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５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大沙头航空学校第一期招收的10名学员中，就有4名共产党员;第一、二期学员选送苏联学习的18人中，就有共产党员9人。共产党员常乾坤就是当时向苏联选送的学员。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又两次从留学苏联的党员青年中，挑选王弼等19人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与航空工程技术。
抗战爆发后，王弼与常乾坤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一到新疆，原以为能为培养中国未来的航空人才出力。结果受到了盛世才的拒绝。
在人生的历练中，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掣肘力量在左右人们的行为和理想，你纵然有很大的抱负和理想，也必须要有贵人相助，所谓贵人就是能读懂你的人，你的理想和抱负又恰恰能符合贵人的志向。当然，你还需要你的朋友相助，志同道合，始能齐心协力，为理想而共同奋斗。
王弼与常乾坤是同学，无话不谈，他们的交流话题转向了更高的层次，已不再是纯技术的航空知识讨论。
常乾坤认为，盛世才现在是新疆的霸主，他的联苏主张只是不想与苏联为敌，并从苏联那里得到军事、经济、人才的支持，他的联共政策也只是为了增加自己与蒋介石对抗的筹码，他不可能真正地与共产党合作。因此根据盛世才的为人，他也决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替共产党、八路军去培养空军人才。
王弼告诉常乾坤，我们都是学习航空知识的专业人员，但也学习过很多马列著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教会学员们学会开飞机、修飞机，更重要的是帮助共产党建立自己的红色空军，要建立红色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伍。目前有盛世才霸持的新疆不是我们展示才华，为党效力的地方。
俩人谈到了延安的变化，谈到了刚召开不久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已当选军委主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已经形成。共产国际提出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其它国家只是依附这个统一战线，为保卫苏联而战。一些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他还提出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事实上是摆脱依靠洋人，靠自己努力发展。针对动不动就用马列主义给人扣帽子，拉党结派的行为，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洋八股”，他还明确地批判了“山头主义、分裂主义、投降主义”。
王弼、常乾坤已经感觉到延安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只有跟着毛泽东，中国才有希望。
于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表达了回延安的愿望。
1940年11月，王弼、常乾坤奉党中央电召，与其它几位同志等一起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王弼于11月23日向军委和中央呈报了自己撰写的《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
划》。王弼起草并与常乾坤联名写给军委及中共中央的信《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也于12月１日上报给毛泽东和朱德。
王弼、常乾坤向党中央提出了组建中国红色空军建议。
王弼、常乾坤在计划书中明确提出：“近几年来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因此空军的技术与组织更加复杂。要建设一个有系统的、强有力的空军，不是一年半载的事。”
计划书认为：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
王弼、常乾坤向军委和中共中央汇报了他们10多年来，在航空方面的学习和实践的情况，说明他们以及与他们一起从苏联学习航空的共产党人，有能力创办属于自己的中国航校。他们航空报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溢于言表。
王弼、常乾坤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阐述了建设一支“中国红色空军”的重大意义。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主张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必须马上提到日程上来。
计划书中写道：“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方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我们的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开办航空工程学校。他们从战略角度，论述了创建空军的紧迫性，重要性，可行性。
紧接着，王弼、常乾坤在计划书中谈到了干部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
“初级干部分三种：（一）飞机师（二）观察师（三）机械师。高级干部：分两种：（一）指挥官（指挥大队、纵队以上的干部）（二）工程师（工程师也分两种：指挥大队与纵队内一切机械师的外场工程师或管理修理飞机及发动机的设计工程师。”
计划书又指出：“可是在空军未建设以前，又必须要有航空种子，即是至少要有理论与实际的比较健全的航空干部。否则就要向外国购买航空种子，请外国教官，这是准备建设空军的先决条件，可是在我党目前，这个先决条件虽不十分完备，但至少有了一点，如我们这批来此的同志。有两个修理与制造飞机及发动机的工程师，五个飞机师，有一个观察师，这些都是由苏联红色空军内培养出来的航空种子。为要保护这些种子，并使其继续发展得着更多的新种子，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作小规模的播种，虽缺乏犁耙及最新式的耕田机，可是我们还可利用手工业式的洋铲与锄头等，来作自力更生的开垦，虽不着急大规模的收获，一定能得着相当的成果……如果我们现在不作这些准备工作，将来有器材时那就来不及了。”
在计划书里特别强调了办航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及紧迫性。并说明“目前虽没有飞机、发动机及其专门的仪器以供学生的使用。在开始一、二、三年灌输一般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不需要飞机。”提出了先小规模地进行理论学习的切合实际的建议。
然后，计划又特意介绍了飞机的种类及特点，“飞机的种类主要分四种：（1）驱逐机（单座与双座两种）（2）侦察机（3）雷击机（4）轰炸机（轻轰炸与重轰炸两种）各种飞机的任务与构造是比任何海陆军的器材要复杂许多”。
计划书又介绍了空军的编制：“一般的采用三三制，例如三架飞机成一小队，三小队成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纵队（联队）。”并强调“单依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不行的。”
王弼、常乾坤并根据空军雏型建制的需要，对该校专业课目的设置、教员、教材、设备、校舍(窑洞)、经费等问题的解决，管理体制、编制，招生对象、条件、数量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在第7条谈到教材问题时，计划书写道：“教材问题：我们已把上述各种航空书籍（俄文）四箱带到了西安办事处，并自然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内看到一部中文航空书，及自然科学等书籍，并在编译处已找一部分俄文航空书籍，这些教材足以够用。”
谈到经费问题时，预算精确到“筹备费大概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要筹备按照本计划窑洞共三十八个（按六、七十元一个），二十八个小桌子，十个大铺，Ｎ个小铺，四个大黑板，”单从这些细致的预算，就能透出，王弼、常乾坤那脚踏实地，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以及他们那急切创建人民空军的迫不及待的拳拳的赤子之心。
王弼、常乾坤的计划书摆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办公桌上。他们的意见受到军委和党中央的重视。
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就组建航空学校和筹建红色空军等问题作了详细地了解。
王弼、常乾坤就有关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取汇报后，笑着说：我看暂时还不能建设航空学校，我们还没有飞机，连教练机也没有。但可以先建立个工程学校，学会了开汽车、坦克，那么将来一定能开飞机。这个工程学校就是将来建设航空学校的基础。
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要抓好工程学校，要把创建红色空军的事宜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急需航空人才，要想法设法集聚人才，只要愿意为我们建设红色空军的人，就要欢迎他们来。
毛泽东又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
毛泽东还风趣地对王弼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文的。”
毛泽东说的那个古代的王弼是谁？他又是怎样一个文人？
王弼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王弼曾任尚书郎。王弼别名王辅嗣，“弼”就是辅助、弼匡的意思。历史上的王弼出生在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巨野)。王弼于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则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 ”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了。
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２４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王弼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
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认为
“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人一出生，就面对万象纷呈的现实世界。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人云亦云，还是遇难而上、勇于进取、有独到的见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实，却不是人人都能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和思想特色。王弼，一面从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从万千的现象中去深入地认识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毛泽东博古通今，非常注重哲学思想的研究，对王弼也自然彼有研究。毛泽东将古代的王弼称为文人，希望眼前的王弼成为武将，并且要超越古代的王弼。其实有着他更深远的喻意：我们不仅要学习古人的哲学思想，更要超越古人的哲学思想；我们不仅要崇文，还得尚武，要文武双全。这也是他对培养和发展未来航空干部的定位目标。
在毛泽东、朱德的支持下，延安拉开了筹建和发展中国红色空军的天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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