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９
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的航空学习生活中，学员们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军事知识，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掌握了各种技能。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也磨练了革命意志。很多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都逐步成长为未来东北老航校的优秀学员和中国空军发展史上的开拓者。
1940年，一批被我党派到苏联学习航空的同志，已先期于那年10月提前一年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回到了延安。
1941年3月，在陕北安塞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任务就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王弼同志任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常乾坤同志任教务主任。安塞工程学校撤销后，师生们都调到了抗大三分校。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创建正规航校的条件，但抗大三分校依然坚持让学员学习必要的航空知识。一大队是个俄文大队，三中队是航空工程队。
航空工程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化基础知识、航空理论知识、俄文等。同时还有组织地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此外，每天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素质培养，接受军人的基础训练，平时一律军人着装。
延安的那些年生活很艰苦，由于敌人对延安的封锁，部队的给养很困难。学员们吃饭都成问题，吃菜就更难了。早饭每人只喝一点米汤，午饭和晚饭也只是点疙瘩汤，所谓的疙瘩汤，就是一大桶汤里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疙瘩。人们拿个长把勺，像捞鱼似的抢着去捞那少得可怜的疙瘩，后面等着的人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为了补充些食物，学员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野外去挖野菜、找吃的。
抗大三分校航空工程队住的窑洞对面半山腰上有个破石洞，洞里常有鸽子出入。有人猜测那破石洞里也许有可吃的东西。由于一时也找不到的梯子，学员们就搭了个人梯送人上去想看个究竟，看看石洞里到底有没有可吃的东西。
人上去后还真找到了一把人家不知扔了多少年的，而且颜色已经发黑像是萝卜缨子似的干菜叶子，学员们如获至宝，回到队里用水把干菜叶泡软、洗净，胡乱煮煮就分着吃了。虽说那干菜叶子有股子烂菜味儿，十几个人吃那点干菜，分到碗里的少得可怜，但大伙儿还是吃得挺解馋。
还有一次，学员上山发现一头被狼吃剩下的且已冻硬了的猪，大家二话没说就给扛了回去，高高兴兴地会了一次餐。
在陕北，住的是窑洞，睡的是大炕，烧炕的煤是学员从很远的地方背来的。晚上好多人睡在一个大炕上，有的学员就幽默地说：“抗大，抗大，就是炕大。”那时还不是人人都有被子，被子里边裝的是破羊毛，睡一晚上早上起床粘一身毛。
马杰三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为了改善学员居住条件，学校让学员们去劳山（距延安70－80公里）背床板。就是这次行动，闹出了件有趣的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那次是半夜突然紧急集合向劳山进发，快天亮时休息，检查行装，有的背包散了，有的着装不整，样子很是狼狈。到劳山后，分到木板。每块木板有一人多高（背回去做床板用），一人背两块，两块木板交叉卡在后颈上，自由地往回走。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道，走到半夜时下起了小雨。这时我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庙，于是我们两朝小庙走去，想到小庙里去躲一下雨。谁知我们刚上到小庙门口的墀台上，就听到里面发出惊叫声，跟炸了营一样，和我一块的同志一吓得大叫着扔下木板直往我腿下钻。好一会儿才搞清楚，原来小庙里已经有两位背木板的同志在躲雨休息，正打盹呢！听到动静一睁眼，猛然看到两个怪异的黑影出现在门口，还以为是碰到鬼了。因为自己背木板的样子自己看不见，黑灯瞎火的猛一看见别人背木板的样子，还真是挺吓人的。真是虚惊一场，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我们都哈哈大笑了半天。”
马杰三回忆往事时，又说了自己的另一段经历：
“有一天，队上派我去买粮食。返回时已是中午，我扛着买来的一袋子粮食往回走。路上有条干沟，是下雨时山洪冲出来的，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严重，像这种干沟挺多。本来我也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条沟，要在平时，一步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迈过去，可当时累得好象大脑支配不了四肢的行动，根本就抬不起腿，再加上肩上粮食口袋的重量，眼瞅着那条横在路上的干沟就直往里迈，一下子就掉在了干沟里。半个身子被卡在里边，摔得满脸是土，鼻子也出血了。只是那袋子粮食还一直紧紧抓着没敢撒手，仍在肩上扛着。中午时分，通往我们这段路上的行人很少，想找个人帮一把都喊不着人，而且队里还等着粮食做饭呢。没办法，我又不能总这么被卡在干沟里，我明白，这时我只有自救才能走出困境。于是，我鼓足力气把粮食袋子放在地上，趴在沟边喘口气，这才发现胳膊和额头也都磕破了，就这么着歇了会儿，才挣扎着从沟里爬上来，抓把土往流血的地方抹抹，俯身把放到地上的粮食袋子先抱起来，喘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把粮食再扛上肩，才回到了驻地。”
中央当时的后勤工作是陈云同志负责。由于条件艰苦，战事不断，所以在服装供给上实行“重冬轻夏，交旧领新”的办法。夏天的服装，每人一年只发一件（衣服和裤子任选其一），衣服不脏到一定程度是不会洗的。一是怕衣服洗了以后没有替换的；二是怕洗了掉色；那时军服是自己染的，一洗就掉色，变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十分难看。再说，大家也怕把衣服洗坏了。当时，部队在发新衣服时要把旧衣服交上去，被服厂还要用旧衣服打袼褙做鞋用。
