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里，我从田野地头挖了些野花野草种植在家中的小花盆里，还特意从菜市场买了三株黄瓜、丝瓜和苦瓜秧苗，一并种在阳台上的花圃中。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玫瑰的艳丽，但在我的眼里，它们没有血统高低的纠结，平等、自由、奔放，这是我一生的诉求，可是，我的青少年时代远不如这些野花野草和蔬果秧苗，只要给一寸土地，有一片阳光和些许水份，就能生存下去。我是在与血统论的抗争中存活下来的。令人恐惧的血统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留下了人类史上最骸人所闻的血腥一页。
血统论是一种封建思想，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来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血统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而在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记忆中永远不会抹去对其的憎恨。
血统论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从封建制度下的官员贵族世袭制即可看出。如今的中国也有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说法。令人发指的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社会充满了等级制和阶级斗争思想。
我重拾起中学时代的记忆碎片，拼凑起那段破碎的历史，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愤怒、绝望而伤心的年代。
高考被突然废止了，国家主席的儿子是废止高考的强力推手。我们这些刚跨入中学校门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方向。学校停课了，我们又能干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从云层争斗，席卷到全国上下了，敢说敢为的红卫兵运动正在颠覆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唯一继承的就是封建专制的“出身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被染成了红色的标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家庭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
在文革刚起步时，我也被校方推荐为“红卫兵筹建委员会”成员，只不过才过了三天，我就被解职了，理由很简单：你不是红五类子弟。你的血统不纯正。
那些“老红卫兵”，也就是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其实都是血统红得发紫的革命干部子弟。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总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其中黑帮是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文革一爆发，“出身论”便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子女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开始后，绝大多数家庭子女就变成“混蛋”了。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受到接见的红卫兵统统是经过组织层层挑选的红五类子弟，“狗崽子”们是休想到天安门广场见到老人家的。
“8·18”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彰显了红五类子弟的革命性和彻底性。
如果与现在的年轻人谈论起这些往事，那简直是在讲天书了。唯有共和国同龄人才会对你苦笑一番，当然不会再有当年的狂笑之状了。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如果说语言上有什么差别，那却并不大，无非是多了些流行的酷词罢了。但年轻人讲话的内容却常使我大惑不解。他们正在使用着与老三届一代完全不同的辞汇，这些辞汇多是 “房子”、“金钱”、“试婚”、“几段经历”和“Q群”，当然还有“慈善”、“爱心”、“自主”和“民生”， 辞汇背后有着与我们那代人截然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些不同和区别，才使我想起了那个已经流失的年代。
记得，中学时期的我，常游走街头，看大字报，听大辩论。看上去大鸣大放大自由，其实人性正在受到扭曲和摧残。
家庭出身问题，这是中国最具特色又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当然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初进中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就面临了如何结交同学的问题。新同学初次见面，就会相互试探：他（她）是谁？他（她）的家庭背景怎么样？凡是“狗崽子”们，那就在政治命运上已注定是个失败者了。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甚至在求学、就业等各方面都意味着永远地寄人篱下。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
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
这一时期，又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有趣的是，具体到个别单位，非红五类子女反而占了绝对优势。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也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
所以，我生活的年代里，也许可以说是“狗崽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是孩子王，围在我身边的“狗崽子”们，自然也不会少。
我从骨子里万分憎恨血统论！
我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面对尘嚣甚上的血统论，我始终在反抗着。
那是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上海街头的大辩论，也转向对这幅对联的争论。我去听街头辩论时，也就是在旁观一个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在街头辩论初期时，敢于正面反驳血统论的人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
这幅对联的上半联，其实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
是吗？毛泽东说过，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同学交流、朋友琢磨、领导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
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但是毛泽东在其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过另一种话。他将小资产阶级称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可以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
他说：“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以此为据，革命后的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动摇分子，或者是支持革命的左派，或者是一定时间内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右派。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就犹如被设了陷阱。1950年后，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忽而是可以信赖的，忽而又是不可信赖的。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时就已经在人生道路上开始走钢丝了。
事实上，很多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在上世纪40年代就一直在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在50年代，他们也都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社会大潮之中，有很多人是在选择后才留在大陆的。因为他们坚信新中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术和教育，他们也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对人生和生活的选择态度。
总的来说，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或中派的那些父母们，都对社会的评价是好的。绝大多数人是热爱新社会的。
然而这一切追求都成了一场噩梦。
那时的政治宣传，告诉人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
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说，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但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当推翻了封建专制后，谁也不会料到封建专制却比任何一个封建朝代更为专制。在血统论的血腥风雨中，全中国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却背上了历史包袱，背上的家庭包袱，在社会影响下残酷地压制了人的本性，对于改造思想来说，“狗崽子”们始终在为父母去赎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只是外因，但血统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
在那个年代，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却披上了一件红色恐怖的外衣。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还得承认血统论的遗传作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在那段岁月里被染成了腥红色。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就是那段历史的铭记。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天黑了，夜深了。望着无月的夜空，也许年轻人在唱K，老年人在打麻将，我却依旧沉默在那段记忆之中。
我想起了遇罗克，那是影响了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他在文革时写了一篇反驳“血统论”的文章，那就是著名的《出身论》。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 11月修改，他三定其稿，给我们留下了反思那个年代的最珍贵的一份记忆。
遇罗克从唯物主义观点对“血统论”进行了驳斥。他言辞严正地论述了三个问题：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和受害问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
在这篇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但是历史在1967年4月14日定格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我曾经看过著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流浪者》中就明显的表达了一个关于血统论的主题：片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法官，他固执的认为：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坏人的孩子一定是坏人。
我就是一个流浪者，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我到处流浪、流浪，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即使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何尝就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昔日的信仰被扭曲了，今日的信仰又多少显得迷惘了。小时候就听说过黄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尽管我们的血液里也许流淌着黄帝的血脉，而对流浪者来说，真正能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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