

洪水随后被送进大学继续学习，而此时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战全面爆发。

洪水也随着换了袖标，他已经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军官了。

第十六章第一节 洋学员洪水在黄埔军校和苏区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那一年是1955年国庆节，在北京的中国将军们刚授完军衔以后都上了天安门。洪水将军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他：“情况怎么样，授了个什么衔？”洪水就如实告诉毛主席。当时给他是叫正师少将。

后来毛主席就跟身边人说这个不合适，他说洪水是黄埔四期，又是从一方面军过来的，说起码也应该是正军级，不能只是正师，这个不对。

由于毛主席发了话，总政就给洪水改为正军级的少将。

其实在中国的革命史里，不能遗忘洪水的功绩。一个外国人应该被铭记，洪水曾经就读黄埔军校，和林彪、倪志亮、张灵甫同窗；他也曾经参加红军，在长征时经历了二次爬雪山过草地，而且在队伍被打散之后，独自一人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战时，他带领群众，抄了消极抗日的阎锡山的老家；在重庆谈判时，他也参与了相关的工作。另外他还有一个结拜弟兄，是越共中央领导人胡志明。这个人居然是越南人阮山，他的中国名字叫洪水。

至今为止，洪水都是唯一一个同时被中国和越南授衔的将军，他也是早期的黄埔军校四期生。

洪水将军的儿子陈寒枫，曾经讲述父亲在黄埔军校时的传奇故事。

　　1925年，17岁的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离开越南河内，奔赴广州。当时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已经在广州创建了黄埔军校。

　　洪水到了广州以后呢，就跟胡志明接上头，那时候有大量的越南的青年在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越南共产党，那么怎么把这些越南青年组织起来？胡志明就采取个办法，就是先搞一个小组织，就是搞结拜弟兄，这样呢，他找了9个人。因为胡志明到了广州以后，改名叫李瑞。这9个人也就都改姓李，于是这9个人就叫“李氏结拜弟兄”。

　　当时，共产国际已派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而随同前来的胡志明，公开身份是鲍罗廷的翻译，洪水则担任胡志明的助手。不久，胡志明把洪水这些越南进步青年，也送进了黄埔军校学习。胡志明对孙中山说，借宝炉炼几颗革命的火种。

　　就这样，洪水到了广州以后，正好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胡志明就找李富春和蔡畅，说希望让洪水到这个黄埔军校去学习。经过李富春和蔡畅的介绍，洪水就正式进了黄埔第四期。

洪水儿子陈寒枫回忆说：

父亲的本名其实不叫洪水，他的一生曾经多次改名，而每一次的改名又都随着时代的转变，显露出自己的志向。

　　我父亲原来在越南叫武元博，我父亲原来姓武，后来到这个广州以后，到了黄埔以后，他改名叫鸿秀。到了东江以后，国民党当时宣传说“共产党就是洪水猛兽”。因此，他在东江打游击的时候就又改名叫洪水，以后呢他就用这个洪水这个名字，一直在中国军队内来工作，所以中国军队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很著名的洪水。他在东江以后打游击，以后在1930年左右又到了闽西，去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会合。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得国共分道扬镳，中共武装开辟中央苏区之后，洪水随同战友赶到，由于他曾经在河内的师范学校就学，在当时的红军中属于文化水平较高，所以被安排做了教育工作。

　　洪水会五国语言，他会越南语，在河内的时候学过法语，学过英语。以后他又学习过俄语，学过中文，因此他会五国语言，这样在苏区会这么多语言，又又多才多艺，又有文化这样的干部还不是很多的。因此中央就让他在红军学校做教员，同时又做俱乐部的主任。在这个俱乐部里就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演戏，他也会唱歌，还教唱歌，还会弹琴。

　　当时在中央苏区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洪水讲课，连蚂蚁都爱听。这个年轻的越南人，已经完全融入中国革命的铁流中，激情洋溢、活力四射。

陈寒枫回忆说：

那个时候，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迁到中央苏区以后呢，同时也把一些右倾集体主义的东西，也带到了中央苏区，因此在中央苏区呢，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为首的，这些老的这个苏区的这些领导呢，在思想路线上就有一些分歧，他们排挤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这个路线。

但是我父亲呢，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这个路线。所以他当俱乐部主任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些，一些领导同志吧，就排挤他。也是要那个整他，这样就借口什么呢？借口他，说是他在俱乐部的章程的起草上，说他的观点有左倾，同时呢又说在查账的过程中，发现有20银元找不到了，就借这个为借口就开除他党籍。

由于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保护，洪水在被开除党籍后，并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很快又给安排了工作。

1934年，随着反围剿的失败，洪水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第十六章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中越共产党同衔少将洪水

沈阳先生　撰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0世纪50年代授衔的一千多名将军中，只有一名外籍人，那就在中国名叫洪水的将军。洪水是中国和越南两国共授少将军衔的开国将军，洪水也是黄埔军校中唯一的越南外籍教官。

