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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

汇聚延安的中共地下党航空人才 (中国空军史话)

圣地延安-12

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消息一经传来,我党早期派往苏联学习航空的同志,立即联名上书,向党中央驻第三国际的代表提出回国参战和建设航空事业的要求。他们相继回国后,先抵达新疆,在我党驻疆办事处开办航空理论训练班。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选送优秀青年,到国民党空军学校学习航空技术。这些我党早期的航空人才,后来大部分都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下半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和日益发展的时候,党组织派遣了一批年轻党员,经过考试到国民党空军航校学习。梁邦和、吴恺、魏坚等同志,就是在这时考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开始学习飞行的。他们在那里学了三至四年,掌握了飞行技术。梁邦和被校方送到美国留学深造,后来牺牲了。吴恺、魏坚辗转回到了延安,后来一直从事航空事业,为建设人民空军作出了一定贡献。熊焰于1936年初中毕业,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分配到空军南昌第三器材库工作。1938年夏天,熊焰带着南昌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以探亲为名,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辗转到了延安,是延安早期的航空事业开拓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吴恺,1917年出生,天津市人。原名吴宝丰。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八路军。
1935年,吴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吴恺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国民党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吴恺历任军委特种兵参谋、编译处俄文军事翻译、翻译组组长、军委4局编译处战术科副科长。译有《苏联红军战士战斗勤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恺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科副科长、学员队队长、干部飞行队指导员、牡丹江飞行队队长兼指导员、飞行主任教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飞行大队大队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恺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副校长、校长。
195011月,在吉林省四平市成立空8师,吴恺任师长。空8师的机关由高空运输大队以及空军其他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下辖的22团和24团是以步兵504团和510团为基础组建而成的,部分大队以上飞行干部是从空军第4混成旅第12轰炸团调进来的,空、地勤人员则都是来自第1、第2航校。1951年,空8师共装备各型飞机70架,其中杜-2型飞机64架、杜-2型教练机4架、波-2型通信机2架。
1951102日,上千名受阅部队代表参加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酒会,毛泽东望了一下前来敬酒的空中阅兵总领队吴恺,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有了空军就好了,空军万岁!”
1951116日,吴恺指挥空8229架杜-2型轰炸机,在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由空2师护航、空3师掩护,轰炸了朝鲜西海岸的大和岛。美军在大和岛上设有大功率雷达、对空台和窃听设备。空822团此次轰炸共投弹81枚,命中72枚,大和岛敌指挥被彻底摧毁。
19511130日,吴恺指挥空8249架杜-2型轰炸机,在空2师和空3师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搬到大和岛灯塔的敌指挥机构。联合编队进入海面后遭到美军30多架F-86歼击机的攻击,因担任巡逻掩护的空39团来不及截击偷袭之敌,吴恺发出“坚决前进,完成任务”的命令,24团在空战中击落1F-86歼击机,开创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歼击机先例。24团的这个大队,冲破敌机阻拦,飞到大和岛上空,对目标强行轰炸。在这次战斗中,空824团被击落杜-2型轰炸机4架,牺牲15人。吴恺后来总结说,第二次轰炸大和岛,轰炸机编队没有严格遵守时间,提前30秒起飞,带队机长转弯过早,提前5分钟通过会合地点,担任掩护的歼击机推迟了会合,导致联合编队损失严重。吴恺说,当时师指与前指之间没有专线,需东北军区空军总机转接,报告起飞后竟两个多小时未能通话。
回国后,吴恺历任空3军副军长、解放军空军技术部副部长、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空军军训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顾问。
吴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4月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文革”期间,吴恺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
2000531日,吴恺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魏坚系河北省束鹿县人,1932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66月入党。魏坚受党组织委派,1938年在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士官学校学习过飞行,但仅飞行了39个小时就停飞了,1939年底返回延安。历任书记、队长、干事、科长、副教育长、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部长等职。
魏坚于194511月开始参加东北老航校早期的筹建工作,中央组织部最早选派创建航校的人员之一。
魏坚是空军第7航校首任校长。空军第七航空学校的前身是东北老航校第二飞行大队。19491118日,军委批准以原东北老航校驻黑龙江牡丹江旧址为基础,组建了第7航空学校。
195015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航空学校,这是一所培养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学校。
