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延安－２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蓝天梦可谓一波三折，梦圆梦碎。冯如是中国设计、制造飞机并成功飞行的第一人。1909年9月21日，莱特兄弟首次动力飞行六年后，冯如就在美国的奥克兰市，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有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旧金山观察报》以“东方的莱特在飞翔”为题，作出了“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了”的高度评价。
1911年，冯如又造出了第二架飞机，并带着两架飞机回到祖国，准备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
不幸的是，在1912年的一次飞行表演中，由于机毁人伤、抢救无效，冯如以身殉国，年仅29岁。弥留之际，他仍然勉励助手，不要因为自己的牺牲而停滞前进的步伐。
冯如堪称中国航空之父。他的躯体从天空坠向了大地，却以飞翔的精神为中华民族扬起了永不折断的翅膀。
中国人并没有中止自己的航空梦。
中国人设想建立自己的飞行部队起步也不算晚。早在1910年，清王朝军咨府大臣载涛就曾出国考察军事，并倡导航空事业，在北京南苑设立了航空机关，试图研制飞机。
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南苑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当年冬，航空学校的成员参加了征讨外蒙叛军的作战，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空中侦察，飞机从此进入中国战场的天空。
今天，位于北京新街口附近的“航空胡同”，就是当年北洋政府航空署办公的地方，原来叫“航空署街”。
北洋政府有自己的航空梦，盘踞在新疆的盛世才，也有自己的航空梦，一直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空军。他利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区域特点，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希望借助苏联的资金、物资和人才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航空队伍，维系自己在新疆的霸主地位。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为了对付德意法西斯，并防止日本对其的入侵，便努力与盛世才修好，甚至派军队帮助盛世才镇压了反对派。由苏联主控的共产国际同时加大了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系，促成了国共合作，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1943），三个八年。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曾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米夫负责行政事务。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24岁的他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7年，老资格的校长拉狄克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后，米夫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等。
米夫在会前不断散布对中共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他还指使人放出流言，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牺牲，准备开追悼会，从而造成恶劣影响。
1931年1月，米夫来到上海。在王明等人突然要求召开中共四中全会时，他表示支持。开会时，他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
与王明“左”倾思想观点一致的康生，很快被提拔重用，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的科长，并对顾顺章全家满门抄斩，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渐以“肃反专家”声名显赫。此间，康生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共产国际还派鲍罗廷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斯大林则在1927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当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对毛泽东等人都有处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
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1929、1930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人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人。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1931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四中全会把周恩来保留在政治局，把瞿秋白去掉了。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被取消了。
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1933年7月康生则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
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中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新疆督办盛世才取得苏联的援助，扩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附设航空训练班，公开招收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人员。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航空队招生机会，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为共产党培养航空专业人才。1937年10～11月，从红军西路军进疆人员中选调25名，从延安选调19名(1人因身体原因返回)红军和八路军干部参加航空队学习。编成两个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1938年3月开课。显然这是二个航空训练班，并非一个航空队，真正的航空队隶属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王弼、常乾坤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请求。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亲自为他们办理了回国的手续。1938年9月，王弼、常乾坤从苏联到达新疆迪化。根据党的指示，他们在新疆工作。组织上原想派王、常二位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附设的那二个航空训练班担任教官，但由于盛世才反对，此事未能实现。
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便决定王、常二人暂留中共新疆办事处，利用星期日为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同志补习功课。王弼、常乾坤亲写、翻译教材，对这些同志学习帮助很大。
