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时期，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城的时代。
学校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全国废除了高考，我们这些才十多岁的孩子们被学校抛弃了，整天在家里无聊地打发时间。但很快，我们就被卷进了社会的风雨之中。
每天，我们这些似懂又非懂的孩子们都会走上街头，看大字报、听大辨论，还有就是去看红卫兵抄家和批斗牛鬼蛇神。
那是1966年２月７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就是这个简称为《二月提纲》的报告，给整个中国带来了一个历史上最寒冷的早春二月了。
在街头上到处可以看到批判《二月提纲》的大字报。
这《二月提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批判海瑞说起。
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创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有，在江青一伙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和对吴晗及其支持者的残酷迫害，并由此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这是一出决不能重演的历史悲剧。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
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长于明史，学术造诣很高，著述颇丰。他又是知名的民主战士、进步教授。解放前，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作出过卓越贡献。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党员。他还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吃饭，一起研究历史问题，还赠给他亲自签名的《毛泽东选集》。
吴晗对毛泽东是真诚地尊敬和爱戴的。吴晗在毛泽东处作客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胡乔木介绍给他。毛泽东要秘书胡乔木找人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很自然地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吴晗当即欣然从命。
1959年6月16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同读者见面。
9月17日吴晗又写成《论海瑞》，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初稿写成于庐山会议之前。吴晗把文稿交给了胡乔木。
庐山会议后，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
吴晗根据上述精神，在文章结尾加上了两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历时年余，写成《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在彩排过程中，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才改名《海瑞罢官》。
事实说明：第一，吴晗写《海瑞罢官》开始于1959年，完成于1960年，他当时写“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无论怎样“逻辑”，也粘不在一起。第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应马连良之约，马连良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和清廉，喜欢演清官戏。第三，剧本原名《海瑞》，只是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才加上“罢官”二字，而朋友们的意见完全是从艺术上考虑，要有戏。硬要同罢彭德怀的官拉扯在一起，说是为彭翻案，纯属子虚乌有。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名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在毛泽东对文艺界一再提出严厉批评的情况下，政治嗅觉极灵的康生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江青一再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决定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并借助上海攻打北京。
1965年初，江青带上使命前往上海，同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往于京沪，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姚文元九易其稿，终成奇文。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应。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当时的吴晗感到震惊、愤慨、惶惑、忧郁。他感到姚文元的文章来头不小，心情沉重。朋友劝他：“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他摇头、苦笑。
1966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吴晗化名李明光。在一次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竟说流氓、小偷是受了吴晗的影响。吴晗当场脸都气白了。
1966年5月，一天下午，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和七岁的儿子吴彰，从学校领回任务，要他们写稿批判吴晗。吴晗夫妇只得代他们起草，再让他们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家大门口、院子里，贴满“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珍藏的古藉，辛勤劳动的书稿，以及资料卡片、书信，全被抄走；文物、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孩子们的图画，统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吴晗被强迫跪在地上，一群人围着他拳打脚踢。
深夜里，吴晗被一伙凶神从被窝里抓走，一去就是几天挨斗。
烈日下，吴晗双膝跪地，被绑在树干上，膝头渗出血珠。红卫兵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沙子，不时地抡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和耳朵。
吴晗被对立的两派抢来抢去，争着批斗。抢到吴晗的一派，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把他涂成大花脸，并到处转移，一连几天不知去向。
在劳改队里，吴被打成内伤，口吐鲜血，经常是旧伤未平，新伤又起。
批判吴晗的声音响彻全国，就连我们这些才10几岁的初中生，也知道他是个大坏蛋，还有那个海瑞也不是什么好官，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官，为民谋福利全是讲在嘴上的空话、套话和屁话。
同班同学振庭是个非常顺从的积极分子，但他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兴趣不大，知识也掌握的很少。但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对于当时中国的那些文件、社论、标语、口号，既能在心中接受和记忆，又能逐字逐句地复述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语言技巧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
振庭说话总是妙不可言，但也总是失真，他讲故事时，总能够活灵活现地将人们带回到他生活过的每一件事上，甚至是他并不曾生活的事上。比如，说起吴晗，他好象认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说起海瑞，他又好象是与海瑞同时代的人。
振庭在家中是长子，其父亲是位医生，按当时官方的划定，其家庭出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许他父亲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开口是马列，闭口是主义。但在思想上，他父亲却属于传统主义者，他让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宋词，还要学习中医处方。
振庭曾经对同学们说过，他的堂兄在香港取得了博士学位，将来要当教授或工程师。只有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才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振庭一直抱有学业有成才最光荣的想法，他一直想出类拨萃。他上课认真听讲，回家又刻苦复习，还学习些中医知识。在他的努力下，他成为班主任陈继祖的得力宠儿，很快就当了班主席。
