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慈禧邀请外国公使夫人在清宫中喝下午茶
1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风云中，有谁会将摄影和绘画与外交作联系呢？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世上唯一通过摄影和人物肖像画沟通世界的第一个君主。这一举措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她个人对西方摄影和西洋绘画的爱好，她并没有摄影创作作品，也不会绘西洋画。但她将摄影和绘画纳入了外交事务，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而且推广了西方摄影技术和照片产业，以及西洋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中外摄影师在中国拍摄了很多图像。跨越百余年，这些影像成了最珍贵的历史记载。
今时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摄影摄像工具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摄影术发明之初，却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1822年，法国一名退伍军官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开始研究通过将涂有沥青的金属版曝光来获得影像的方法。之后，他又尝试在镀银的铜版上进行曝光，留住影像。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舞台设计师达盖尔。1829年，二人签订了合约，约定共同研究摄影术。4年之后，尼埃普斯突然去世，但达盖尔没有放弃研究，仍致力于寻找记录影像的方法。
直到1835年，达盖尔发现涂有碘化银的金属版曝光后所留下的潜影可以在水银蒸气的作用下显影。这种方法所需的曝光时间较之前尼埃普斯的方法短了许多，只需要二三十分钟。1837年，达盖尔发现将底版在食盐溶液中浸泡可以解决碘化银见光会变黑的问题。同年3月，达盖尔用硫代硫酸钠取代了食盐，并将其发明的这种摄影方法取名为“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即银版摄影法，摄影术由此正式诞生。
摄影术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公众听闻了这项发明都很“震惊”，同时，人们对这种技术感到“很迷惑”。照相很快便与其他的超自然现象、妖术沦为一谈，人们把摄影师看做巫师，认为他们是在藉助冥王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相机摄取被拍摄者的魂魄。
巴尔扎克著名的“摄灵论”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一系列灵魂组成的，这些难以计数的灵魂以极小的薄膜形式层层迭迭地重合在一起，而达盖尔摄影术每次会捕捉、剥离和留住一层投射在镜头上的灵魂。这种想法与欧洲当时盛行神秘术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由于其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但在之后不久的1842年，巴尔扎克就已经接受了照相，并且称赞照片“逼真”、“细致”。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尽管中国古代早有光学研究成果，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摄影、成像之术还是显得十分神秘莫测。
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
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术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很多数据上都有记载，恭亲王在初见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照相机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1873年，同样是著名在华摄影师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恭亲王坐在花园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着扳指、扶着假山。神色严肃但也较为自然，坐姿也较为放松，可见已经适应了拍照。
也许是受这一说法的影响，法国摄影师保罗·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国进行拍摄时受到了较大影响，他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相机“被念了咒”。1872年，约翰·汤姆森曾在长江沿岸的某个村庄被村民围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带着相机穿越中国》等书的序言中提到过在拍摄时遇到的困难：“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帮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
在过去科学文化知识尚未普及的年代，坊间时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都市传说，比如谭嗣同便说过相机可以照出鬼魂。
这种认为摄像会吸取人元气的观念，直到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还拥有不少忠实的信徒。鲁迅先生《论照相之类》：S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不宜照。
2
珍妃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这些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于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的更激烈。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于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他们对于西方来的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于电报和照相，也着迷，充满了好奇。但对于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名伶却给予了摄影术青睐，他们希望拍摄各种剧装照来留住自己的形象。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影响着经济、娱乐发达地区的民众对摄影潜移默化地接受。
与此呼应，在中国的许多港口城市或者成为租界的地区，摄影已经变得普及，同时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商业照相馆。这些照相馆多集中在南方，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都出现了商业照相馆。
在中国，摄影这项技术在当时普遍用于娱乐或者作为一项单纯的技术，国人并没有用它进行宣教方面的工作。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的了“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
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治，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狭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这副模样的尊荣，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
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
3
裕勋龄拍摄的慈禧（左三）照片，图中左一为裕勋龄的母亲，其余两位女性是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和荣龄，照片拍摄于1903年。
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六十年代，而到了晚年才开始拍照，庚子以后，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
她的摄影师之一是清驻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勋龄。