毛泽东曾评价说:“洪水的性格是执着、透明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骋千里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这段话，最好地概括了他光辉而又曲折的战斗一生。

洪水(1908.10.1-1956.10.21)，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鸿秀、阮山、李英嗣等，越南河内人。洪水生于越南河内一个地主家庭。

洪水早年赴法国留学，与胡志明相识。1924年，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前往中国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

1927年12月11日，洪水参加了广州暴动，失败后随聂荣臻、叶剑英逃往香港，后又前往泰国追随胡志明。

1928年，洪水受胡志明指派，回到中国，在东江游击队任职。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洪水，意思是像洪水那样在革命的河道里一直奔腾向前。并说“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

1930年4月，洪水调往红十二军。

1932年10月，洪水被调到江西瑞金，在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并创办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任社长。

　　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洪水以京族身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因追随毛泽东，与博古等发生矛盾，被开除出党。

长征开始后，洪水作为陈赓干部团成员参加。遵义会议后，恢复党籍。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随中共中央军委被派往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由于洪水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再次被开除党籍。

1936年初，洪水所在部队溃散，他只身一人历尽艰险抵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水初期在山西负责发动民众，后调往晋察冀边区任《抗敌报》第一任社长。

1945年，胡志明在越南发动八月革命，洪水回国支援，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洪水以阮山之名获得少将军衔(当时越南军队的最高军衔)。

不久，由于他的中国背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胡志明不得不将其于1950年秘密送回中国。回到中国的洪水任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

　　1951年1月，组织安排洪水离开中央统战部二处越南组，到刚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4年夏，洪水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他常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的叶剑英请示汇报工作，叶剑英对他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5年9月，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一级人民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洪水成为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少见的、集两个国家的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首次授衔时，根据他的贡献，负责授衔工作的解放军总干部部最初考虑授予他中将。后来征求越南方面的意见时，胡志明表示军衔级别与越南人民军的军衔级别一致最好。所以，洪水的最后军衔定为少将。在当时1000多名将官中，洪水是惟一的一位外籍将军。

1956年洪水因患有胃癌，回国休养。9月27日离开北京返越南。200多名中国将领和一些开国功臣亲临车站为他送行，

1956年10月21日，在河内病逝，终年48岁。

　　洪水将军的48年的短暂人生，31年都是为革命献身的，26年在中国。

毛主席这样说：“洪水同志数十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你。”

胡志明则一直他称阮山（洪水）为山弟。

第十五章第十三节 常乾坤的家庭与子女

沈阳先生　撰稿

　　常乾坤是中国人民空军的先行者。曾在黄埔军校三期、广东航校二期学习；1926年赴苏联学习航空和工作12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校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他是首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第一批空军副司令员、志愿军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也是首次天安门受阅飞行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1955年授衔中将。1973年5月20日于北京病逝。

　　常乾坤的第一任夫人是苏联籍的，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结婚，生有子女。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回国时由于国内环境险恶，家庭暂时分开。卫国战争爆发后，常乾坤与苏联夫人和子女彻底失去了联系。

常乾坤中将第二任夫人是李芳。

李芳在1909年出生于沈阳，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二师四团政委，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蛟河煤矿医院中共监察委员会干事，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吉林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病逝。 

　　常乾坤和李芳结婚后，生育有常磊、常砢等子女。

　　大儿子常磊在空军老老实实的干了一辈子，退休后曾经担任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名誉会长。

　　二儿子常砢，原空军装备部研究员，大校军衔，退休后担任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

 

第十五章第十二节 常乾坤参与空军教育和科研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

　　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

　　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常乾坤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

　　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

　　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

　　1962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常乾坤参与组建中朝联合空军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

　　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

　　1月16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

　　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常乾坤和王琏都曾在苏联学习航空，回国后，两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航空训练班时是师生关系。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

　　常乾坤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

　　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

　　当时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

　　常乾坤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第十五章第十节 常乾坤参与建立人民空军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

　　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

　　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有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

　　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

　　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

　　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

　　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在常乾坤的领导和组织下，航空局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将计划草拟好了。第三天的下午，常乾坤到聂代总长办公室汇报。聂代总长看到后高兴地说:“好!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加盛况。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最后，聂代总长加重语气强调:“空中编队受阅，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

　　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常局长传达了聂代总长的重要指示，以及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到会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点是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的编队协同等问题。特别是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对多机种共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训练安排和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等，都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

　　最后，常局长在会上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分工，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一来。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完成任务。”

　　为此，常乾坤带着受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进行可行性研究。

为了检验飞行效果，事先要进行空中照相。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常乾坤局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何健生。

　　何健生早在1930年就参加了广东空军，当过掩护大队上士班长，准尉见习排长。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为准尉受训员。后任国民党空军第九大队二十七队准尉爆击士，笕桥修理厂军械科准尉机械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健生先后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准尉爆击士，第一大队四队准尉轰炸员等。曾参加上海崇明、宝山，湖南衡阳、长沙，湖北宜昌，广西南宁等地对日作战，22次完成轰炸日军任务，国民党空军授予他二等宣威奖章。