1939年5月，组织上又决定由王弼、常乾坤等同志组成中共领导的新疆航空训练班，王弼担任党支部书记兼航空理论教员，讲授飞机和发动机原理。王弼在这期间编写和翻译了部分航空理论教材。他翻译的《航空发动机原理》一书，后来在东安老航校仍是主要教材之一，建国后仍是各航校参考教材。
王弼，1899年生于江西省永修县，1977年卒于北京。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农闲时在本村开学馆教书，农忙时下地干活。王弼自幼聪敏好学，毕业于永修县立高级小学，1918年考取江西省立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与同窗好友方志敏、邵式萍、曾去非、张朝燮、王怀心等投身于南昌的“五四”学生运动，成为积极分子。1923年8月，师范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教员并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在家乡走上了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积极投身五卅爱国运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江西永修县最早的党组织负责人。
根据王弼的表现，中共江西省委决定选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航空学院系统学习。1925年10月24日，王弼与向警予、张闻天、王稼祥、李锦蓉、张琴秋、乌兰夫、左权、伍修权、沈泽民、吴亮平、博古、孙冶方、张锡缓、熊天荆等同志，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于月底到达莫斯科。
王弼在中山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学习掌握了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史、哲学史、政冶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等10几门课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党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瞿秋白代表党中央找他谈话，决定派王弼到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机务。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飞行学校任少校总检验师。
1933年9月，为将来建设我党自己的空军，根据党的指示，王弼与常乾坤、唐铎一同考入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王弼入工程系，学习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常乾坤则学飞行，从此他们二人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并肩战斗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航空事业中。
王弼在苏联度过了5年的艰苦学习生活。一开始由于语言和数理基础差，学习很吃力，但他不畏困难，奋发图强，刻苦努力，使成绩不断提高，不但赶上，而且还超过了许多苏联同学。他常常对中国同学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就一定要珍惜它，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回国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抗战爆发后，王弼与常乾坤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一到新疆，原以为能为培养中国未来的航空人才出力。结果受到了盛世才的拒绝。王弼与常乾坤在新疆时，也对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航空专业技术学习上考量，盛世才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没有特殊的教育方法。分析盛世才的为人，他也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替共产党去培养空军人才。要建立人民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
1940年11月，王弼、常乾坤奉党中央电召，与其它几位同志等回到了延安。
王弼于11月23日向中央和军委呈报了《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在这份计划中，王
弼拟定了3个6年计划。通过这3个6年计划的实施，我党我军将在18年之后拥有一支强大的红色空军。
2011年是中共航空事业开创整整70周年。当年5月，《航空档案》的主编周日新从电脑上给熊晓虹传过来一份邮件，即王弼、常乾坤于1940年给军委及中共中央的信的影像资料，要求把它整理出来。
熊晓虹一看，就蒙了。薄薄的黄色略带发黑的纸上，透着背面的文字，正反面的字都罗在一起了，字迹大小不匀。这显然是一份草稿，实在让人难以辨认。但从中可以窥视到，当时延安非常艰苦，物资非常匮乏，打草稿，都只能用这种延安自制的质量很差的纸，还要正反两面都使用。要想把它整理出来，犹如海底捞月，真是无能为力的差事，于是熊晓虹就将它暂时搁置一边了。
当熊晓虹从延安安塞考察航校遗址回来，周日新又一次要求她整理这封信。熊晓虹把此次考察的资料整理好之后，静下心来，耐心地，打开了电脑，打开了信的影印件，慢慢地抠起来了。说是整理，实在是跟“破译密码”没啥区别。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好在她还能认得一些繁体字，有些词汇与现代词汇不太一样，比如我们现在称的“飞行员”，他那时叫“飞机师”，还有“观察师”指的大概是“领航员”。 8页纸，几乎用了8天的时间，总算“破译”出来了。当然还有个别地方字迹不清，句子不全。但前后连贯起来，意思还是十分清晰的。
这份影印件共有二份资料，一份是王弼于1940年11月23日向中央和军委呈报的《建
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另一份是王弼、常乾坤于同年12月１日联名给军委及中共中央的信《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
以下便是由熊晓虹、吴秦昌整理的王弼《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原文内容：
1. 如果国内国外环境之准许，及我党中央直接的领导与帮助，使我们上述的开办航空工程科的计划得以实现，经过六年后，我们就可以培养三四百航空干部，其中可有五六十高级航空干部，其余的为初级干部，如百四五十个飞机师，一百四五十个机械师与七八十个观察师。这时可以开办三个航空学校，一个航空大学，二个航空工厂：一个修理飞机与发动机的工厂，一个制造飞机与发动机的工厂。（一切的机件与航空材料可由友邦的帮助与购买之）。
2. 如果第一个六年计划完成了，那么可以再开办三个初级航空学校。在这时抗日战争定然是结束了，最后胜利归我们了。我们至少在东北或华北的八路军根据地可以利用一些日寇替我们制造好了的航空器材与飞机场、学校、工厂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培养大批的航空干部，经过六年后，要培养一二千个航空干部，一千架飞机绝不成问题。
3. 如果上述两个六年计划都顺利的能够完成了，则经过三年后国内国际的环境定有大的变动，可是无论怎样，在最低的限度，可以得着友邦较大的帮助如航空器材及人才，航空的经验等等。此时要培[养]四五千航空干部（其中五六百个高级干部，两千个飞机师，两千个机械师，一千个观察师。）五千架飞机（二千驱逐机，一千架轰炸机，一千侦察机，一千雷击机或冲锋机）。此时我们的空军，有可能在亚洲与太平洋上[成]为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领空中最重要的岗位的帮手。简单的说，即经过十五年后，如果环境的许可，则五千架飞机[ ]千个航空干部的空军之建设是全有可能的。
由王弼撰写的这份计划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也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份关
于筹建人民空军的实施计划书。事实上，以后的东北老航校选址和迁移，筹建和发展，也都是按照这份计划书的建议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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