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３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王弼、常乾坤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请求。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王弼、常乾坤于1938年9月从苏联到达新疆迪化。组织上原想派王、常二位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附设的那二个航空训练班担任教官，但由于盛世才反对，此事未能实现。1939年5月，组织上又决定由王弼、常乾坤等同志组成中共领导的新疆航空训练班，王弼担任党支部书记兼航空理论教员，讲授飞机和发动机原理。
王弼与常乾坤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一到新疆后，对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盛世才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替共产党去培养空军人才，依托军阀来创建人民的空军，那是天方夜谭。如果将一个反动军阀治下的航空队视为中国空军的摇篮和基石，那是对红色空军历史的无知，甚至是亵渎。
于是，王弼、常乾坤准备去延安。1940年11月，王弼、常乾坤奉党中央电召，与其它
几位同志等回到了延安。
王弼和常乾坤回到延安后，常漫步在延河边，二个留苏学习航空知识的同班同学，志向相同，都想回国报效国家，都想让中国的蓝天主权回归人民。可是新疆的经历，使他们对空军的未来担忧：仅靠苏联的支援和军阀的认同，能打造属于自己的红色空军吗？要建立人民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伍。
王弼和常乾坤开始对延安作了细致的考察，在这片黄土地上寻找答案。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迁往保安县城，1937年1月10日又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在延安的政治学习时，他们知道了延安的变化：1935年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12人。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他们考察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 1936年6月1日，“抗大”成立于陕北瓦窑堡，不久迁往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20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校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抗大讲课、作报告。1939年7月10日抗大向敌后挺进，经晋察冀边区到达晋冀豫边区。
他们又认真学习了洛川会议文件。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23人，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指出七七卢沟桥抗战，使中国政治形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会议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为争取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奋斗。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辖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首府延安。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等7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保安司令部归边区政府领导，管理边区地方武装。11月国民政府将陕甘宁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12月13日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
延安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王弼和常乾坤更为洛川会议而激动，因为毛泽东担任了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学习毛泽东的一系列报告、讲话和著作，他们坚信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在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指明中国未来的方向。他们对共产国际已不抱幻想，对放弃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心存芥蒂。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弼于11月23日向军委和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红色空军
计划》。他希望毛泽东能看到这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王弼拟定了3个6年计划。通过这3个6年计划的实施，我党我军将在18年之后拥有一支强大的红色空军。
王弼与常乾坤交流了各自的想法。
王弼认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边区内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实行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政权的基本构架由三个系统组成：一是民意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二是行政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政府；三是司法机关，即边区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法院。边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各级参议会。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及政府组成人员，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均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最具特色的是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1/3。这种民主政治体制，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抗日战争环境中，最具独创性的人民民主体制，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独裁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很大区别。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民选政府的产生，使边区的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为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延安的变化对红色空军的建设提供了人才来源。我们有条件培养自己的人才，不必在屋檐下看别人的脸色做事。
王弼还认为，陕甘宁边区是分散的农业经济。经济体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公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抗战以后的1937年至1939年为休养民力，恢复经济阶段。边区政府取之于民的税赋很少，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这为发展红色空军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
常乾坤完全同意王弼的看法。陕北，是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是中共中央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特别是毛泽东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将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也是未来空军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
俩人已不再为新疆的迷茫经历困惑。他们的梦想将在延安变成现实。
王弼与常乾坤开始讨论建设未来红色空军的构想，并将这些构想进行细化。12月１日，王弼、常乾坤又联名给军委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王弼、常乾坤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阐述了建设一支“中国红色空军”的重大意义。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主张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必须马上提到日程上来。进而，他们建议开办航空工程学校。他们从战略角度，论述了创建空军的紧迫性、重要性、可行性。《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是中国空军史上最重要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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