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窗外的阳光，不知为什么，自己心中会泛起一阵忧伤。近来总有人在怀念文革，甚至认为那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年代，似乎人们在渐渐淡忘那段痛苦历史的真实记载。但也有人高呼，决不能让文革重演。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打倒“三家村”的口号声中度过的。不知为了什么，我不会忘记这段惨痛历史，也希望我们后一辈不能再犯重复的错误，不要让我们下一代再背负着这些沉重的历史包伏。
在上世纪废除高考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闲在家中临摹连环画，也时常去大街上看那些流行的漫画，最著名的那幅漫画就是《群丑图》，我会临摹这幅漫画，同时也尽力去了解这些画中人物的故事。但文革初期的漫画和大字报，火力还是集中在批判《海瑞罢官》和打倒“三家村”。
开始时，我只知道有个叫吴晗的历史学家，他写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他还“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后来，他写的《三家村札记》也遭到了批判。他被查明是“叛徒”“特务”。
我的一个好同学晓明常与我在一起闲聊和玩耍。他的父亲也与我很熟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当时他在社科院当领导。听晓明说，他家里有吴晗写的书，是他爸爸的。我说能否借给我看看？
晓明果然给我带来了几本吴晗写的书，印象较深的也就是《历史的镜子》和《灯下集》。后来才知道，他还出版过《史事与人物》、、《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书籍。另外还有《朱元璋传、《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及《读史札记》等。但这些书都没读过。
但从批判吴晗的大字报和传单上，也能了解些有关他的经历。吴晗是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7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11岁时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17岁毕业于浙江省立金华中学后，在本村湖山小学教书。 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1928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但他的数学成绩为0分。
1934年，吴晗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就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
也许吴晗也应该属于顺从的积极分子。从有关资料上，可知道他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参加过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曾组织报社严厉批判在大鸣大放活动中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储安平。作为顺从的积极分子，他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代之为别人替他思考的东西，虽然因为历史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但他自己何尝没有责任？
由于吴晗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同样做出了有失历史学家身份的行为。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回忆道：“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北京牌楼今日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吴晗呢？正因为他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他又与邓拓、廖沫沙一起，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还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后又因为这主动逢迎主旋律的作品而被打倒。
吴晗写过一篇杂文，叫做《谈骨气》。他引用了战国时代孟子的一些话，还列举了文天祥、闻一多例子，高度赞扬了民族的英雄气概。他曾说：“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但回过头来看看这位顺从的积极分子，吴晗曾经自以为掌握真理，对他人进行批判，结果世事难料，报应不爽。他被打倒后，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被捕入狱，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则在狱中自杀身亡。
当年，张春桥曾提出“围城打援”，一方面揪住《海瑞罢官》和吴晗不放，同时向史学界、文艺界，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揭盖子”，举凡在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以及对史可法、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讲过同他们不同的意见的，均一个个被“彻底扫荡”。大批作者和作品横遭祸殃。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该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张春桥知道后大骂：“象李培南、姚耐这样的老共产党员，都在背后向党放冷枪，这笔账，以后要算的”。从此遭到残酷迫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因为在“清官”问题上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就抓住他不放。姚文元化名“劲松”、“伍丁”写文章诬陷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逼得他含恨而死。
1959年8月上演的京剧《海瑞罢官》，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的建议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同两年后上演的《海瑞罢官》毫不相关，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说什么两剧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陶雄、许思言、蒋星煜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株连到周扬。周信芳遭到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讨论《海瑞罢官》时杜任之说：“观众对‘平冤狱、除霸’一场拍手称快，对海瑞被罢官感到可惜。这都说明这个剧的编写和演出是成功的”。“姚文元说‘平冤狱、退田’是鼓动1961年的‘包产到户’与‘翻案风’，真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吴晗同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怎么能定出1961年的某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和‘要求平反’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杜任之立即遭到批判、围攻，后来被关进监狱，坐牢6年半。
张习孔以“羽的”为笔名写文章反驳姚文元，揭穿他“有意识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企图用政治问题的帽子，在精神上缎带对方以一种压力，从而达到自己先胜一筹的目的”。他因此而被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达十余年。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就给范瑾打电话。范瑾回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那时彭真不在北京。
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
邓拓应该是属于效忠型的积极分子。
邓拓是福建福州人，是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邓拓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岁时就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邓拓在民国21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民国26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在报社四年多时间里，负责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第一部《毛选》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在主持了编选和出版《毛选》工作时，并写了《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邓拓平时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毛泽东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等。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泽东诗词，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毛泽东手书《琵琶行》，这是邓拓最喜爱的毛泽东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尽管邓拓一生都对毛泽东显示出其的忠心，但他却没有会想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
1961年，《前线》刊物曾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及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的《燕山夜话》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巨浪。
邓拓更没想到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到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那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渐渐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也知道，自己面对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
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1966年起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
《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
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姚文元首先发难，是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所谓“破门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姚文元抓住“破门而出”一语大做文章，并叫嚣说：“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口诛笔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
其一：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其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
廖沫沙乐观豁达至此，真乃幽默大师也。其幽默，决非让人一笑而止。我们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从未冷却的心。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他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
请看他的“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
请再欣赏他在交代时“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勇敢正面地面对无情的真理；理性看待问题，对任何事都应有十分理性而科学的分析判断。思想、观念要进步，不能重复往返。任何事都要往前看。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人们才会有发展的机会。悲剧才不会再一次在我们的下一代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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