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全民植树节到了，每逢这个时候，小公务员们就会事先挖了坑，选好了树种，还得清洗出行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首长来种下一棵树。首长下车后总是先示意笑容，然后拍照合影，接着是在旁观的官崽躬身侍候下，培土、浇水，恐怕连搬树的活也不用操心。当然还得插上一块纪念牌子。其实，我也是一棵树苗，但却没人会在意，因为品种不高贵，就任其在荒野生长，还在我的身上压了块巨石，石上刻有：“老子反动儿混蛋”几个大字。
我的心灵自小就被扭曲了，我在反叛中不断挣扎，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延着巨石的缝隙拼命去寻找出头冒芽的生路，我终于活了下来，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
我翻阅着自己在文革时期的老照片，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我正爬在河边的一棵歪树上。也许这就是我初中时代的梦想：即使没人在乎这棵不正的小树，再扭曲的小树靠着泥土、水分和阳光，总能生长。
看着这张旧照，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1966年6月8日，北京的学校开始出现了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第二天，学校开始停课，学生的任务是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6月13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推迟半年。我和所有的六六届学生一样，从此失去了继续就读的机会，命运发生了骤变。
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一女中和四中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要求彻底改革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即日起，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搞文革。校园里一片敲锣打鼓声。也就是在那一天，北京大学40多名老师被学生揪斗，称为“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学校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还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不久，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上，居然有人公开焚烧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画像。
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原来，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闹起来的，他提出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北京城的头们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他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头儿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就这样，“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1966年6月2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部分干部见面，他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是中宣部最高领导结构，是党委性质的，文化革命要严格按照党的领导进行，要彻底发动群众。随后张平化在会上宣布成立中宣部文革办公室。
接着，毛泽东在7月8日致信给他的老婆江青，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意图。此信于当时并未递交中央政治局，只有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知道。我们这些小百姓，特别是还在上初中的孩子们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初衷和意图”？
7月1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全体干部正式见面，并作了讲话。他说：中宣部要天经地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不行就要打倒。经中央批准原中宣部改组，由我任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张平化、雍文涛、熊复、张际春、刘祖春任副部长，刘祖春兼秘书长。
陶铸同时宣布中宣部的结构要改变，设四个处，一个室。即：毛泽东思想宣传处、党员干部教育处、干部管理处、秘书处、调查研究室。
陶铸还宣布，当年9月下旬召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明年春节前后召开万人大会。
回忆起来，我能够记得的也就是那个“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上海在文化广场也召开了一个市区代表大会，我参加了那个会。
当然，我是不知道中宣部机关办公大楼已贴出了对几位原中宣部副部长停职检查的通告。那时候的陶铸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摇身一变在中央排名第四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我们学生都读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此听到陶铸这个名，谁也不陌生。
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陶铸，会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被打翻在地了。７月１８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此时却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吴德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吴德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显得很不耐烦。李雪峰便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泽东开始指责：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泽东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大家执行。毛泽东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吴德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泽东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而又没撤出来的各个工作组，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去了外地。吴德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市委，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泽东听了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在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
消息传到了上海。从传单中就可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刘邓，并要求坚决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刘少奇以派工作组巩固政权的努力失败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到场接见代表。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２８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这才真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这个上大会上作了发言。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说的这些话，谁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吴德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吴德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恩来指定吴德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吴德，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泽东还派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吴德等的反，揪斗他们。吴德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直到如今，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内部斗争很尖锐，毛泽东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曾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动荡的北京市委吴德也可以下去。”毛泽东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吴德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那时北京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还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后，１月１８日，新市委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了。市委被夺权后，吴德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１４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吴德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吴德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热烈地支持。此信作为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而红卫兵也自此由地下转为公开。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内容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弄堂和学校。大字报说，“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的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毛泽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就宣告：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立场鲜明地支持红卫兵，在8月至11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人不等，总数达1100多万人。
当年学生停课闹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今恐怕也说不清楚。
我在翻阅自己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另一张旧照上，我手托下巴，似乎在思索。我当时又在思索什么呢？身边的毛泽东座像，还有墙头上贴满了领袖的画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跟着毛主席，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但严酷的现实总在捉弄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愚忠年代里，“是”与“非”、“对”与“错”、“罪”与“过”，总是在翻胃般地搅动得人难受。我明白太阳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但一棵小树仍然会向着太阳生长。更明白中国古圣人说过的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当代教育也说过这样的话：“撒什么种籽开什么花”。一粒小小的不良歪脖子树种，籽不红，根不正，能变成祖国的花朵吗？中国政治的动乱和荒唐，正在培育不良少年，不良少年是特权社会的产物。高层官崽的女儿可以违法打死人，依然登上天安门，并为伟大领袖带上红袖章。领袖夸奖说：“要武嘛！”官崽子女搞出再大的乱子，都会平安无事。中国之乱，乱在不良的家族遗传，黄豆永远变不成南瓜。
大乱还得大治，治谁？
多少年过去了，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我还在思索少年时解不开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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