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８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直接领导下，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关于筹建中国红色空军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先在延安建立航校的决定。
王弼、常乾坤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选定了陕北安塞作为校址。当时安塞航校的对外名称是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
中央军委很快就为安塞航校配备了干部和教学人员，并从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选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后正式录用了４０多名学员，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
马杰三是河北省曲周县人，1940年3月参军，194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曲周县大队通讯员、文书。经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严格初选和延安考核后，于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后在一大队航空工程队工作，任交通工厂修理组组长。1945年2月在延安机场任参谋，期间参与组织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专机安全保障工作。1945年10月赴东北参加老航校创建工作并学习飞行。1948年9月毕业于该校飞行一期乙班，并任东北老航校飞行员。1949年9月调北平南苑飞行队参加北平地区防空作战的战斗值班。1950年后历任空军混成第四旅大队长、航空兵五师团长、师长。两次参加北京天安门国庆空中受阅，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6年－1959年在五师组织全师飞行员“爬坡”，大幅度提升部队战斗力。1959年该师被授予“空军先进师党委”和“甲类航空兵师”称号（是当时空军唯一的一个甲类师）。1959年参加空军第一部战斗条令条例的编写工作。1960年后历任广州军区空军汕头指挥所副主任、空七军副军长、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主任等职。多次组织指挥了部（分）队打击入侵之敌，取得辉煌战果，受到周总理和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全程见证和亲历了人民空军的初创和建国后20年国土防空作战。
马杰三在他的回忆录《蓝天放歌》中不仅回忆了自己从一个儿童团长、小八路成长为人民空军亲历者的过程，也非常详尽地记录了当年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支持中国空军建设，为延安推荐航空学员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研究中国空军和航校建设提供了详实的佐证。
马杰三１５岁那年，他生活的曲周县县大队于1939年成立了，由原来战委会主任马清海任教导员。马杰三觉得当八路打鬼子的机会来了，于是就跟爷爷说：“爷爷，我要去当八路军！”在爷爷的支持下，马杰三成了一名小八路。那是1940年初的冬末。
在那时候的八路军中，像马杰三这样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人不多，有这种水平也算队伍上的笔杆子了，就这么着，指导员孙俊德让他当了三中队的文书。
马杰三在部队待了一年，跟着部队也打了不少仗。可他并不甘心光会当兵打仗、光会放枪。得明白这仗为什么这样打，有些事就总想弄明白，于是他就去找教导员，希望能多学习一些知识。没过多久，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们决定送你到冀鲁中学去学习。你愿意去吗？”“我当然愿意了。”于是，1941年春天，马杰三就离开了县大队去了冀鲁中学。
冀鲁中学是我党当时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战争年代，连生活都不安定，所以冀鲁中学也没有固定的校舍，采取游击教学的方式，边做群众工作，边学习。
马杰三上冀鲁中学后不久，党中央决定在延安筹办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需要从敌后选调干部去延安学习航空。学校鼓励身体好、文化程度较高的连排级干部积极报名去延安学习航空。
动员会一完，马杰三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时同学们还不理解，队伍上连枪都不能保证每人一支，怎么还招学航空的学员呢？上哪去弄飞机啊？马杰三也说不清楚这些事儿，他只知道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党让干的事我不能不干。
马杰三报名后，学校很快就批准了，和他一同被批准的有20多人。他们被集中到冀南区党委学习培训。学习班里不少教师是我党历史上名声显赫的理论家。在离开冀鲁中学去冀南区党委的途中，由魏子孟（工人出身，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任党委书记）介绍马杰三入了党。那天是1941年4月24日。
1941年5月，这批航空学员就开始向延安集中了。延安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地方。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在那儿，我们打击敌人的许多命令都是从那儿发出的。日本鬼子也罢、伪军也罢，都拿延安没办法。现在要去延安了，要去见毛主席了。马杰三心里那份激动，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延安去。
春末夏初，风和日丽。这一群受过短期培训的“飞行员”，跟着参加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队伍，由部队护送，在临洺关（现在的永年县）穿越平汉铁路。
侵华日军沿平汉铁路建立了一条封锁线。将河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的太行山根据地分开。敌人沿铁路两侧各挖了两条深沟，在沟内埋了木尖桩，有铁路装甲巡逻车定期巡逻，妄图切断我冀中和太行山两根据地的联系。队伍过了两次才过去；第一次由一个团的八路军护送（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在两条封锁沟上架设临时通道，拆除鹿砦和担负警戒。），不巧，碰上了鬼子的装甲巡逻车，敌人发现了他们；一阵枪炮的猛打，队伍不敢恋战，迅速撤退，当时那些参议员们用来驮面粉的骡子都给吓惊了，跑得面粉撒了一地，夜里看着就象下雪了一样……第二次过封锁线用了两个团，这次顺利通过了铁路，但又被不远处的一个鬼子的炮楼发现了，鬼子用机枪向队伍扫射，队伍借着夜色沿着一条沟坎向西面的山里猛跑直到枪声渐渐远去……。
队伍进入太行山后，经崇义、麻田到达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时野战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野战政治部又对这20多名受过短期培训的“飞行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这其中包括政审和身体检查。
结果这批来自冀南的大多数人员都不合格，被退了回去，这部分人只能按原路返回冀南，继续从事敌后抗日斗争。
所幸的是马杰三被批准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魏子孟因为身体不行没被批准。从冀鲁中学来的人中只批准了两个，马杰三一个，还有一个叫韩鸿儒（他后来在湖北省任财政厅长）。