19688月迁至吉林省长春市,1976年改名为空军第七航空学校,198611月更名为空军第七飞行学院。
2004年与空军第二航空学院及长春飞行学院合并组建成立空军航空大学。第七飞行学院部分改名为空军航空大学飞行训练基地。至此,空军第七飞行学院的番号撤销。
魏坚为原空军工程学院顾问,因病于20058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熊焰是中国著名的航空工程技术专家,航空科研试飞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创建我党第一所航校,培养人民空军首批飞行员、研制高纯度酒精代替飞机燃料、拼装破旧飞机和保障飞行训练。出色完成领导组装100 架米格-15歼击机的任务,保证了抗美援朝前线空军作战急需。他还领导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及批量生产;负责筹建了中国飞行试验研究基地;并主持了对我国自行研制的初教6、强5飞机的国家级鉴定试飞;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套机载磁记录系统,为飞行试验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熊焰主持了运10飞机研制,他科学求实,严格控制质量,确保安全试飞。
熊焰于1919227日(农历)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县一个教师家庭,原籍湖北省鄂县金牛镇(今鄂州市)。1936年初中毕业,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1937 年底毕业分配到空军南昌第三器材库工作。
在学校学习和仓库工作期间,熊焰接触到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认识。1938年夏天,他带着南昌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以探亲为名,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又辗转到了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是延安早期的航空事业开拓者。
在延安早期航空队伍中,熊焰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为发展人民的飞机制造工业开始了艰辛的奋斗。那时延安窑洞的灯火,是熊焰心目中最美的画卷,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熊焰。
19389月,熊焰这一群来自国民党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关卡和封锁,冒着生命危险,从西安出发,步行了8天,终于到达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组织上了解到熊焰懂航空技术,就分配他到抗大二大队学习。熊焰在二大队学习了几个月并入了党,又被分配到桥儿沟的职工学校学习。193978月间,熊焰又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
1940年冬至1941年初,党在大革命时期及以后派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的王弼、常乾坤、刘风、王连四位同志回到了延安。不久,经党中央批准,并在苏联的支持下,由他们四人主持,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定名为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
熊焰先是在总部王家坪参与筹备机构,选择校址,编写教学方案,制定教育大纲,并着手勘察飞机场。机场初步选定在延安经小便沟到安塞的路上,那里是一片开阔地,两边山头也较低。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学校在安塞县杏子河畔的一个农村土窑洞里正式成立了。校长是王弼,政委是丁秋生,教育长是常乾坤,刘风、王连负责飞行训练。此外还调来一些文化程度高的,或学过航空的同志组成高级班并兼任文化教员,熊焰就是这时被调来参加筹办延安航校的。参与编写了文化课教材,包括数理化和语文。熊焰兼任物理教员。
当时由敌后部队选送的年轻体壮、文化程度高的连排级干部都来安塞航空学校学习。
正当安塞航空学校积极紧张准备的时候,苏德战争爆发了。党中央指示:“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现在苏联没有精力帮助我们建立航校,当前只有收缩和储备技术干部,积极为技术训练创造条件,等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于是,19419月,学校撤离安塞,回到延安清凉山,合并到抗大三分校,成立了三队,训练处工程科负责原安塞航空学校的学员教育工作。  
19421月,抗大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工程队,从清凉山搬到宝塔山下山沟里,按文化程度分三个区队进行教学,教数学、物理、语文和英语等课程。
19424月以后,开展整风运动,接着审查干部。1943年初,抗大总校由敌后搬到绥德,军事学院工程队又合并到绥德抗大总校干训队,学员中有一部分则留在延安学习俄语。  
1944年审干结束,做了政审结论后,熊焰就被分到延安瓦窑堡抗大三大队任数学教员。
194610月,党中央在延安组织了航空小组,赶赴东北接收日本的航空器材,开创我们自己的航空事业。航空小组是分批出发的,步行的同志途经绥德,由晋西北去东北。党中央派王弼等少数同志,乘坐汪伪空军起义人员蔡云翔驾驶的双发高练飞机赶赴东北打前站。飞机飞到张家口,由于敌人在机场跑道上设置了障碍,这架飞机着陆时,起落架被撞坏了。王弼同志留在了张家口,其余同志则弃机兼程奔赴东北。
晋察冀军区领导也打算在张家口发展航空事业,恢复飞机场,成立航空站,并将王弼同志留下任航空站站长。另外又从去东北的同志中留下一些人,熊焰和徐昌裕、油江等便被留了下来。在张家口建立了晋察冀军区航空站,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开展机场的机务工作,并调来一些机床,修理日本留下的飞机残骸。
东北老航校成立后,遇到很多困难,器材、教材、教员、和技术人员很缺乏。汽油是飞机的血液,没有汽油,什么也办不成。当时没有汽油来源,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航校领导听说日本人过去曾有过用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修理厂就进行了试验。试验成功后,便将发动机的汽化器喷油嘴加大改装,用酒精来代替汽油。不过这种酒精不是一般酒精,而是高纯度酒精。熊焰被派到哈尔滨南山岗哈尔滨酒精厂任厂长,郦少安任经理,徐昌裕和胡华钦则去另一个酒精厂组织生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生产出了高纯度酒精,解决了航空燃料这个大问题。
