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
研究中国空军的成长发展史，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东北老航校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不知从何时起，有那么一些人编出了一个“新疆红军航空队”来，甚至，认为新疆才是“中国空军的摇篮”，“摇啊摇”的歌声混淆了中国空军建军史的主旋律。这样的“摇啊摇”摇不出“空军摇篮”的头彩。
谁是人民空军创建的先行者？要客观真实地解开中国空军建军的真实性历史，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寻找解开谜底的金钥匙。如果说中国空军哇哇落地后，是在东北老航校的红色摇篮里长大的，那么中国空军的孕育期却是在圣地延安。创建中国空军的真正缔造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也并非是传闻中的周恩来、陈云或林彪、刘亚楼。中国空军起源的最早军队建制，也决非什么“红军航空队”，而是八路军和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即便在延安曾建立过一个“八路军总部航空队”，那么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也是声名远扬的刘善本；事实上比“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建立更早的空军队伍是隶属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的“沈阳航空队”，政委是黄乃一。这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历史。
所谓的“新疆红军航空队”只是借巢于军阀盛世才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开办的飞行和机械二个培训班。主要学员源自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余部和延安选送的八路军干部，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共当时只有三大部队，那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民主抗日联军，不存在红军的番号，也不可能再以“红军航空队”建立第四支军队，更不可能有个听命于盛世才指挥的“新疆红军航空队”。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贯重视培养航空人才。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是和共产党一贯重视航空事业分不开的。共产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后称东北老航校）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一帆风顺的。她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并正式建立的。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战胜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为了准备建立人民的航空事业，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十分重视培养航空人才。
历史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空军，就像一座徒有四壁而没有屋顶的房子，很难抵御变化无常的风云雷电。同样，一支军队若没有制空权，即使你拥有再强大、再勇敢的陆军，也难免要遭到来自空中的凌辱和欺压。
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头顶着空中呼啸的炸弹和强大的对手进行着生死搏斗。
五次反“围剿”，一座座红军碉堡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之下土崩瓦解；湘江之战，一船船的红军将士在国民党飞机的扫射之中倾覆湘江，汩汩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也留下了损兵4万的惨痛回忆；长征路上，国民党飞机紧追着在地面上艰难跋涉的红军，肆无忌惮地倾泻炸弹，欺凌着这支毫无防空能力的疲惫之师。就连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都被国民党飞机炸成重伤，她的身躯里竟深深嵌进了9块弹片。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曾经承受过如此长时间的来自空中的摧残。也正是由于这种摧残，使得这支军队以及它的领导者对飞机、对空军有一种特殊的憎恨与向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也就是在这一年，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出版了他呕心沥血，潜心著述的军事理论著作——《制空权》。杜黑在他这部传世之作中，系统地论述了空中战争理论，并富有预见性地断言：飞机在战争舞台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面貌。未来战争将出现一个与陆上战场、海上战场并列的空中战场。空中战争的胜负将决定战争的结局，空军的作用将超过海军和陆军，因此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他的理论引起了各国对空军建设的关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大地推动了空军的发展。
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故事，那么仅仅成立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童年的神话，竟然与现代化的兵器——飞机联系在一起了。
1924年9月，国民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倡导下，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广东军事飞机学校。该校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开创的中国航空事业最早的摇篮。共办两期。
航校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来自黄埔军校，10名学员中就有4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唐铎。
当时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4架木制的寇狄斯霍克飞机便是航校的全部设备。在动荡的时局下，航校的国共两党飞行学员携手并肩，随同教官，边学习、边打仗，靠着惊人的胆略和毅力冲上了云端。
唐铎出生在三湘大地的他，1921年11月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进步学生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走了革命道路。在留法期间，与蔡和森等人发动了“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无理遣送回国。后到广州飞机制造厂学习发动机的制造和维修技术。
国民革命政府为提高飞行人员素质，加速培养革命的航空力量，于1925年7月决定从第一期学员中选送6名到苏联空军第二军事航空学校学习和深造。刘云、王翱、王勋、唐铎4名共产党员全部入选。
