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
事后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竟一反常态，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了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手汪精卫，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自李之龙任海军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后，最为不快的是一心想当海军局长的海军学校校长欧阳格。
1926年3月18日，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转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求海军局迅速派两艘军舰开往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签发调令，让宝璧、中山二舰舰长执行。
19日，两艘奉命停泊在黄埔军校大门前，开火待命。下午，因苏联顾问团要检阅舰队，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中山舰可否返回广州，蒋介石这才得知中山舰停泊在黄埔。
李之龙打电话说：“昨天晚上军校驻省办事处欧阳格主任要的舰，说是奉校长面谕。”
听到这里，蒋介石说:“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李之龙有些不明白，但既是校长亲口答应，于是吩咐作战科长邹毅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发电报，命令中山舰即刻返回省城。下午约6点30分，中山舰回到广州。
事后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个阴谋，于是李之龙的命运多舛了。
关于中山舰这次不寻常的调动，海军局两名值日官留下了这样的历史记录:
十九日上午七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于是日七时出口。
七时三十分，中流砥柱来电:宝璧兵舰于是日六时出口。
下午六时，中流砥柱来电:中山兵舰入口。
六时二十五分，江防司令报告:中山兵舰入口。
1926年3月19日深夜，准确地说应该是20日的凌晨，李之龙和新婚妻子潘慧勤在广州城文德楼(在今文德东路)突然被逮捕。
与此同时(20日)，陈公博乘车到汪精卫住宅商讨对策。
后来，到汪宅的还有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
汪精卫因患病在家，谭延闿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递上，信大抵是说共产党意图谋乱，情况万分危险，他不得不负起责任来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
3月21日(一说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宅举行，商讨事件善后问题。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吴铁城、谭延闿、伍朝枢等出席。
汪精卫仍然满脸病容，蒋介石则是沉默寡言，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查办李之龙等不轨军令，限制共产党活动，敦请苏联召回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并讨论如何停止省港大罢工，会上还决定要汪精卫暂时休息。
会后，汪精卫以肝病复发为由，隐居在逢源大街63号(今宝源路205号)陈耀祖宅，再不见客。
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曾说过:“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的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
王柏龄也说:“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知之，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亦谓如果要知道此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引来各方的震惊: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知道后，主张对蒋介石要强硬一些。毛的意见却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双方争论之下毫无结果，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上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结论是:无论事件起因是什么，都应采取让步妥协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会议还决定由张国焘代表中央到广州处理事件。
4月6日，张国焘来到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指示。
4月8日，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表示不要相信谣言，中共会支持他。
同一天，蒋介石摆出姿态，将欧阳格、陈肇英等人免职，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1938年，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保卫战中，被日机击伤，沉没于金口长江段，1997年才打捞出来，现武汉江夏区建有“中山舰旅游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之说不能成立。
蒋介石日记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鉴于当时国民党内汪蒋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的。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而李之龙也成为这场误会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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