    为了保证飞行训练,搜集航材和修理飞机,航校成立了一个机械厂、一个器材厂和一个飞机修理厂。机械厂由顾光旭任厂长,尚有郦少安、黎雪同志协助。修理厂由徐昌裕任厂长,刘子立任指导员,熊焰任副厂长(后任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
19483月,随着我军收复四平,航校派熊焰和刘子宁一道随军去四平、锦州搜集航空器材。沈阳解放的第二天,熊焰先是奉命接收满洲飞机制造厂和东塔机场,后来又去了北陵机场。沈阳北陵机场是由航校飞行队刘风负责接收的。那里到处趴着各种各样的日本飞机和美制蒋机p__51飞机残骸。飞行队的飞行人员还未接触过这些在当时来说是最新式、最先进的飞机,于是,领导调熊焰过来,研究并修理这些飞机。并正式成立了空军第5修理厂,航校任命熊焰为厂长。
熊焰从1938年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战斗在祖国的航空战线上。从延安安塞的摩托学校(实质为航空学校)到张家口航空站;从东北老航校的讲台上到飞机修理厂的车间里;解放后历任112厂(沈飞前身)第一任厂长,试飞研究院院长,又到上海708工程设计组任组长。运-10是他最后的杰作,也是他最艰难的一段历程;他倾注了最后的,也是最多的心血。


云集延安的中共早期航空精英和唐铎少将(中国空军史话)

圣地延安-11


大凡知道中国空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人民空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诞生的。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孕育过程。这一孕育过程却是在被称为红色圣地的延安。当时的延安云集了一大批中共早期的航空精英,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空军的开拓者唐铎少将。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航空人才了。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下,于19249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航空学校,着手培养航空人才。航校第一期共挑选了10名学员,大部来自黄埔军校,其中有共产党员刘云、王翱、王勋(即王叔铭)、唐铎。在国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又从10名学员中选送6名到苏联学习深造,上述4人都入选了。刘云到苏联后不久,转入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0年前后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翱始终没有回来。王叔铭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后一直在台湾。唐铎学成回国,始终从事革命工作,也是中国早期的航空精英和中国创建空军的开拓者。
19257月,广州航校招收第二期学员,先后有42人入学,大多是黄埔军校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
19266月,又从第一期留校生和第二期学员中选出12名送苏联深造,其中有5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金震一(黎是越南人,金是朝鲜人)。金震一在列宁格勒机械学校学习毕业,其余4人先后在苏联第二航校飞行科、高级战斗轰炸机学校第四十五期驱逐科和飞行视察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出校后都分配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这些人都得到了正规训练,又在苏联空军部队锻炼过,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技术基础。回国后,金震一不知去向。李乾元、黎鸿峰不幸牺牲。
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不具备培养航空人才条件的情况,作出决定,在国外选派了两批学员进苏联航空学校学习。
第一次是19274月以后,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党团员中选调了12人,他们是: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均等人。他们首先被送进苏联空军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然后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锻炼。
第二次是193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学习的同志中,选调6人到苏联航空学校学习。他们是:刘风、王琏(朝鲜人)、李凡、王春、刘武、孙毅卿。同年9月,他们入苏联契卡洛夫空军第三航校学习。这所航校是苏联的名牌航校,为纪念和表彰苏联着名飞行员契卡洛夫创造的飞越北极的记录而命名。在这所航校里,他们和苏联同志一起经过了三年半的航空理论和驾驶技术训练,除刘武、孙毅卿两人因身体和技术原因被淘汰外,刘风、王琏、李凡、王春于19394月毕业,飞完了y2型初教机和P5型侦察轰炸机所规定的课目。
当研究中国空军史时,人们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东北老航校,近年来又关注起新疆航空队,但却无法绕过延安时期的航校建设和空军最初的孕育期。当我们充分肯定常乾坤、王弼、刘风等空军开拓者时,也不能忘了唐铎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巨大贡献。
唐铎(1904--1983),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三枚奖章。
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曾任中共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1904年,唐铎出生于湖南益阳市(今岳家桥镇石牛坝村)4岁就进父亲开办的启蒙童书馆读书,11岁到长沙北门外的方知小学就读。
1916年转入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年底又转学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一师附小读书期间,唐铎与任弼时是同班同学。
1918年春,唐铎从一师附小毕业后,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保定车站,唐铎第一次见到蔡和森,并由蔡和森带领,住进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
