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史上最值得痛定思痛的教训（中国空军史话）

圣地延安－４

说及中国空军的建军历史，人们不会忘记东北老航校的历史作用，当然也不会遗漏“新疆航空队”的研究。东北老航校的中国空军摇篮地位不可动摇，那么“新疆航空队”的组建和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首先要弄清，当时中共与军阀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背景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事实上，在新疆实行的统一战线，是听命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实际操控的又是盛世才。共产党没有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贯彻的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错误路线。正是这一错误，导致了新疆党组织接到盛世才的一纸通知，从直属机关到各地党组织便悉数汇聚迪化，结果被盛世才一网打尽，全部关押，成了他的瓮中之鳖。这是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任何闪光点。

轻信盛世才的承诺，让他的航空队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又去说服共产国际让苏联为盛世才提供飞机、装备，这是个好主意吗？结果，盛世才获得了苏联的航空物资和军事装备，共产党的航空学员全都成了囚犯。这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值得痛定思痛的教训，对这种教训不作反思而视为荣耀，这是历史的悲哀。

还是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分析当时的形势，如何对待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干预，又如何与王明路线所作的坚决斗争。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又称为“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地位。

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于1938年5月，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

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批判了“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毛泽东也同时批判了“速胜论”者的错误，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除《论持久战》外，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作了验总结，也是对全国抗战10个月来新鲜经验的作了总结，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教训，进行了总结。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说：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季米特洛夫为什么强调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又为什么说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显见，中共党内在当时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

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包括王明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层领导在会上的发言是作了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毛泽东的正确。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

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

全会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抵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

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

1938年11月6日，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阐述和指向，对照新疆的作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疆执行的是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推行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盛世才是当权者，他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了共产党与其的平等权利。即使他同意在他的航空队开办了主要由共产党为学员的飞行训练班和机械训练班，也没有放弃他对这两个班的直接控制，他在飞行班安插了非共学员，他不同意王弼、常乾坤当这两个班的教官，就是最好的例证。新疆的有关中共领导居然对盛世才的干预毫无办法，可见软弱和妥协的程度。

在盛世才独揽一切的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盛世才，成为单方面的服从，新疆党组织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违背了毛泽东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

正因为贯彻执行的是王明的错误路线，因此与盛世才的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了统一战线。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新疆党组织由此被盛世才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这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新疆的情况，随着1940年新疆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军委急调王弼、常乾坤等回延安，不仅是为了保护和保存他认为可信的干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有更大的志向，他已经为中国的未来进行谋划，他要人民军队去掌握制空权。

因此，当王弼、常乾坤于11月中旬抵达延安后，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王弼、常乾坤对未来中国空军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

王弼于11月23日向军委和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12月１日，王弼、常乾坤又联名给军委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

这两份关于中国空军建设的计划书，是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撰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兵种建设计划。

透过这两份计划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王弼、常乾坤是怎样的踌躇满志，热血沸腾，以及那个年代的延安和中国军队建设状况。尤其是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筹建中国空军的渴望和战略决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建设中国空军已开始了实质性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