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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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生性并不喜医学，而是热衷于独自到各地旅行。这一爱好把他引向了新闻报导之路。他曾作为普通船员在贩奴船上了解南太平洋岛民被卖到澳大利亚为劳力的悲惨经历，只身乘坐独木舟漂完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894年其间，他乘坐一叶小舟闯过湍急的三峡，感受到船工的智慧和胆量，也欣赏了两岸的如画奇景 他把种种感受形成文字，写下游记，此书一面世，即大获好评，莫理循也因此引起《泰晤士报》的注意而被聘为首任驻京记者。
1897年， 35岁的莫理循只身来到北京上任。自此，清末15年间的天翻地覆、世事流转在他的笔下渐次铺陈——列强19世纪末在华的利益争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图谋、义和团运动、北京使馆被围、八国联军进京、庚子议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铁路贷款谈判、满汉官员沉浮……莫理循多达四十余万字的清末报导为读者揭示了一个英语语境中的近代中国。
莫理循来到北京后曾小住当时的东交民巷，后于1902年搬到王府井大街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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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门
今天的王府井大街，过去不叫这个名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元朝那时候，王府井这儿叫“丁字街”，那时的北京城也不在现在的位置上，南面只到今天的天安门附近，北面出德胜门到今天的安贞桥附近，元代在此设有安贞门。那时的丁字街就有点南郊区的味道了。
丁字街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就不叫丁字街了，改名为“十王府”，或者叫“十王府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搬来紫禁城办公的朱棣皇帝，虽然大权在握，但放心不下他在世的兄弟们。
用史家孟森的话说，他是靠欺骗兄长、与侄子火并得到的皇位，所以他最怕自家人，怕他们滋生觊觎之心，祸起萧墙。
老父朱元璋与朱棣不同，他偏偏只信任自己的儿子们，在世时封了其中25个为王，镇守藩国四方。为了让儿子们能常回家看看，朱元璋为他们在南京修了“十王府”。
朱棣迁都北京，附带的一个后果，就是摆脱了南京的那些藩王，消除了他们在京城的势力。
他不但“削”了藩，还要继而“镇”王，因此在北京也修了个“十王府”，地点在皇城东墙外不远，房屋建了上千间，四面包着围墙。
当时的北京城，放弃了德胜门外的大片土地和北面健德、安贞二门、东面光熙门、南面隶清门，在北面砌上了一道城墙，并且重新修建了两个城门，就是今天的德胜门和安定门。
南面最初没有动，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到了后来的嘉靖皇帝时，为了北京城的安全，又在南面修建了一道外城，一直修到永定门。这样，北京城的建设就基本上完成了。
各位藩王想到北京来，打探消息向，王兄示好，那是不能随意的，必须得到圣旨。
进了十王府，就是进了禁锢之地，别说见圣上不易，说不定还出不来了。史载，九位“皇二代”到过十王府的只有四位，两位实际上是被羁押在那里，因“王”获罪。
所以，明朝的时候，人们把这条街称为“十王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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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建了8座王府。王府的数目变了，人们的叫法也改成了“王府大街”。由于清代沿用了明代北京城，除了在一些地方增修之外，北京的内城、外城等大的格局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住的北京城跟明代那时候的北京城，没有什么两样。
当时这条街上所建王府，以豫王多铎府最大，如今的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是王府卫队的操练场。
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特别尊崇，所以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不过这里也开始冷清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八旗驻防，将内城的所有人迁到了外城或郊区，另一方面是因为此地靠近皇城，不便经商。
王府井的繁华，得益于老东安市场，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清初封给吴三桂，改称“平西王府”，“三藩之乱”后，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
1903年，经善耆、那桐奏请，慈禧批准，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
清中叶以后，八旗兵训练稀松，这里又成了一片空地。
光绪年间，东安门外的御道改修成马路，因此将路两旁的摊贩集中到这片空地上，逐渐形成一个市场。因靠近东安门，人们称之为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在1903年初建时，只是一个摆地摊、搭布棚、早晨出摊、过午收摊的简易市场。以后生意兴隆，摊点日增，甚至有些商户吸引了官场人物的投资。
这时，商人们组织起来，经当时管理市场的京师巡警厅批准，进行初步规划。从北到南建起一条长街，以经营百货、食品为主。长街两侧建起了格局大体一致，每间约10平方米，前有廊檐，后有暗楼的铺面房。
东安市场面积不大，占地仅三十亩，但货物齐全。民国时市场里又划分为若干小经营区，整个市场呈刀把形。