1919年春夏之交,蔡和森又把唐铎等几位学员接到北京,经过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介绍,住进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19205月,唐铎与他的老师肖子升、陈绍林,还有与他素不相识的赵世炎、傅钟等100多名青少年,同乘法国邮船到巴黎南部的小镇蒙塔尔纪公学去补习法语。同先期到达法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在蒙塔尔纪留学期间,他参加了由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组织的 “工学世界社”、“ 二八运动”。这时的唐铎才15岁,是留法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
19207月,唐铎出席了蒙塔尔纪会议和同年秋冬时节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会议。由于唐铎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代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而遭逮捕。
192110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 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将唐铎等一批学生代表强行遣送回国。
唐铎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在中国公学商科学习,不久在同乡谭延闿的资助下,进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读书。
1923年,春季时因谭延闿去了广州,失去了资助,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便到广州找谭延闿。谭延闿允诺到湘军当军官,唐铎执意学飞行,谭延闿就将其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逸仙。经杨逸仙安排,到航空局属下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
1924年,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并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和王叔铭是同学,期间他掌握了飞行驾驶技术。
1925年,10月时受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到苏联,到达莫斯科后,被分配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
1926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3人介绍,唐铎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唐铎拒绝回国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继续在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后毕业于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学位,任苏军少校。
1928年底,唐铎取得毕业证书后,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尉军衔。
1929年初,唐铎进入第三飞机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学习。于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中尉飞行员。由于当时苏联不同意有外国党组织在苏联活动,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唐铎于193010月,申请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入党后,他曾担任过第十八航空大队第三中队的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2年初,唐铎被派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不久,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通讯主任。
193310月,空六旅奉命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旅首长命令唐铎担任领航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的排头兵。这次检阅后,唐铎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1934年初,唐铎经过考试,被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为试读生。经过一年试读,正式转为该学院的本科学生。
1938年初,就在唐铎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时,苏联当局因怀疑他是日本特务,突然将他逮捕。直到1939年初,苏联内务部门接到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在苏联文艺界的中国知名人士肖三写的证明信后,唐铎才被释放出狱。
1942年,唐铎正式毕业,并获得机械工程师的职称。
194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46月,被任命为空军七十四团实习副团长。到部队后,唐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并屡立战功。
苏德战争开始不久,当时担任强击机部队中队长职务的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野战机场。他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上最先看到敌野战机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的远方。4架飞机加大油门增速,突然冲进敌机场,做了准备投弹的急跃升动作以后,整个机群就向目标扑去,敌人的“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容克”式轰炸机,“汉舍尔”式飞机,汽油加油车,一齐在他们的前下方露了面。他们分别对准目标俯冲投下炸弹。霎时间,爆炸、烈火、浓烟笼罩了敌人占领的野战机场。几十架敌机被炸毁,唐铎中队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注目。
19447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战斗打响了。唐铎所在的强击机团接受了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以保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身为副团长的唐铎率领三个大队24架伊尔-10强击机,以大队纵队跟进的团编队队形,大机群超低空出航。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上空时,遭遇德空军8架“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的阻击,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形,严密组织对空火力,且战且进,使敌人的企图不但未能得逞,还被击落了两架飞机。
