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０
在探讨中国空军成长史时，有些香港媒体总会先从新疆航空队说起，然后是东北老航校的崛起，功劳是重用了根正苗红的老红军、老干部，才有今天的中国空军之强大。那些起义过来的空军人员被抛到一边去了，不少人还受到了打击压制，甚至死不见尸。即使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空军序列中，也要屈位于那些“红军”之下。事实上，那些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很多人是从红军部队一路走来的。
中国空军的第一座航空学校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以后又依次转变为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延安军事学院和俄文学校、东北老航校……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人民空军著名战斗英雄刘玉堤，可以说用其一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史的全过程。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毫无疑问，抗日军政大学的本源就是红军大学。
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并多次到校作报告和讲课。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讲过课。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校长和代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先后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许光达、何长工先后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李井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许光达、陈伯钧、王智涛先后任训练部长，杨立三、杨至成、周文龙先后任校务部长，莫文骅、胡耀邦、徐文烈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本部设8个大队。学员以从部队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全校学员最多时达万余人，其中女学员1000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和军事常识等，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于1939年7月开始，先后迁至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1943年3月，迁回陕北绥德。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陆续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淮北、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在陕有第二和第三分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举办了8期，连同各分校共培训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当年，所有抗大学员都是唱着这首《抗大校歌》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的。如今，抗大的精神仍然在时时鼓舞和激励着人们。
1937年8月，红军改编时只有4．6万多人，到了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没有抗大培养的大批干部，就没有后来革命力量的发展。抗大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学院。
抗大为我国军事教育留下宝贵的财富，从红军大学到抗大，从抗大到分校，都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大之所以能成功地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关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局相结合、党和军队建设相结合。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也为新中国办学积累了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形成的优良作风，就是在大批抗大干部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经验也是从抗大学来的。
值得称颂的是从抗大到军事学院，共产党始终将培养自己的人民空军干部和航空人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人民空军著名战斗英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就是抗大和军事学院的学员，见证了那段难忘的航空学习历程。
刘玉堤出身贫苦，于1938年参加八路，当年他才15岁。
1941年刘玉堤随军到了120师358旅。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八路军第120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之一。
从1940年8月起，第120师参加了百团大战。在作战中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为了加强晋西北地区武装力量的指挥，于11月7日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兼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军分区。自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晋西北军区部队（含晋西北新军）发展到5.1万余人。
120师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辎重、特务等营。李井泉任第358旅政治委员，王震任第359旅政治委员。第358旅由红2军团和西北红军第28军编成，下辖第715、第716团。刘玉堤当年是在旅部里当警卫班长，后来当司令部侦察参谋。
刘玉堤回忆起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时讲过：
“要当个飞行员!”这是我的宿愿。记得1939年，我在抗大二分校时，有天早晨正吃饭，突然日本人飞机来了，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俯冲扫射，一会儿狂轰滥炸，连我们饭锅里的稀饭都炸飞了，有些同志被炸伤。还有一次，我在358旅通信连任副排长时，队伍去参加百团大战，途中遭到敌机的袭击，部队立即疏散，他们俯冲得很低，连飞行员的头都能看到。我们用几挺机枪打人家，打了一阵，敌机被打跑了，我排有个同志的脑袋被敌机的子弹打个窟窿。这次有好几个战友被炸死，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我发誓:“有朝一日，在空中报仇!”