抗大每天的工作、学习、训练很紧张，但大家都觉得很充实。学校为丰富同学们的生活做了不少工作，办板报、举办文艺演出、组织体育比赛。营造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氛围。其中学校图书馆就吸引了大批同学前去阅读。毛主席的书、马列的书、有关航空的书，还有小说……等等。
延安的民主生活非常好，大家都很融洽。谁都有权利监督领导，学员给教员提意见，教员都会挺高兴地接受。在延安，民主是一种时髦，拒绝接受意见会受到别人的耻笑。正是这种政治氛围，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线到延安来，延安几乎每天都有欢迎会，欢迎新来的同志。
延安抗大三分校航空工程队的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学员们都觉得很光荣，因为能和党中央在一起，和毛主席在一起。大家都抱定了一个坚定的政治信念，那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为了这个信念，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苦累在身上，甜乐在心里。艰苦有希望，劳累而舒心。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互帮互学，团结友爱，共同去面对和战胜了一个一个的困难。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现在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
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会上有人提出延安现在连个汽车发动机都没有，还搞什么航空，很不现实，抗大三中队（也就是这个航空工程队）不应存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一部分人去了炮兵学校，一部分人去了绥德抗大总校，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
马杰三回忆道：“可能是领导看中了我的文化，把我留在了俄文学校，继续学俄文。”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边区连吃喝都成了问题。毛主席号召大生产，要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整个边区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航空工程队解散了，领导让自己留下来学俄文。可不搞航空，学俄文还有什么用呢？另外，依自己的文化底子俄文学起来也挺费劲儿的，又不可能去做正规的翻译，思前想后，我马杰三终于做出决定：申请去参加大生产！
当时延安所有的人都参加大生产了。生产自救又是边区生存和壮大的当务之急，所以马杰三的请求没费什么劲儿领导就批准了。他被分到铁匠炉上去打铁。那年他18岁。
马杰三参军前在曲周时，在村子里打过油，年岁虽小，可油锤也能抡几下子。反正打铁也是抡锤，打油抡锤的劲儿也并不比打铁省多少。
在铁匠炉干，常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马杰三没什么打铁的技术，抡锤的活儿自然就得由他来干，开始抡几下挺新鲜，可打铁毕竟不是件新鲜的事儿，时间长了哪儿还有劲儿呢？就是头一天能坚持下来。第二天、第三天就累得没样了。早上起床时，连手都伸不值，要用温水泡一下才能正常活动；腰痛的在炕上翻个身都得咬牙。
那时打铁，主要是打农具，铁匠炉当时的技术水平，也就只能先打农具，加之边区大生产许多部队都需要农具，所以，打的农具很多部队都来买，订货的单位很多，生意还挺兴隆。有了钱就可以去延安的新市场买粮食。当年延安有座新市场，有点象现在的农贸市场。农家有点什么富余东西，都会拿到新市场去卖，周围县里的人也都到新市场来做生意，因为延安的军队多，市场交易量还是挺大的。
铁匠炉越来越像样儿了，像个“小铁工厂”了。不久，上级又给铁匠炉调过来两位山西师傅，他们原来是阎锡山军队里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弃暗投明，跑到延安来参加了八路军。两位师傅中有一个就是专门做样板的，也叫模具工，技术水平挺高。有了这两位师傅，铁匠炉已不再只满足于打农具，而是进一步扩大了生产修理业务，并发展为铁工厂，制造织毛线袜的织袜机（因为市面上卖的织袜机只能织线袜，不能织毛线袜）。这种织袜机在边区当时的被服生产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十来万人的袜子都是用铁匠炉造的织袜机织的。除了造织袜机，铁匠炉还能修理医疗设备。那时所用的锉刀也都是自己制造的。
通过工作、学习，马杰三不仅掌握了打铁中所有的技术，而且还干得非常好，在那时，他跟着那两位山西师傅练就了一手好钳工技术。
织袜机里边有个针筒，由于那时没有车床，无法制造这种针筒。造不出合格的针筒，就不能制造出合格的织袜机。为了解决针筒的难题，大家就用锉刀一点一点地锉，虽然费时费力，但经过努力，还硬是给锉出来了，真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难题，终于造出了合格的织袜机。这个小铁工厂也因此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的特别奖。工作条件也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晚上干活用上汽灯了！”（刚开始打铁时，都是借着铁匠炉里的火光干活儿）。
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能在学校里学习了，但马杰三说，每月的工作学习情况都要按时向俄文学校汇报。由于马杰三工作出色，超额完成每年上交一担二斗小米的任务，他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劳动模范奖章。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不分官兵的，就连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无一例外。周副主席纺得一手好线，还被评为纺线能手呢！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穿的“呢子衣服”都是大生产时边区土造的，用自己养的羊身上的羊毛，先纺成毛线再织成布，并用杜梨树和黑格兰树的果实进行漂染后做成的，很粗糙。
为解决吃菜问题，朱总司令自己种了块菜园子，有时战士们听完他的报告后，他就会发给大家每人一个水萝卜或一根黄瓜。大家都称朱老总为慈祥老总，面慈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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