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后，由于顾客密集，距离近便，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洋货从这里开始进入北京市场。
王府井大街由此号称金街，一直是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1915年，北洋政府内政部绘制《北京详图》时，就把这条街分成三段：北街称王府大街，中段称八面槽，南段称王府井大街。后来，逐渐用王府井称呼整条街了。
清朝时，王府井大街是家住东城的官员们上朝的必经之路。东安市场则是当时王府井大街上的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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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的繁荣得益于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两件事。两件事前后脚儿，而且一北一南把住王府井大街的两头儿，让这条紧挨着皇城的幽静老街一下子热闹非凡，迅速变成京城里最具诱惑力的繁华闹市。
北面是在王府井北口路东侧形成了东安市场。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銮，实行了几项粉饰太平的所谓“新政”。这其中之一就是把王府井北头一片早已荒废的八旗兵练兵场开启，让东安门外街道两旁的小商贩迁进去摆摊做买卖，以显示朝廷重视商政。高墙环绕、铁门紧锁的练兵场改造成了大市场，反正大清也不打算练兵了，东安市场就这么诞生了。
经过了最初争抢地盘的混乱和妥协调整，市场里商铺的经营很快规范起来。从北门往南建起了一条正街，两边是格局相似的铺面房，主要经营百货、布匹和各色食品。东面一条街上有杂耍场子，还有供顾客休息的小吃摊位。靠近王府井大街的西街则是卖古玩和旧货的领地。东西走向有头道街、二道街和三道街，刻字、理发、镶牙等等摊位散落其间。整个市场有四座大门，每天从早到晚迎接着八方客人。
早先，北京人买东西都是习惯赶庙会。庙会不是天天有，所以要“赶”，而且地点也分散在相对偏远的寺庙附近。忽然间在皇城根儿底下开了一个全天候的大集市，而且是从日杂用品、京广百货到古玩旧书、小吃杂耍样样齐全，那还真是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很快，四九城的居民就被这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卖场吸引过来。于是，北京生活里多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叫“逛市场”。
所谓“逛”就不是直眉瞪眼地去买东西，而是有一种休闲娱乐的情调儿在里头，同时又暗含着些邂逅某种惊喜的期盼。
东安市场是个雅俗共赏的好去处，可以让各个阶层的人都逛出兴致。有钱人可以到亚美丽首饰店定制新颖别致的首饰，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单独开钢模。没钱的可以来买针头线脑甚至瓜子。这里既有老式的绸布店像华兴蔚，也有可以定做西装的服装店如文信成。东升玉百货店里既可以买到巴黎产的香水、瑞士造的手表，也可以为顾客定做毛衣和蚊帐。美华利花鞋店并不是仅卖绣花鞋，而是从布鞋、皮鞋、缎子鞋到冬天穿的老头儿乐样样齐全。
这里的伙计专门研究什么衣裳配什么鞋“秀气”，什么身材穿什么鞋“精神”。凡有顾客进门，必是先让座后放下垫毯，再用布掸子轻轻掸过样鞋上的浮尘，解开鞋带递给您试穿，有时还要蹲下来帮您测试是否合脚……东安市场里的店铺并不显得特别奢华，但朴素里却透着一股让人踏实的稳重气。
玩儿的地方这里也是少不了的。时髦人士可以到球社去打台球和乒乓球，在那里可以碰到附近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学生们和协和医院的大夫。周围胡衕里的孩子们则有专门看变戏法和拉洋片的场子。《东京梦华录》里说的“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逛累了，也玩儿够了，您可以随时坐下来吃点什么。从东来顺里“呱啦呱啦”开着的涮锅子到小小酒家带鳞吃的清蒸鲥鱼；从五芳斋薄片透亮的蟹黄汤包、鲜美的过桥面到吉士林嘶嘶作响的铁扒杂拌和香甜甘美的奶油栗子粉……东安市场里几乎聚齐了天南海北的美味，真称得上是“会万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好乐呵的北京人喜欢锦上添花。市场开业没两三年，在北门里竟开了城里第一家戏园子。练兵场都改成市场了，内城里不许有戏园子的大清祖制也就去他的了。只是还不敢就叫做戏园子，而是起了个雅号叫“吉祥茶园”。
开始是逛东安市场的顾客捧红了吉祥，可后来吉祥也带火了东安市场。很多人是奔着戏台上的名角儿来的，可听完戏之后，自然要在市场里吃喝，也自然捎带着逛一逛市场了。
老北京说东安市场就是一个迷人的“万宝全”。那里是迷宫，能让头一次来的人走迷了路，而老主顾们则会迷醉在似曾相识的独特香气里。老东安市场的近千家错落有致的商铺各具性格，电灯、汽灯交相辉映，和终日里川流不息的顾客共同构成了一个北京社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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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则是在王府井南东交民巷附近设立了占地千余亩的使馆区。
清朝的时候，北京的内城里原本是不许外国人随便走动的。可到了庚子年，无奈八国联军的铁骑踏碎了天朝的虚荣心，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反倒成了不许中国人进入的“国中之国”。原来住在那里的住户从王爷到平民一律被轰了出来，连衙署都拆了盖起了洋行。使馆区的周围还建起了驻扎洋兵的兵营。形形色色的洋人则可以大摇大摆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也就是那时候，有两个法国人在使馆区的兵营外开了家不大的酒馆，卖起了葡萄酒和西餐。大概是生意不错，没过多久就在兵营路北买了个四合院，除了餐饮还提供客房，起了个名字叫“北京饭店”。一年之后，饭店转给了一个意大利人，搬到王府井南口的一座红砖楼里，这就是现在北京饭店的前身了。再后来，中法实业银行成了饭店股东，盖起了当时北京城里最高的西式洋楼，装上了暖气、冷热水和卫生设施。
