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棣、樟锷、洁明、阿福相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对学友们说：“转眼间，我们都退休了，也许人生也最多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存时间了。看透了这社会的世态炎凉，唯有三种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同学、战友和插兄们，因为只有这三种人是不以经济基础，相识、相知、相互保存了真诚的友谊。”
我让中学里的老同学们参观了我的屋顶花园，我对他们说：我利用屋顶空间，打造了这个空中花园，也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最高境界。空中花园天天都在变化，夏天时花儿烂漫，秋天时果蔬满园，冬天时绿色依然。春天到了，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光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分享。在走近大自然的怀抱时，我突然明白：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地对话，与云雨齐舞，与万物共存。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明媚。我的屋顶空中花园，又新建了一些微型景观，那些废弃的塑料盒、竹筷、梳子、牙签、电子无件、文具盒、洗浴液空瓶、果盒框，以及旧木块、塑料小玩具等，都成了微型景观的建筑材料。
我指着一个用树杈做成的拉胡琴木头人说：“如果，人活着全都象这木头人，也就少了许多烦恼，也不用再怨恨受骗的感觉。”说心里话，这一生走来，总觉得是在欺骗中长大的。
学友们还象以前一样地待我：“你在学校里就是个头，今天，我们仍然听你的。”
我只有苦笑了，确实我在念初中时就是学校里的学生头，可以说也曾“权倾校园”。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1966年5月31日 陈伯达代表中央亲临《人民日报》社，宣布撤销吴冷西的社长职务。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那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就这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刘少奇还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6月3日 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在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很快，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风起云涌。
我没有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但经常上街头去看红卫兵扫四旧、贴大字报和批斗牛鬼蛇神。
这时，有个同学到我家来，记得应该是同班同学雨星，他父亲是个老工人，属于红五类子弟。他希望我出面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你在同学中有威望，而且有点子，有才华，只有你才能组织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摇头拒绝了：“我出身不好，一个黑六类子弟能做什么？”
我从小就懂得了出身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是道坎，翻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非常地明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去打洞。即使解放了，解放的是谁？打倒的又是谁？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黑六类子女只能替父辈去赎罪。
同学雨星扫兴地走了。
我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不平等？我们还是孩子，一个孩子为什么要替父辈去赎罪？我们难道就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
在我的同学中，我的好友几乎都是黑六类子弟，有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也有资本家的孩子，因为是社会逼着我们臭味相投。我们愤怒，又无处发泄；我们无奈，却又心不甘。
当我们这些黑六类子弟聚集在一起时，也有学友鼓动我起兵，成立红卫兵组织，甚至有人提出“一色黑”，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自由。
我仍然独来独往。我不希望重蹈父亲的老路，参军、打仗，为了新中国，他得到了什么？在辽沈战役流过血的兵，解放后调回到自己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当上了一名处级干部，可谓风光了，居住的是别墅，家中还有保姆。可是一场大鸣大放运动，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他做到了，却也上当了，被划上了右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政治是个怪物，我不想涉足政治，但又特别关心政治、学习政治，我是要找出父亲失败的原因。
同学洁明来找我了。他生活得很苦，父亲早就被镇压了，他母亲独自养活他和一个姐姐。他有很多难言之苦，胆子也很小。他胆怯地对我说：“学校停课了，我每天不知道怎么过。听说现在可以串联，我很想去外地看看，你愿意吗？”
我同意了。大串联不用化钱，到处都有接待站。
“我不想跑了太远，也许可以去上海附近转转。”我说。
我们选择了南京。我和洁明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我们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我们也去了紫金山和中山陵，还去雨花台和玄武湖。
那时，全国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红卫兵。相互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出身？”
我遇到这种事就会抬头挺胸：“革干子弟！我父亲打过国民党！”
红卫兵其实都是孩子，没谁能识别出什么是谎言。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受骗的经历。我一路骗下来，也算平安，也第一次感受到：革干子弟，这是不平等生活中最受宠的高贵人上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不如不吃苦中苦，学会人骗人。
原本坐火车从南京直接回上海的。没想到，火车广播：停止大串联。所有火车旅客都要买票了。
洁明慌了，我们口袋里可没钱。那时住宿、用餐也不用自己掏钱，但要报上出身和填写所在学校校名、班级等。洁明不敢说谎，这一切全由我来办理，我也从不写真实校名、姓名，一个人不学会，休想在社会上混下去。我还对洁明说：“诸葛亮玩的空城计就是一个骗术，可是有谁说他是骗子？成功了，就叫智谋。我们要靠智谋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我决定从苏州下车，避免在上海火车站遇到查票的麻烦事。
洁明当然听我的。可是一下苏州站，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出口处有人查票了。
洁明又急又怕。我环视四周，对他说：“你大胆地往出口处走，然后就跑到人群中去，在那面红旗下等我，不要回头。省下的事全由我解决。”