刘玉堤在358旅旅部里当参谋时，虽然差半年高小没毕业，但在当时部队里他还算有点文化的。因此就被358 旅领导送到延安，准备去新疆学飞行。
当时358旅挑选了三个人去延安学飞行，一个旅才挑三个人。120师各个旅都挑了，一共挑了二、三十人送到延安。
苏德战争一开始，新疆的盛世才就叛变了，不再和共产党合作了，又投靠了国民党，所以把当时由延安派到新疆学飞行的一些八路军干部，有学坦克的，学飞机的这一些人，全部抓进了监狱，由120师各个旅挑选出来学航空的八路军干部就去不了新疆了。
1941年1月，党中央根据王弼(后任空军副政委兼航空工程部长)、常乾坤(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建议，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负责培养自己的航空技术人才，校址选在陕北安塞。
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后任南京高级步校政委)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刘玉堤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就被安排到陕北安塞18集团军工程学校学习航空技术。
刘玉堤跨入工程学校后，头一关就是攻克文化课。按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先学文化课和俄文，尔后才能学航空理论。为了学好航空技术，早日能飞上蓝天，刘玉堤迎难而上，像打仗、攻敌人碉堡那样，不甘示弱，非常刻苦地学习数、理、化，背记俄文。
但这个机会不长，因“精兵简政”， 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东迁山西时，留在延安的第五、第一和第二大队各一部组建成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先后为许光达、陈奇涵、郭化若，教育长张振凤（庄田），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逸民、黄志勇，训练部长李国华。工程学校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
学员除了学习外，还要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学做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活；开展军民大生产，他一天能开一亩多荒地。他时常在想，将来招飞行员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所以有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毅力。他那棒棒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刘玉堤说，当时学校生活条件很差，我们全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学员没有床板睡，开始弄了些草铺在地上睡。后来我们去南泥湾背床板，天刚亮就去，回来时两块木板和一根棍子交叉成三角形，套在背上，一路上有说有笑，走得非常起劲。夜幕降临了，还没吃晚饭，赶不到家，也没地方找吃的。一个个又饿又累，有的就在路旁躺下了，我跑到一棵树底下睡着了。我们迷糊了一会儿，又赶紧踏上归营的征途，历尽饥劳，终于当晚回到了营房。
1941年11月由抗大第三分校与军政学院第三、第四大队合并建立军事学院。院址延安。朱德任院长，叶剑英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抗大三分校工程队，后改为延安军事学院3大队工程队。
刘玉堤回忆道：我们三十多人就成了工程队，有的人学文化，学物理，以后又有学木工、钳工、铁工的都在学习，以后就上南泥湾开荒种地。当时那个年代的人，都要在那个地方开荒种地，一个人每年要交一担三桶米，有指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荒、种地、还烧木炭，就是冬天烤火用的那种木炭。
1943年５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后，工程队随之撤消，不少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改作其他工作。刘玉堤看到学飞行的希望几乎没有了，便多次找俄文学校校长曾友权，恳求将他留下学俄文，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宿愿。
俄文学校成立于1942年8月1日，由军事学院俄文队与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合并建立于延安。校长曾友权，教务处主任卢竟如，政治处主任叶和玉。
在刘玉堤的请求下，曾校长终于批准了。他在俄文学校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干木匠活，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理化，巩固以前已学到的知识，不移飞行报国之志。
经历了延安整风、紧跟着又是大生产运动，刘玉堤就去了木工组，他就在那个地方当了三年木匠。那时，他做纺车，开展纺线生产用，为同学们织毛衣、毛袜。
回忆那段往事，刘玉堤说：“我们一面干活一面学习，利用工余时间学数理化，代数、三角、几何等都自学过了。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文化，当时我一见到那些戴眼镜的人，我就去请教学习，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找别人问。学物理，学数学，我的数学还学得挺好的。后来去了自然科学院，就是抗大的一个分校，我一去人家就说你是个木工出身的，就到木工组去吧，半工半读，然后我的一担三桶米，就公家帮我交了，我说好呀，我在这边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当木匠，给人做一些家具，我什么都能做，手艺还好着呢。那时候我的物理、几何、三角、化学什么都学的不错了。只要跟学飞行能沾上边的我都干。这期间，也从未中断过锻炼身体。我们那时住清凉山旁的小桥儿沟，吃饭在山下，每天爬3次山，我就利用这机会锻炼身体，还到河里游泳。我始终有个强烈愿望:炼壮身体，好学飞行!”
1944年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正在进行机场工程建设。这对于立志要当一名飞行员的刘玉堤来说，此时此刻激动不已。施工中，他和战友、民工们一起劳动，在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民工们不敢下河挖石头，他第一个跳下去挖；晚上住在草棚里，四面透风，凉飕飕的，但是，刘玉堤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修我们自己的飞机场，再苦再累，心情格外高兴。
当机场竣工后，他看到一架架飞机稳稳地落地，真想跑过去摸一摸飞机！见那身着飞行服的飞行员英姿威武，他心里是多么羡慕呀！心想：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成为飞行员的，后来，为了提高文化程度，他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半工半读。
1945年9 、10月间，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敌人遗弃的航空器材，筹建航校。八路军总部航空组负责执行建立航空学校的任务。刘玉堤听到这一消息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找航空组负责人常乾坤，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上飞行队学飞行吧！”校领导看了他的机械师合格证后，将他分配到了维修飞机的机务队。
期间，刘玉堤为学飞行徒步2000多公里从延安走到东北老航校；28岁驾机扬名朝鲜，飞喷气式飞机仅10来个小时却敢与美军飞行员空中拼刺刀，创下志愿军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最高纪录；国土防空指挥20余次作战，击落击伤敌机30余架。
而今，英雄辞世，传奇不死。刘玉堤于2015年2月17日病逝，享年92岁。离世前14个小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用笔颤抖地写下“大大发展轰炸机”的临终遗言。此事在网络上得到迅速传播，引来上百万网友点赞、留言，称他为“中国空军战神”、“共和国脊梁”。临终一语，折射出一名老革命、老英雄至忠至诚、战斗不息、正气凛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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