根据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公主所写《宫中二年记》载，慈禧是在看到了德龄公主曾经在欧洲拍摄的礼服照片后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担心“普通的摄影师恐怕入不了宫”。
于是，德龄公主的母亲向慈禧进言，说德龄的兄长勋龄曾经在巴黎学习摄影，已经有些时日，推荐他入宫拍照。
慈禧微微责怪德龄的母亲没有早些告诉她勋龄会拍照的事情，还言自己愿意尝试新事物。
最终，慈禧宣裕勋龄入宫，为她和德龄、荣龄二位公主以及她们的母亲一同拍照。
慈禧太后非常善于保养，即使50多岁的慈禧仍然美貌不减当年。她身边有个非常得宠的太监李莲英，梳得一手好发型，这些别致的发型更为慈禧太后的美貌锦上添花。
从老照片上看，50多岁的慈禧风韵犹存，两眼炯炯有神，端庄大气，不失皇家风范。
这张则是乾隆五世孙爱新觉罗・溥伦与福晋、儿子们的合照，1875年，同治帝驾崩，溥伦本有望继承大统，但被慈禧太后阻止了，继而光绪即位，不过溥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1904年，溥伦还率领了清朝帝国代表团去到了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
当年，即使是皇帝，其实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西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
照片中慈禧扮作观音，李莲英扮韦陀，宫女扮龙女
值得一说的是：慈禧那时已将摄影拍照当作与洋人共娱共乐的交际活动内容。也是“夫人外交”的一种交际手段。
晚年的慈禧非常喜欢照相，不仅和宫女太监们合影，还和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在外国公使夫人中，又数苏珊・康格与慈禧的交情最好，苏珊・康格跟随丈夫美国驻华大使康格在北京待了7年5个月，曾有九次与慈禧太后会面。
在1903年12月26日，苏珊・康格在美国公使馆宴请了荣寿公主等人，而在众多皇族女眷中，荣寿公主的相貌并不突出，面容老相孀居后，更不穿任何花哨衣服，不做任何妆饰打扮，这次去到美国公使馆，荣寿公主难得的穿得华丽了些。
荣寿公主等皇族女眷的合影
这是一张晚清罕见老照片：静荣与外国女子以及儿子的合照，即使老照片斑驳，像素一般，但依然可以看出静荣的相貌姣好，仪态端庄，一看就知道是显赫家庭出身。
静荣的父亲便是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三等承恩公的叶赫那拉・桂祥，慈禧便是桂祥的姐姐，光绪帝的皇后隆裕是静荣的妹妹。载泽是康熙帝的六世孙，是晚清主要的宗室大臣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载泽与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政治，史称“五大臣出洋”。
载泽的思想是较为开明的，并且随着大量洋人的进入，不少外国女子被聘请为了英文教师，清朝宣统的皇后婉容在小时候，其父郭布罗・荣源就为她特意聘请了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任萨姆女士作英语教师。
清末王爷镇国公载泽的夫人叶赫那拉
4
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的“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摄影革命。
《中国摄影史》：
“摄影技术！它以彗星爆炸式的威力，突然涌现于一向平静而又自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路易.达居尔（即达盖尔）在1839年发表了他的摄影制作法，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意。”
“这种潮流及活动，遍及世界各地，仅1853年，美国就有一万多人拍摄了三百多万幅照片。在伦敦，人们可以租用装有玻璃天棚的摄影室来拍照，租用黑房进行冲洗；1856年，伦敦大学的课程甚至增开了一门摄影技术课。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消遣事业诞生了。”
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埃及尔和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在与清朝外交官耆英打交道的过程中，拍下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张相片。（该照片现存于巴黎摄影博物馆）
耆英小照，1844，于勒· 埃及尔
1846年，香港报刊上的一则广告表明当时已经有国人引进了照相机：“
当时照相馆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南方沿海通商城市，由于照相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民众对它并不了解，甚至于将其当作西方的巫术看待。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照相馆和摄影师的数量并不多，且多以外国摄影师为主。
慈禧太后对于照相机倒是相当喜欢，在她的引导下，底层百姓畏之如虎的照相机倒成了清朝官员们喜爱的玩具。之后，慈禧在去世前还曾拍摄过动态的短片。
慈禧对自己的美貌相当的满意，还自诩为“大清第一美人”。
5
当照相传入中国初期，在过去科学文化知识尚未普及的年代，照相机被部分民众当成巫术，认为被照相机拍过后，会失去元气。就连那个饱览群书的谭嗣同也疾声胡说相机可以照出鬼魂。甚至部分人将照相机看作洋人施行巫术的工具，认为洋人在拍照的过程中，就会摄取被拍摄的中国人的灵魂。
慈禧太后对于照相的喜欢，在她的引导下，底层百姓畏之如虎的照相机倒成了清朝官员们喜爱的玩具。慈禧太后不仅否定了照相是巫术的说法，还避免了另类的“反洋运动”。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国民对于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照相机的地位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这种转变是因为随着人们对照相机认识的加深，那些谣言渐渐不攻自破，人们不再畏惧照相；同时由于照相有利可图，投身照相领域的人越来越多后，中国本土照相馆数量大增，使得更多百姓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稀罕的新事物。
真正具有现代形式的自行车诞生于1874年，自行车即单车，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自行车很快就受到了欢迎，就连小脚太太也都跃跃欲试。
当时，小脚夫人骑车就像蒸汽火车刚开始出现时，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照相机引入中国后，也曾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人和物竟都留在了照片上，是不是被摄了魂魄？但当了解了新鲜的玩意后，照相在中国也非常受欢迎，从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也将发生于晚清时期的一些事件以图片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裹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明清时进入鼎盛期，无论贫富贵贱，纷纷缠足，尽管顺治帝、康熙帝等都曾下令废止缠足，但至清末，三寸金莲的女子仍普遍存在，而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天足运动则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动起来的。
另外，在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中，京师同文馆的出现，开创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篇章，而新式学堂的主要类别则分为外国语性质的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这张老照片，是在位于汉口的一所学校中所拍摄，照片中，教书先生正在教习学生们怎么使用显微镜。
慈禧太后爱照相，不只是她个人的爱好，事实上表明了她接受并学习西方技术，甚至推动了早期中国摄影事业的变革和发展。值得一提，慈禧太后通过照片合影、留念等融合了与西方的交流，这是她的夫人外交的一项内容，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珍贵历史图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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