当唐铎率领的强击机团到达明斯克城郊上空时,唐铎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前沿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他立即指挥第2大队在城门以南,第3大队在城门以北,以马路为界,分区域正面展开,自选目标,狠狠地歼灭敌坦克。他自己带领第1大队8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队,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第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爆炸,数十辆坦克顿变废铁。第二圈鱼贯进入打火箭,敌坦克车、汽车多辆爆炸开花,成一片火海。接着又多次折返进入战场,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强击机就追到哪里。突然唐铎发现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这时,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他便把飞机的高度降得低低的,用螺旋桨的旋转把敌人的脑袋削掉了一大片……
有几个僚机飞行员也仿照唐铎的样子,用螺旋桨砍敌人的脑袋……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数十辆坦克,仅唐铎自己就干掉10多辆,有力地配合第三方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由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该团荣获“苏联近卫军”荣誉称号,唐铎荣获一枚列宁勋章。
1945年春天,唐铎又参加了解放东普鲁士的战役,受到部队嘉奖。卫国战争后,唐铎奉命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被分配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当教官。不久,他被提升为中校主任教官,开始了稳定的教学生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苏联卫国战争勋章,还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以及其它奖章。
1949年,刘亚楼到苏联访问,应刘亚楼的要求,见到了唐铎,唐铎通过中国军事代表团向苏联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1952年,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再次提出让唐铎回国,苏联表示同意,却又不放行。
1953年,周恩来到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又一次提出唐铎回国问题。
195349日,唐铎携家人开始了返回祖国的行程。唐铎一家4口于1953418日回到了阔别28年的祖国,并在陈赓的建议下,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
1953511日,唐铎随着陈赓到达哈尔滨,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主任、中共系党委书记,参与学院的创建工作。在空军工程系的10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27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个专业,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1964年,调到辽宁大学工作,任中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正当唐铎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事业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唐铎便遭到林彪、康生一伙的陷害,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逮捕,关押监禁长达7年之久。
1978年,唐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还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以后,唐铎由于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国家大事
19831120日,带病坚持参加传达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就在他热情发言的时候,突然患脑溢血,在沈阳逝世,终年八十岁。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刘玉堤见证了延安航校和中国空军的成长史(中国空军史话)

圣地延安-10


在探讨中国空军成长史时,有些香港媒体总会先从新疆航空队说起,然后是东北老航校的崛起,功劳是重用了根正苗红的老红军、老干部,才有今天的中国空军之强大。那些起义过来的空军人员被抛到一边去了,不少人还受到了打击压制,甚至死不见尸。即使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空军序列中,也要屈位于那些“红军”之下。事实上,那些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很多人是从红军部队一路走来的。
中国空军的第一座航空学校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以后又依次转变为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延安军事学院和俄文学校、东北老航校……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人民空军著名战斗英雄刘玉堤,可以说用其一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史的全过程。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366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毫无疑问,抗日军政大学的本源就是红军大学。
