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１１
大凡知道中国空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人民空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诞生的。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孕育过程。这一孕育过程却是在被称为红色圣地的延安。当时的延安云集了一大批中共早期的航空精英，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空军的开拓者唐铎少将。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航空人才了。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下，于1924年9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航空学校，着手培养航空人才。航校第一期共挑选了10名学员，大部来自黄埔军校，其中有共产党员刘云、王翱、王勋（即王叔铭）、唐铎。在国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又从10名学员中选送6名到苏联学习深造，上述4人都入选了。刘云到苏联后不久，转入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0年前后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翱始终没有回来。王叔铭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后一直在台湾。唐铎学成回国，始终从事革命工作，也是中国早期的航空精英和中国创建空军的开拓者。
1925年7月，广州航校招收第二期学员，先后有42人入学，大多是黄埔军校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
1926年6月，又从第一期留校生和第二期学员中选出12名送苏联深造，其中有5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金震一（黎是越南人，金是朝鲜人）。金震一在列宁格勒机械学校学习毕业，其余4人先后在苏联第二航校飞行科、高级战斗轰炸机学校第四十五期驱逐科和飞行视察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出校后都分配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这些人都得到了正规训练，又在苏联空军部队锻炼过，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技术基础。回国后，金震一不知去向。李乾元、黎鸿峰不幸牺牲。
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不具备培养航空人才条件的情况，作出决定，在国外选派了两批学员进苏联航空学校学习。
第一次是1927年4月以后，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党团员中选调了12人，他们是：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均等人。他们首先被送进苏联空军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然后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锻炼。
第二次是193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学习的同志中，选调6人到苏联航空学校学习。他们是：刘风、王琏（朝鲜人）、李凡、王春、刘武、孙毅卿。同年9月，他们入苏联契卡洛夫空军第三航校学习。这所航校是苏联的名牌航校，为纪念和表彰苏联着名飞行员契卡洛夫创造的飞越北极的记录而命名。在这所航校里，他们和苏联同志一起经过了三年半的航空理论和驾驶技术训练，除刘武、孙毅卿两人因身体和技术原因被淘汰外，刘风、王琏、李凡、王春于1939年4月毕业，飞完了y—2型初教机和P—5型侦察轰炸机所规定的课目。
当研究中国空军史时，人们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东北老航校，近年来又关注起新疆航空队，但却无法绕过延安时期的航校建设和空军最初的孕育期。当我们充分肯定常乾坤、王弼、刘风等空军开拓者时，也不能忘了唐铎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巨大贡献。
唐铎(1904--1983)，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三枚奖章。
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曾任中共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1904年，唐铎出生于湖南益阳市(今岳家桥镇石牛坝村)，4岁就进父亲开办的启蒙童书馆读书，11岁到长沙北门外的方知小学就读。
1916年转入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年底又转学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一师附小读书期间，唐铎与任弼时是同班同学。
1918年春，唐铎从一师附小毕业后，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保定车站，唐铎第一次见到蔡和森，并由蔡和森带领，住进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
1919年春夏之交，蔡和森又把唐铎等几位学员接到北京，经过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介绍，住进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5月，唐铎与他的老师肖子升、陈绍林，还有与他素不相识的赵世炎、傅钟等100多名青少年，同乘法国邮船到巴黎南部的小镇蒙塔尔纪公学去补习法语。同先期到达法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在蒙塔尔纪留学期间，他参加了由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组织的
“工学世界社”、“
二八运动”。这时的唐铎才15岁，是留法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
1920年7月，唐铎出席了蒙塔尔纪会议和同年秋冬时节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会议。由于唐铎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代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而遭逮捕。
1921年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
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将唐铎等一批学生代表强行遣送回国。
唐铎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在中国公学商科学习，不久在同乡谭延闿的资助下，进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读书。
1923年，春季时因谭延闿去了广州，失去了资助，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便到广州找谭延闿。谭延闿允诺到湘军当军官，唐铎执意学飞行，谭延闿就将其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逸仙。经杨逸仙安排，到航空局属下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
1924年，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并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和王叔铭是同学，期间他掌握了飞行驾驶技术。
1925年，10月时受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到苏联，到达莫斯科后，被分配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
1926年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3人介绍，唐铎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唐铎拒绝回国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继续在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后毕业于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学位，任苏军少校。
1928年底，唐铎取得毕业证书后，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尉军衔。