唐铎被国民政府派到苏联学习航空后，曾在苏联空军院校担任教官，还担任过莫斯科红场检阅的空中领航员，获得苏联最高的列宁勋章和红旗、红军勋章。在卫国战争中，他参加了苏联空军冲击团，以见习空中射击副团长的军职上前线参战，建立了卓越战功，被誉为“佩带列宁勋章的中国飞行员”。
唐铎于1953年回到祖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1956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1925年7月，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招收了第二期学员，42名学员也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其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学员，正是这批学员，亲自参加了北伐航空队，在北伐战争中屡立奇攻，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6年6月，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再次从第二期学员中选送12名去苏联深造。其中有5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潘、李乾元、黎鸿章、金震一。
常乾坤于 1904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乾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乾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
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这期间，常乾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常乾坤毅然回国参战，先后担任延安八路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当时，中共除了在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还根据实际情况，从国外选派人才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1927年4月，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弼、岳少文、蒋金才、罗国器、饶钧等12名党团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苏联空军学校学习航空技术，毕业后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锻炼。
王弼，1899年8月3日出生在江西省永修县三角圩流岭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选学了空军，分配在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毕业后分配在哈尔科夫苏联空军工作，任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空军飞行学校修理厂副科长和少校总检验师。1933年9月考入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校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和改造工程。他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始人之一。《人民日报》曾载文称他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几位航空技术老专家之一，同时是一位大公无私，不断追求进步、变革，力求我国繁荣昌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5年9月，党中央再次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学习的同志中，选调刘风、王琏、李凡、李春、刘武、孙毅卿到苏联契卡洛夫空军第三航校学习。
从1925年到1935年短短的10年间，中共先后选送4批优秀人才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常乾坤、王弼、王琏、刘风、徐介藩……都是杰出代表，也是人民空军创建时的先行者。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此时，王弼、常乾坤两人即将从苏联莫斯科茹科斯基空军学院毕业，并已完成毕业论文，但他们顾不上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王弼和同班同学常乾坤报国心切、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战的请求。
1938年4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对王弼、常乾坤说：“中央已同意你们回国，请做好待命准备。”
1938年8月，王弼、常乾坤接到了党中央的正式批准后，即从莫斯科出发，9月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因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俩留在新疆，可利用盛世才的航空设备和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培养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航空人才。当时，他们满怀激情，带着4大箱航空书籍，从苏联去了新疆。
然而，事与愿违。新疆并没有属于中共自己的“新疆航空队”，更没有“新疆红军航空队”的说法。所谓的“新疆航空队”，
只是军阀盛世才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开办的飞行和机械二个培训班。虽然这二个班的学员都是共产党员，来自兵败祁连山的西路军余部和延安派出的八路军干部。实际管理这二个班的教官，除了苏联教官外，就是盛世才派出的教官，管理权、教育权都被盛世才所控制。盛世才不可能真心地联苏联共，因此极力排斥王弼、常乾坤二人，排挤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加强对“新疆航空队”中的中共学员加强政治学习和适合中国实际的航空知识学习，王弼、常乾坤只能在驻疆八路军办事处，给在盛世才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中的中共学员补习功课。连补课的时间也只能限制在航空队周末放假的时候。
只要翻阅共产国际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推行的那一套，在毛泽东的眼里是行不通的。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切依靠洋人的金钱和物质支持，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指导下，培养不出自己的航空人才。
毛泽东不仅从未放弃对共产国际的关注和研究，更在谋划中国的未来，包括未来中国空军的建设。毛泽东不相信盛世才的航空队能真正培养出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航空人才，他急召王弼、常乾坤等回延安，他要在延安孕育出自己的航空学校，孕育出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孕育出属于自己的人民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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