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并多次到校作报告和讲课。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讲过课。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校长和代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先后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许光达、何长工先后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李井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许光达、陈伯钧、王智涛先后任训练部长,杨立三、杨至成、周文龙先后任校务部长,莫文骅、胡耀邦、徐文烈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本部设8个大队。学员以从部队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全校学员最多时达万余人,其中女学员1000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和军事常识等,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于19397月开始,先后迁至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19433月,迁回陕北绥德。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陆续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淮北、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在陕有第二和第三分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举办了8期,连同各分校共培训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当年,所有抗大学员都是唱着这首《抗大校歌》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的。如今,抗大的精神仍然在时时鼓舞和激励着人们。
19378月,红军改编时只有46万多人,到了19458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没有抗大培养的大批干部,就没有后来革命力量的发展。抗大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学院。
抗大为我国军事教育留下宝贵的财富,从红军大学到抗大,从抗大到分校,都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大之所以能成功地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关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局相结合、党和军队建设相结合。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也为新中国办学积累了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形成的优良作风,就是在大批抗大干部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经验也是从抗大学来的。
值得称颂的是从抗大到军事学院,共产党始终将培养自己的人民空军干部和航空人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人民空军著名战斗英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就是抗大和军事学院的学员,见证了那段难忘的航空学习历程。
刘玉堤出身贫苦,于1938年参加八路,当年他才15岁。
1941年刘玉堤随军到了120358旅。1937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八路军第120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之一。
19408月起,第120师参加了百团大战。在作战中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为了加强晋西北地区武装力量的指挥,于117日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兼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军分区。自19378月至1940年底,晋西北军区部队(含晋西北新军)发展到5.1万余人。
120师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辎重、特务等营。李井泉任第358旅政治委员,王震任第359旅政治委员。第358旅由红2军团和西北红军第28军编成,下辖第715、第716团。刘玉堤当年是在旅部里当警卫班长,后来当司令部侦察参谋。
刘玉堤回忆起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时讲过:
“要当个飞行员!”这是我的宿愿。记得1939年,我在抗大二分校时,有天早晨正吃饭,突然日本人飞机来了,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俯冲扫射,一会儿狂轰滥炸,连我们饭锅里的稀饭都炸飞了,有些同志被炸伤。还有一次,我在358旅通信连任副排长时,队伍去参加百团大战,途中遭到敌机的袭击,部队立即疏散,他们俯冲得很低,连飞行员的头都能看到。我们用几挺机枪打人家,打了一阵,敌机被打跑了,我排有个同志的脑袋被敌机的子弹打个窟窿。这次有好几个战友被炸死,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我发誓:“有朝一日,在空中报仇!
刘玉堤在358旅旅部里当参谋时,虽然差半年高小没毕业,但在当时部队里他还算有点文化的。因此就被358 旅领导送到延安,准备去新疆学飞行。
当时358旅挑选了三个人去延安学飞行,一个旅才挑三个人。120师各个旅都挑了,一共挑了二、三十人送到延安。
苏德战争一开始,新疆的盛世才就叛变了,不再和共产党合作了,又投靠了国民党,所以把当时由延安派到新疆学飞行的一些八路军干部,有学坦克的,学飞机的这一些人,全部抓进了监狱,由120师各个旅挑选出来学航空的八路军干部就去不了新疆了。
19411月,党中央根据王弼(后任空军副政委兼航空工程部长)、常乾坤(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建议,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负责培养自己的航空技术人才,校址选在陕北安塞。  
3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后任南京高级步校政委)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刘玉堤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就被安排到陕北安塞18集团军工程学校学习航空技术。