清末的北京饭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饭店成了京城最奢华的酒店和娱乐中心，接待过众多社会名流，举办过太多次盛大的舞会和晚宴。有一架曾经令无数顾客如醉如痴的蓓森朵芙钢琴在这里鸣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依然陈列在20 世纪70年代建成的北京饭店东楼大厅里。伫立于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东楼也成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标志。
使馆区的洋人、时髦的北京饭店给一墙之隔的王府井带来了不少洋气。陆陆续续，不少外国洋行也把店铺开了进来。有专营钟表、宝石的利威洋行，有经营机械装置和化学药品的西门子洋行，还有著名的美孚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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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为这条街命名的，是街上一口甜水井。
过去，北京的水井很多，许多地名都有“井”字。有人统计北京城区在1949年以前。带“井”字的胡衕竟有87条之多。现如今，虽说少了点，但带“井”字的胡衕仍然随处可见。据专家们考证，“胡衕”的叫法从元代开始，并有“胡洞”、“火弄”、“通”等不同的写法。
“胡衕”一词源于蒙古语，意思是“水井”。也就是说，我们叫了几百年的胡衕是从蒙古语水井一词转变来的。有了井，才有人；有了人，才有胡衕、街道之分。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
历史上，王府井大街一带肯定有井。据明代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中记载，当时的十王府旁边有一个叫“甜水井”的地名。清代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注明“王府街”有“二井”。而今，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仍有大甜水井胡衕的地名。也就是说，在当年的王府街确实有井存在。
那时候的北京，老百姓打不起井，一般的井打出的水都是苦涩的，只能用作洗衣服、蒸饭。而王府街旁西侧有一口远近闻名的优质甜水井，名为甜水，其实就是无色无味。
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眼井，绝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黏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故名声特别响亮。王府与井并称，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新厘定地名，因街的南端有这口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
如今在王府井大街上，还有用铁链子圈起的井盖，记录着王府井得名的缘由。那么，王府井的“井”到底指的是如今的哪一口井呢？在旧人民日报社内、在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对面的人行道上、在大甜水井胡衕都有井。但到底指的是哪一口，很难确定。在老北京中曾流传着《王府井的传说》，这个传说把王府井大街的那口井定在了原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北面，是一种较为明确的说法，也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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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自己的图书馆
虽然搜购图书的举动从莫理循初到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但专门辟出房间建立私人图书馆则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后的事。
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住在使馆区。但莫理循并不喜欢生活在一群外国人当中。他的天性是不愿意被禁锢在某个地方的；其次，作为一名记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消息。因此，义和团运动后，他开始寻找公使馆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离使馆不远，以便随时与使馆取得联系。
莫理循在北京城里的住所先后位于使馆区现台基厂大街北部(义和团运动前居于路西、之后为路东)、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鱼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广为人知。
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98号住了很多年，后为271号，旧时的门牌是王府井大街100号，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路西，原为商业用房，是一家当铺。
莫理循故居的具体位置应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现在百货大楼旧楼的东北角及相应东部广场和它们以北至菜厂胡同的位置。
虽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面貌。他的家与庚子后做过议和工作的英文秘书曾广铨及美国外交官司戴德为邻，东面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南面是使馆区，西面靠近紫禁城，这是一个可以迅速探访各方动向的理想居住地。