洁明很恐慌，但不得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当洁明经过出口处时，查票的人叫了起来：“停下，火车票！”
洁明惊吓，刚要停下，我就对查票者大叫：“票在我这里！”
洁明就象越狱一样，赶紧逃走了。
我镇定地站在查票人面前。查票的人板着脸盯着我，又叫了起来：“你们的票呢？”不
我将右手放到了上衣的左口袋上解扣子：“急什么？我不正在取票子吗？”
这时后面的旅客涌了上来，我立即闪到一个找着大麻袋的高个子身后，一猫腰就窜了出去。当那个查票人对我大吼起来时，我早就跑到那面红旗下与洁明会面了，然后一路小跑，就去了虎丘游玩了。
洁明很奇怪：“你掏口袋真有车票？”
我得意地笑了：“那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得抓个机会才能脱身哇，他是不会追我们的，后面的人都涌上来了。”
我一路上说笑在：“我们去虎丘看看那个试剑石，那可是吴王夫差留下的。”我对洁明讲起了有关越王勾踐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早就在连环画里读过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家中墙头至今还挂着我的手书：“卧薪尝胆”。办公室里也挂着自己的手书条幅：“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对洁明说：“我们都是苦命人，我却不相信命，我们要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离开苏州后，我与他一起步行回上海，因为我想尝试一下步行串联的滋味。
我们中途在昆山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我发高烧了。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晚上。难熬的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乱成一团的红卫兵们全都挤睡在地铺上，有人不断地撸鼻涕，撸下的鼻涕，他妈的就随手撒到枕头后墙头上！
当我串联回家后，我妹妹随着她的同学，也串联去了。她才15岁，一个小女孩跑得比我更远，她去了北京，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她踮着脚看到了伟大的领袖，可惜领袖是看不到她这个小孩子的。后来，她又去了武汉、成都、贵阳、桂林、长沙、南京和杭州，也算够牛的。
同学雨星又来我家找我了，坚持要我组织属于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犹豫了，因为他告诉我，学校里已经成立了很多红卫兵组织，班主席也组织了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我对班主席从来就是个看不起，他出身医生，也不是红五类，他能组织红卫兵，我为什么就不能？更令我气愤的是，江校长也被红卫兵批斗了！
江校长是老八路，参加过孟良崮战役，他有什么罪？更让我揪心的是，江校长对我最好，是他让美术老师专门对我进行特殊的美术教育。我正是在美术老师的帮助下才去报考美术专科学校的，如果不是爆发了文革，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已经有了入学通知书。
我必须行动了，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场动乱。为了保护江校长，也为了让自己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同意了同学雨星的建议。
我很快就集合了八个出身不同的同学。从那时起，我压根就没考虑过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事，也压根不相信那些政治口号。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有“平等”二个字。
我不同意用什么“红卫兵”的名义取名自己的组织。我将自己的组织称为“火种兵团”，鲁迅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只要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我就是一块石头，我的组织就是一堆石头，我和我们要用石头去砸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我就象原始人一样，可以用最原始的手段去维护和争取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我将“火种兵团”分成了两个部分，红五类子弟可以公开活动，并打头阵，黑六类子弟不宜太抛头露面，主要去收集各种传单，听辩论，刷标语。
任何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宣言，我们没有。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一是组织和发动全体学生，二是紧紧依靠可依赖的老师，三是不准未经我们“火种兵团”批准批斗校长和支部书记，四是不准外校及外地红卫兵组织在我们的学校活动。
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我做到了。因为我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
在“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下，我们的组织很快就发展壮大了。我们的组织不分红五类、黑六类子弟，只要认可我们的口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
当老同学重新聚集在一起，说起这些往事时，我确实很得意。当时，学校六六届有13个班级，有11个半的班级都控制在我们的组织中，六七届的学生组织是不敢与我们对抗的。学校里没有外来组织，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武斗事件。更令我自豪地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校长，都得到了我们的保护，也成为我最好的师友。我和校领导在文革中的合影照证明了这一点。学校里还有一大批教师也成了我的朋友。复课闹革命时，我是前线指挥部代表，是我代表校方在广播中宣读了中央通知。学校成立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时，我代表学生是唯一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如果有私心的话，凡是跟着我闹革命而造反过的同学，统统进了工矿企业工作。其实，那也是论功行赏吧。我得到的最大荣誉是被选举为区革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至今还保留了代表证。
令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是，我那时还是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男孩，我才17岁。
如今，我早已放弃了处长的官位，下海后又退休了。最多的时间是撰写文章、拍照摄像，还有就是在高楼屋顶上打造了一个空中花园，不求奢华与荣耀，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能让快乐生长，让希望展枝，让梦想成真。原来，我的人生最高境界就在高楼的屋顶上，用脑、动手，就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
政治，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向政治迈出了第一步。趁着领会自己对政治的认知之余，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作一番灰谐调侃，以博余生一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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