刘玉堤跨入工程学校后,头一关就是攻克文化课。按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先学文化课和俄文,尔后才能学航空理论。为了学好航空技术,早日能飞上蓝天,刘玉堤迎难而上,像打仗、攻敌人碉堡那样,不甘示弱,非常刻苦地学习数、理、化,背记俄文。
但这个机会不长,因“精兵简政”, 19397月,抗大总校东迁山西时,留在延安的第五、第一和第二大队各一部组建成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先后为许光达、陈奇涵、郭化若,教育长张振凤(庄田),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逸民、黄志勇,训练部长李国华。工程学校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
学员除了学习外,还要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学做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活;开展军民大生产,他一天能开一亩多荒地。他时常在想,将来招飞行员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所以有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毅力。他那棒棒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刘玉堤说,当时学校生活条件很差,我们全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学员没有床板睡,开始弄了些草铺在地上睡。后来我们去南泥湾背床板,天刚亮就去,回来时两块木板和一根棍子交叉成三角形,套在背上,一路上有说有笑,走得非常起劲。夜幕降临了,还没吃晚饭,赶不到家,也没地方找吃的。一个个又饿又累,有的就在路旁躺下了,我跑到一棵树底下睡着了。我们迷糊了一会儿,又赶紧踏上归营的征途,历尽饥劳,终于当晚回到了营房。
194111月由抗大第三分校与军政学院第三、第四大队合并建立军事学院。院址延安。朱德任院长,叶剑英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抗大三分校工程队,后改为延安军事学院3大队工程队。
刘玉堤回忆道:我们三十多人就成了工程队,有的人学文化,学物理,以后又有学木工、钳工、铁工的都在学习,以后就上南泥湾开荒种地。当时那个年代的人,都要在那个地方开荒种地,一个人每年要交一担三桶米,有指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荒、种地、还烧木炭,就是冬天烤火用的那种木炭。
1943年5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后,工程队随之撤消,不少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改作其他工作。刘玉堤看到学飞行的希望几乎没有了,便多次找俄文学校校长曾友权,恳求将他留下学俄文,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宿愿。
俄文学校成立于194281日,由军事学院俄文队与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合并建立于延安。校长曾友权,教务处主任卢竟如,政治处主任叶和玉。
在刘玉堤的请求下,曾校长终于批准了。他在俄文学校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干木匠活,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理化,巩固以前已学到的知识,不移飞行报国之志。
经历了延安整风、紧跟着又是大生产运动,刘玉堤就去了木工组,他就在那个地方当了三年木匠。那时,他做纺车,开展纺线生产用,为同学们织毛衣、毛袜。
回忆那段往事,刘玉堤说:“我们一面干活一面学习,利用工余时间学数理化,代数、三角、几何等都自学过了。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文化,当时我一见到那些戴眼镜的人,我就去请教学习,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找别人问。学物理,学数学,我的数学还学得挺好的。后来去了自然科学院,就是抗大的一个分校,我一去人家就说你是个木工出身的,就到木工组去吧,半工半读,然后我的一担三桶米,就公家帮我交了,我说好呀,我在这边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当木匠,给人做一些家具,我什么都能做,手艺还好着呢。那时候我的物理、几何、三角、化学什么都学的不错了。只要跟学飞行能沾上边的我都干。这期间,也从未中断过锻炼身体。我们那时住清凉山旁的小桥儿沟,吃饭在山下,每天爬3次山,我就利用这机会锻炼身体,还到河里游泳。我始终有个强烈愿望:炼壮身体,好学飞行!
1944年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正在进行机场工程建设。这对于立志要当一名飞行员的刘玉堤来说,此时此刻激动不已。施工中,他和战友、民工们一起劳动,在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民工们不敢下河挖石头,他第一个跳下去挖;晚上住在草棚里,四面透风,凉飕飕的,但是,刘玉堤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修我们自己的飞机场,再苦再累,心情格外高兴。
当机场竣工后,他看到一架架飞机稳稳地落地,真想跑过去摸一摸飞机!见那身着飞行服的飞行员英姿威武,他心里是多么羡慕呀!心想: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成为飞行员的,后来,为了提高文化程度,他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半工半读。
19459 10月间,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敌人遗弃的航空器材,筹建航校。八路军总部航空组负责执行建立航空学校的任务。刘玉堤听到这一消息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找航空组负责人常乾坤,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上飞行队学飞行吧!”校领导看了他的机械师合格证后,将他分配到了维修飞机的机务队。
期间,刘玉堤为学飞行徒步2000多公里从延安走到东北老航校;28岁驾机扬名朝鲜,飞喷气式飞机仅10来个小时却敢与美军飞行员空中拼刺刀,创下志愿军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最高纪录;国土防空指挥20余次作战,击落击伤敌机30余架。
而今,英雄辞世,传奇不死。刘玉堤于2015217日病逝,享年92岁。离世前14个小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用笔颤抖地写下“大大发展轰炸机”的临终遗言。此事在网络上得到迅速传播,引来上百万网友点赞、留言,称他为“中国空军战神”、“共和国脊梁”。临终一语,折射出一名老革命、老英雄至忠至诚、战斗不息、正气凛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