莫理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购买了此房，改建为有五个院落的住宅，共有房屋三十多间，其中有两个主要院落，前院是起居之所，有北房三间，东、西两侧各带耳房一间，有东、西厢房各两间，房屋均为带前廊的起脊瓦房，室内为木地板；后院为休闲之处，南房六间用隔扇隔成两个大厅，厅内花砖铺地，北房便是有“亚洲文库”之称的“莫理循图书馆”；庭院内建有假山和游廊。
莫理循在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发现“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一个图书馆”。
莫理循住所最大的特点是他创建的图书馆。他从到京之日起就开始搜购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书刊、图版、手稿、小册子等。搬到王府井大街后，他专门辟出房间用做图书馆。
图书馆是个长方形的屋子。面积是60英尺×100英尺。书架是硬木制成的，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两边均可取书。地图及其他文件如图版等，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
屋子中间备有精致雕花的中式长条桌，上铺雪白的台布供读者阅览时使用。平时只要没有客人，他都回到这里整理图书，亲自拆封邮寄来的书刊，看过后一一做出目录说明，因而检索起来方便、快捷。
从1897年到1917年，莫理循收集的外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其中小册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数据。地图、图版1000余份。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之新旧书籍，大之如鸿篇巨制，小之如寸纸片，靡不具备。
莫理循收集有关中国的印刷物，即使一枚传单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库中，连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约，总统的宴会菜单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对于书籍而言，则新刊与古本尽搜无遗，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网打尽。以至今天的读者发现，文库中竟然保存着从1485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50种《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十七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种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学会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国的海关报告等。
莫理循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可见莫里循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莫里循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循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
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订购的书籍未到时，他是那样地坐立不安，而书到以后，又是极度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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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与管家孙天禄合影
莫理循搬迁到王府井大街后，与自己雇佣的管家孙天禄有20年的主仆情谊，关于这对主仆的故事，在北京的西人圈流传甚久。
直到莫理循去世20年之后，他的二子阿拉斯戴厄还在北京听到这么一则：同行传说莫理循有“中国当局高层”的情报来源。有一天莫家同事云集，莫理循秘派孙天禄去街头茶馆听取街谈巷论。孙天禄回来后，莫理循领他到客厅，将一只凳子放在桌子上，扶孙天禄站上凳子，让他复述听来的东西，然后莫理循总结道：“先生们，各位刚才听到的，正是中国最高当局的发言。”
莫理循通过图书馆不仅结交了许多中外人士，而且扩大了他的知名度。他曾告诉友人，很多外国人曾抱怨，他们一到北京的火车站，人力车夫便径直把他拉往莫理循家，根本不问目的地，因为他们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来看他的藏书的。
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说，外交官以及其他在华外国人也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德国公使海靖、英国使馆人员戈颁、艾伦赛等都是莫理循图书馆的常客，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英国汉学家巴克斯等则得到过莫理循的图书馈赠。
中国人当中，地质学家丁文江、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兵部员外郎曾广铨、袁世凯幕僚蔡廷干等人，对莫氏藏书很是钦佩。有数据记载，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多是会英语的人士曾经参观过莫理循图书馆，并从那里借阅过图书。
莫理循为他的藏书命名为“亚细亚图书馆”。自从图书馆建立，书刊数据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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