但他并不顺利。在小学毕业时，他原以为自己是可以考上重点中学的，结果有人反映他的父亲与香港有联系，那是最大忌的一件事。尽管他父亲曾经解释，香港社会是不足取的，那是个人吃人的社会，解放后自己留在大陆，就是不喜欢那种社会。可是没人理会这一点。
事实上，他的父亲也从不愿意谈政治和社会主义。他的“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和“向革命先烈学习”的思想，与我们一样，都是学校和老师教育的结果。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都是从上层自身利益出发教育学生的，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鼓励学生忠于党和国家利益，孩子们必须学会诚实、俭朴、谦逊、关心别人、自我约束和忍受艰苦，必须要有一颗爱国心，为了祖国要敢于献出生命。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家庭会提出疑义。
我与振庭却完全不一样，我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叛精神。尤其憎恨封建的血统论，将孩子们从小就划分成两类人，“自来红”有天生的优越感，“狗崽子”们则是天生的低人一等。但我不怪罪自己的父母，我始终在探寻血统论的根源及其滋生的原因。直至今日，我仍未放弃这种探索。
振庭也反感血统论，但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学校的课程是与“阶级阵线”保持一致的。这也是政府有意提高工人、农民、下层这些以前的先进阶级地位的政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还在小学课本中，就充满了对工人农民的颂扬之辞。孩子们从小教会了“是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创造了世界”的观点。孩子们要学习工人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他们对国家奉献精神，还要忆苦思甜，牢记他们在解放前受压迫的遭遇和苦难生活。更要记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会欺压人民，从不抗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学时，学校里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当我们看到条件简陋的工厂，也来到了农村时，学生中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我在手套厂里义务干活时，感到很快乐。记得学农时去了松江叶榭农村，农民们很欢迎中学生前来帮助干农活。我住宿在一家农户时，主人捉了些瘌蛤蟆给我们煮了下菜，还说吃了能治痱子。城里长大的同学们当然不敢吃了。最后，我第一个下了筷。当我第二次下筷时，同学们一下子将筷头全都对准了碗盘里的那些瘌蛤蟆了。
我热爱农村的宁静和淡泊，也喜欢农民的纯朴和真诚。我和几个同学还在学农时利用空闲去捕蝉，甚至捉水蛇。我在捉小水蛇时，虽说胆大，其实还是害怕。我用脚先踩住蛇头，然后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玻璃瓶子，用瓶口对准蛇头，慢慢地松开脚，那小水蛇就一下子窜进了小玻璃瓶子里。我拿着装有小水蛇的小玻璃瓶子，请教老农，当得知这条小水蛇无毒时，我很得意，就天天将玻璃瓶子揣在怀里，让同学们欣赏。即使在晚上睡在被窝里，我也会取出玻璃瓶子，打开随身带的手电筒，观察夜间的小水蛇活动情况。
回到上海后，我将那条小水蛇带回了家，放在鱼缸里。我会静静地坐在一边观察小水蛇的动静。阳光透过水草，鱼缸里的小水蛇始终保持着一种静态状况，即使小鱼游到它身边，它也总是纹丝不动。突然，小水蛇会张开大嘴，吐出吓人的红信，一下子就吞吃了游到它身边的小鱼。接下去，小水蛇仍然静静地绕在水草上，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也许就是水蛇吞吃小鱼的过程，后来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常会联想到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成千上万的人往往会莫名地受到近害致死，但那些加害者却总会显得若无其事，好象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这类事。一条小蛇加害的是一条小鱼，而人类之间的无故加害，又使多少人死于非命呢？
振庭与我的想法截然不同。我喜欢思考人生哲理，他更喜欢思考权力和欲望之间的关系。
他为没能考上重点中学而耿耿于怀，他虽然当上了班主席，但有一个更大的欲望在折磨他，他想加入共青团，班主任却没有同意，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一个好父亲，他的家庭出身阻碍了他的理想之梦。
在上世纪50年代，工农得到了赞美，但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并没有觉得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也更没有要改变自己对子女的期望。他们的价值观也并非坚持让自己的子女长大后去当工人或者农民。差不多所有的孩子也都要有自我发展的空间，比如想当画家、歌唱家或者是教授、工程师。
学农回来后，振庭仍然会大讲学农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不过，他在私下里会毫无顾虑地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想过是不是当一个工人或者农民”。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振庭的理想与许多与他有一样想法的同学一样全都破碎了。
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下狱。康生、江青加给他的罪名是“特务”。吴晗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江青一伙迫害，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她体弱多病，住在旧浴池里，熬不过酪暑严冬，终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7日，袁震第一次被允许回家。没有晚饭，住在楼上的万里家给了一锅红豆稀粥。这竟是她最后一顿晚餐。半夜，她由两个孩子送进医院。因为她是吴晗的妻子，医院方面百般推诿搪塞。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想喝口稀饭。吴彰向医生哀求，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袁震难过得直掉眼泪，没过多久便含恨离世。
9个月以后，10月11日，吴晗戴着手铐，被人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已被揪光，大口大口吐血，悲惨地死了。死时，连一个亲人都没有见到。
吴晗夫妇死后，留下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女儿吴小彦，15岁；小儿吴彰，11岁。姐弟俩，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仅靠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维持少小的生命。他们备受生活的煎熬，人世的凄凉，无端的凌辱，精神的折磨。吴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小彦愤怒地说：“如果有颗手榴弹，我就拿着它冲到姚文元家里炸死他！”“四人帮”以影响首长安全为罪名，把她逮捕入狱。小彦当天，患阑尾炎正要入院手术，身上还有医生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说她是装病装疯，将她投入牢房，戴上脚镣，进行拷打，牙被打掉，额头被 打开口子。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用死表示了最后的抗议。
在批判《海瑞罢官》中被迫害的岂止吴晗一家，至今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受株连。
批判《海瑞罢官》初期，张春桥对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放”了一段之后，张春桥即指令报社把“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排列归类，凡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者，均被列入“右派言论”。张春桥一再下令“要打击右派的气焰”。他们先从打击青年学生马捷开始，组织文章围攻，同时还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历史情况，在校内逼他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此被视为“反动学生”，反复挨整。
令人想不到的是，我的同学振庭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又成了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不久，江校长就挨批斗了。
那是最寒冷的早春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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