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已春节在不知不觉中跑进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中国蛇年里，我又会经历哪些事？遇见哪些人？不晓得。但我做了一件事，约阿妹一起去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旧宅逛马路，体验一下小辰光儿时的那些回忆。
旧宅位于成都南路，是一条石库门老弄堂，正弄口朝东，北弄口是巨鹿路小菜场。巨鹿路小菜场是当时上海滩最出名的菜市场。因为巨鹿路与淮海路平行，借了居住在法租界与淮海路上的洋人富人们的光，才成为上海人拎菜篮子最闹猛的地方。
讲起淮海路，呒人不晓这条马路是上海滩最奢华的商街。但却无多少人讲得出这条马路最早的名字叫啥？即使有人会讲叫霞飞路，那么为啥又叫霞飞路？侬晓得伐？
收拾童年的记忆，自然会仰起骄傲的骼浪头，抬眼落睛地胡说八道一通：“啊，侬介笨！连淮海路过去叫啥名字也讲勿出，塌蛋！”
上海滩如果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较关精致的生活热情，还有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这条大马路，最早建造于1901年，当时叫“宝昌路”。
讲起“宝昌”两个字，上海人会认为是图个吉利吧。上海有不少马路就是以突出吉利命名的。如花溪路展开的是恋爱好兆头，凯旋路象征强者胜利，还有武宁路、富民路、团结路等，都有一定的寓意。但事实上，地名只是有些象征意味罢了。谈情说爱的人未必会去花溪路手牵手，居住在凯旋路上的老百姓也未必都是胜出的生活强者，武宁路的地名与“枪杆子出政权”的讲法毫无关系，富民路上也有穷人，团结路照样有人打架。
起地名与印钞票是一样的道理。钞票上要印上人头，不管侬对印刷在钞票上的人是认得还是不认得，欢喜还是讨厌，你都要接受。侬不可能恨杀了印在钞票上的那个人，去放火烧掉好不容易赚来的辛苦铜钿。这就意味着侬必须接受事实，强者可以将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还可以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地名来用。“宝昌路”地名的来历就与一个叫宝昌的人有关。
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被后人称为“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这位宝昌兄弟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曾是法租界的上海区域，至今还是最繁华的地方。由于伊的功劳，叫宝昌路也是必须的。如果叫鸿章路、国藩路或世凯路，恐怕没有人会同意的。
宝昌路为啥又在1914年改为霞飞路了？原来，早在1885年，有个叫“霞飞”的年轻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白相，除了法国的孩子小囡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这个外国帅哥。但是当欧洲大战爆发后，霞飞帅哥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了。尤其是在玛纳之战时，霞飞将军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
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从此中国人也晓得法国出了个霞飞将军。
“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后，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上海人很健忘，没人记得宝昌董事了，也没人记得霞飞将军了。如果说这是反对崇洋媚外，也不见得，因为曾经风光无限的“霞飞”化妆品就是借这条马路的老路名之光，推出了法式的奢侈品。
淮海路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马路，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到上海旅游白相，不去逛淮海路，肯定要被上海人骂为阿木林，是憨大傻瓜一个。
追求时尚的人，到淮海路逛马路，会自我感觉特别好地将高跟鞋踩得刮刮响，吸引回头客多看上伊一眼。
侬可以想象的出：坐在林荫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的咖啡小屋里，手里捧着一本法国小说的中国女孩，身上散发出清雅的法国香水味，当然黑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这样的景，这样的人，多了些许浪漫，多了些洋妞劲，谁会讨厌？
现在以洋人命名的上海路名又出现了，如牛顿路。还有以外国国名及其城市各取一字的地名，比如美国加上华盛顿就叫“美盛路”、意大利加上威尼斯就叫“意威路”、德国加柏林就叫“德林路”。
当我与阿妹重逛淮海路时，谈到淮海路的路名变化，也注意浏览了一些还能存储在记忆中的一些景点，如淮海电影院、全国土特产商店，还有沿街的一些弄堂，弄口的书摊早已不见了。
国民政府时期，对上海道路命名的方案，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这些路名，在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如松花江路、鞍山路、沈阳路等。
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如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四川路、山东路、云南路、西藏路等，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却是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同样也有特例，如我小辰光生活必经的那条成都路，它就是纵向的，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也许这种特例养成了我的性格：不分东西文化差异，有用就好；唯识南北上下等级，明了即可。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我和阿妹都曾被迫地赶出这个老宅，远离上海都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和阿妹重走童年的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老宅已经被推倒，埋葬在延中绿地之下了。
阿妹插队落户在安徽，父亲流放在白茅岭又冤死在合肥。无意间，我突然自问：上海有很多以省市命名的马路，也有以合肥命名的路，为什么在上海就没有一条安徽路呢？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我希望有一条安徽路，安徽在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标记；我又希望永远不要出现安徽路，这样的路名会标识出我的痛苦，让我重回到过去的缠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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