1929年初，唐铎进入第三飞机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学习。于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中尉飞行员。由于当时苏联不同意有外国党组织在苏联活动，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唐铎于1930年10月，申请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入党后，他曾担任过第十八航空大队第三中队的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2年初，唐铎被派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不久，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通讯主任。
1933年10月，空六旅奉命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旅首长命令唐铎担任领航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的排头兵。这次检阅后，唐铎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1934年初，唐铎经过考试，被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为试读生。经过一年试读，正式转为该学院的本科学生。
1938年初，就在唐铎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时，苏联当局因怀疑他是日本特务，突然将他逮捕。直到1939年初，苏联内务部门接到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在苏联文艺界的中国知名人士肖三写的证明信后，唐铎才被释放出狱。
1942年，唐铎正式毕业，并获得机械工程师的职称。
194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4年6月，被任命为空军七十四团实习副团长。到部队后，唐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并屡立战功。
苏德战争开始不久，当时担任强击机部队中队长职务的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野战机场。他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上最先看到敌野战机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的远方。4架飞机加大油门增速，突然冲进敌机场，做了准备投弹的急跃升动作以后，整个机群就向目标扑去，敌人的“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容克”式轰炸机，“汉舍尔”式飞机，汽油加油车，一齐在他们的前下方露了面。他们分别对准目标俯冲投下炸弹。霎时间，爆炸、烈火、浓烟笼罩了敌人占领的野战机场。几十架敌机被炸毁，唐铎中队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注目。
1944年7月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战斗打响了。唐铎所在的强击机团接受了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以保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身为副团长的唐铎率领三个大队24架伊尔-10强击机，以大队纵队跟进的团编队队形，大机群超低空出航。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上空时，遭遇德空军8架“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的阻击，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形，严密组织对空火力，且战且进，使敌人的企图不但未能得逞，还被击落了两架飞机。
当唐铎率领的强击机团到达明斯克城郊上空时，唐铎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前沿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他立即指挥第2大队在城门以南，第3大队在城门以北，以马路为界，分区域正面展开，自选目标，狠狠地歼灭敌坦克。他自己带领第1大队8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队，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第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爆炸，数十辆坦克顿变废铁。第二圈鱼贯进入打火箭，敌坦克车、汽车多辆爆炸开花，成一片火海。接着又多次折返进入战场，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强击机就追到哪里。突然唐铎发现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这时，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他便把飞机的高度降得低低的，用螺旋桨的旋转把敌人的脑袋削掉了一大片……
有几个僚机飞行员也仿照唐铎的样子，用螺旋桨砍敌人的脑袋……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数十辆坦克，仅唐铎自己就干掉10多辆，有力地配合第三方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由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该团荣获“苏联近卫军”荣誉称号，唐铎荣获一枚列宁勋章。
1945年春天，唐铎又参加了解放东普鲁士的战役，受到部队嘉奖。卫国战争后，唐铎奉命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被分配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当教官。不久，他被提升为中校主任教官，开始了稳定的教学生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苏联卫国战争勋章，还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以及其它奖章。
1949年，刘亚楼到苏联访问，应刘亚楼的要求，见到了唐铎，唐铎通过中国军事代表团向苏联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1952年，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再次提出让唐铎回国，苏联表示同意，却又不放行。
1953年，周恩来到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又一次提出唐铎回国问题。
1953年4月9日，唐铎携家人开始了返回祖国的行程。唐铎一家4口于1953年4月18日回到了阔别28年的祖国，并在陈赓的建议下，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
1953年5月11日，唐铎随着陈赓到达哈尔滨，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主任、中共系党委书记，参与学院的创建工作。在空军工程系的10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27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个专业，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1964年，调到辽宁大学工作，任中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正当唐铎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事业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唐铎便遭到林彪、康生一伙的陷害，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逮捕，关押监禁长达7年之久。
1978年，唐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还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以后，唐铎由于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国家大事
1983年11月20日，带病坚持参加传达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就在他热情发言的时候，突然患脑溢血，在沈阳逝世，终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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