马杰三、韩鸿儒在政治部休息了几天后，他俩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学员（大约二、三十人）又被编成一个队，开始向延安进发了。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它处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包围之中，敌人对延安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队伍出了太行山以后，就一直由地方政权派部队一站一站跑接力似地护送。地方武装凭借着人熟地熟，加上队伍是昼伏夜行，一路上还算顺利。
出了太行山就是山西地界，那时是阎锡山的队伍占着。同蒲路也是敌人的一条重要封锁线，在山西境内由北向南把山西分成两半，队伍去延安就必须跨过同蒲路。因为有当地抗日武装的护送，在过封锁线时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那天过同蒲路时，过去后不久，天就亮了。当时的主要交通线，不只是同蒲路，一些其它的交通线也都处在日伪的控制之下。所以，队伍白天一般都是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天黑了，借着夜色再赶路。
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谷塞过的黄河。从曲周到南宫；从南宫到临洺关；过了封锁线后进入太行山；出了太行山后又到了山西省的兴县。这些日子一直在向西走，从兴县过黄河后向南就是陕西省的葭县（1964年改为佳县）。这是一座山顶上的县城，紧靠在黄河边，也是一路走来到过的最大的地方，队伍便在那儿进行了休整。
休整了三天之后，一早，马杰三就跟着书记离开葭县先行出发了。一路南行，翻山越岭，匆忙赶路，这一路多是山路，很少见到人家。走到天黑，也没找到一个歇息的地方。走着走着俩人竟然迷路了！在山中转来转去也没找到一条路。后来也不知走了多久，朦胧中听见了犬鸣……，有狗叫，就一定是遇到了人家！一阵惊喜；他俩便沿着一条峡谷向犬鸣的方向奔去……。不多时便走到了峡谷的尽头，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映入了眼帘。善良的乡亲接待了他俩，给弄吃弄喝，交谈中让他俩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居然还不知现在已是民国了！以为还是大清帝国时代呢。
天亮后，老乡们派了个人给他俩当向导，送出了山。
马杰三跟着书记过米脂经绥德、甘谷驿后，终于来到了延安，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来到了毛主席身边。从1941年4月离开冀鲁中学，一路走来，从春到秋，历经千辛万苦整整走了半年时间。
1941年3月，在陕北安塞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任务就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王弼同志任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常乾坤同志任教务主任。从敌后选调的这批学员去延安，就是要去这个学校学习航空的。
马杰三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由于全国都处在战争环境下，日寇和伪军经常对我根据地实施严酷的扫荡，延安当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造枪造炮都困难，所以，当时还不具备创建航校的条件。所以在这批学员到达延安之前，安塞工程学校就已撤销了。
但是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的师生们都调到了抗大三分校，分校成立了航空工程队和俄文大队。
因此马杰三等这批从敌后被招来的航空学员，都被分到了抗大三分校一大队三中队。一大队是个俄文大队，三中队是航空工程队。
任弼时曾对常乾坤说：1940年你们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我就建议办一所航空学校，可惜那时候条件太差，没办起来。既然没条件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学校（主要是咱们没有飞机），于是党中央就决定在抗大保留一个航空工程队，足见党中央一定要办航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的决心。
马杰三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航空工程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化基础知识、航空理论知识、俄文等。同时还有组织地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此外，每天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素质培养，接受军人的基础训练。平时一律军人着装，教员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会三下子：即在单杠上能双手引体向上；双腿倒翻转上杠；叉腿大翻转上杠。能撑双杠等。为训练大家对军队生活节奏的适应能力，航空工程队每天还要进行夜间军事素质训练，教员要我们把被子都放到训练场上，然后把衣服脱了，绑腿解下来，帽子摘下来都放好，用被子蒙头装睡，教员一吹哨子，就必须尽快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打好背包，按军人要求夜间着装。要求我们这些学员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一天反复不知多少次。
马杰三来到延安前，一开始在县大队，后来到冀鲁中学学习。由于地处敌人占领区，根本没时间训练这些项目。所以他在动作上比别的学员差不少。但马杰三这个人就有这么个脾气，干事儿不能落在别人后头。于是他就课后自己练，晚上熄灯之前别人跑出去上延河边遛着玩了，他一个人留在窑洞里练，就不信自己比别人笨。只要肯下功夫，就没有做不到的。没几天，马杰三的训练成绩就赶上大家伙儿了。通过反复严格地训练，马杰三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向合格的革命军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延安抗大是军委直属单位，属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直接领导，因此学员经常能听到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因为那时没有报纸，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给学员作报告，讲实时、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等。为的是能让学员及时了解到外面的信息。相比下来，听毛主席作报告的机会要少得多。
马杰三回忆道：“记得那时抗大一个步兵队毕业时，特请毛主席来作报告。在中央礼堂，我们队也去了，在那里我有幸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作报告。那天，我们早早地到了会场，因为马上就要见到的是我们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毛主席一出现在讲台上，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只见毛主席身穿灰色旧军装，没戴帽子，站在讲台上，没拿讲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毛主席叉着腰，不断地打着手势，打着通俗易懂的比方。话语非常生动幽默，妙趣横生，很能吸引人。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备感亲切。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可当时的情景和毛主席的音容笑貌，那难忘的历史瞬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以忘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