 　　1940年秋，何健生在轰炸山西运城敌占机场返航途中，在凤陵渡上空同日本战机激战，他的背部中弹负伤，鲜血浸透了降落伞的背带，但他仍操纵着斯卡斯机枪对日机猛烈射击。尔后，他又率领航机群飞行200多公里，直至顺利返回基地。到达基地时，他已经昏迷在座舱里。

　　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1942年1月22日，中国空军与“飞虎队”联合作战，再次轰炸嘉林机场，因云雾遮蔽，战果不明。中国空军1架战机发生故障，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这是何健生第26次升空作战。不幸的是，他在被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后落入敌区，成为俘虏，被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星凯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便劝说他安下心，等待时机离开。于是，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航校。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何健生时刻都在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他绝不愿做亡国奴。当时他的上级少将白景丰和他一样，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蔡云翔找到白景丰与何健生，讲明参加新四军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

经过多方联系，他们找到了新四军，党中央发来了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毛泽东还还亲笔写下了批示。

1945年8月20日，蔡云翔、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驾机起义的六名航空空地人员，成功驾驶汪伪国府专机“建国号”飞抵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白景丰、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两批，则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由白起（白景丰）带队，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为赴东北小组的组员，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报到。

　　军部作出指示：你们赴东北小组途径山东海阳，有一架被民兵缴获的日本（九九双发动机）飞机。给你们10天左右时间，能修复就飞玉桃村去隐蔽，修复不了就放弃这一项工作。白景丰、何健生等立即跟于毅夫同志带领的干部队伍去东北。

　　赴东北小组一行四人离开新四军军部，进入山东炎城、临沂、莒县、诸城、胶县、莱阳到达海阳县留格庄海滩。用了12天时间，克服无设备、无工具、无器材的种种困难，修复了日本“宣武队”九九双发军运飞机。遵照山东省长黎玉同志的指示，将飞机上的日本军教洗涮掉，喷上了国共合作青天白日的标志，机身两百划一红圈，内写“中共”二字。这是第一次在飞机上标志中共的飞机，也是八路军的第二架飞机。

　　赴东北小组一行到达沈阳的第二天，接到通知，赶赴通化参加筹备东北老航校，当时白景丰担任教育长，何健生何健生负责学员招生。“820”起义人员都成了东北老航校创建时的骨干。

1946年3月1日，老航校正式成立时，白景丰担任航校副校长，何健生则担任训练处处长。在创建东北老航校时，何健生亲自面试和挑选新学员，又亲自授课和编写教材。何健生除了承担轰炸、领航课目的讲授，还带飞新学员，对学员进行考核。何健生还对航拍和空中摄影侦察作了研究，拍摄了很多东北老航校的历史照片。东北老航校有一个何健生制作照片的专用暗房，当时有关人民空军的摄影图片，80%以上都是何健生拍摄的，包括马拉飞机、用打汽筒为飞机轮胎打气，还有不少合影照。何健生是东北老航校唯一拥有照相器材的人，航空摄影是他进行航空教育的一部分，他还专门撰写过摄影讲义。

1949年9月初，军委航空局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组织飞机编队飞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时间紧、任务重，军委航空局局长、东北老航校校长常乾坤迅速做出部署，把编绘飞行路线确定航标的任务交给何健生，何健生是当时既懂摄影又懂领航的稀有人才。那时，空中照相设备差，第一次没有成功，大家有些灰心，常乾坤就多鼓励。第二次照相获得了成功。何健生以良好的技能将拍回的照片拼接成图，制作沙盘，让飞行员在沙盘反复演练。常乾坤就赶到机场与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

何健生精湛的技术准备，为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安全顺利飞越天安门，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

　　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一起参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

　　同时，航空局常乾坤局长领导下在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

　　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五章第九节 常乾坤致力新中国空军建设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乾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常乾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当常乾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

　　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

　　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

　　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

　　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

　　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

　　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

　　军委航空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

　　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

　　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

　　常乾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

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乾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

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常乾坤重的工作压力。

　　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局长。

　　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乾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回到灯市口办公室后，常乾坤召集军委航空局全体同志参加讨论研究，起草了一个以P-51战斗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

　　常乾坤考虑到东北老航校的情况，主要改动是减少了飞行员和P-51飞机，因为老航校正在进行紧张的飞行改装训练，也需要飞行员和飞机。

　　计划经常乾坤等修改后，于7月7日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在北平成立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队(简称南苑航空队)的请示报告。

　　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常乾坤组织军委航空局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落实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组建飞行队的批示，与会人员都精神振奋。

　　这些从战争中过来吃过空中敌人苦头的人，这些党过去千方百计利用各种途径培养出来的航空技术人才，听说要组建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时，无不从心眼里高兴!许多人想到自己在东北老航校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人民空军吗?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

　　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