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桃园花开的时候，当我每次走过田野，看到那些盛开的桃花，总会不自不觉地想起那段关于“桃园经验”的历史，那是上世纪60年代给我留下的难忘记忆。
从已经解密的一些资料看，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那就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然后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再后便是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大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当时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
当时“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先例。
对此，中共中央随即批示进行了肯定，“桃园经验”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从此“桃园经验”就成了一个谜，就象这盛开的桃花，花艳却又命不长。
从1964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她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王光美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
从那以后，刘少奇的注意力也从国际斗争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刘少奇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王光美在会上介绍了“桃园经验”。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又讲了一次“桃园经验”，这次比在北京讲得更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王光美在山东又讲了一次“桃园经验”。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
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但工作队下去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桃园经验”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省委有人向刘少奇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王光美的报告。这样，刘少奇就让王光美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人帮忙，将她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离开山东后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泽东让刘少奇回北京开会。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回京途经郑州时停了一下。在河南，王光美又讲了一次“桃园经验”。
刘少奇回北京后，中央并没有开会。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大热天你们坐火车一站站跑干吗？不如坐飞机，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在北京待了几天，8月5日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在广州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11日到，20日离开。离开广东以后又去了广西、云南。这接连两次南下，刘少奇主要是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阅当地这方面的会议简报、材料，并且在一些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四清”、“五反”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
刘少奇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修改《后十条》。8月16日，少奇同志让田家英把《后十条》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核。这时各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正在北京开会。田家英将修改稿拿到北京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
在这之前，周恩来看到了王光美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刘少奇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刘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但他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王光美再认真修改一下。王光美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了刘少奇，他拿去也改了一遍。
8月19日，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刘少奇将这套材料报送毛泽东审批。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
那么真正的“桃园经验”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解密的资料作了最好的诠释：
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的，也由于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较为严重，四清运动采取了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运动的领导，不是由原单位、原地区的领导人负责的，而是由上而下派遣工作团(队)全权负责；在工作方式上，则采取了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再进行清查和“夺权”斗争。运动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四清运动不仅在方式上“左”的色彩很浓，在内容上，也完全受已经形成的“左”的理论的支配，将阶级斗争突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强调：“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的实际内容上，则把展开阶级斗争和“夺权”作为中心内容。
作为全国“夺权”典型的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所谓“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冤假错案，即产生于以上背景中的社教运动。
1963年夏天,河北省委已经在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同年冬，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这个工作队就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的。
王光美带领的工作队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联，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
王光美带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在该地订的初步计划是3个月，可是进村后“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5个月。
进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队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有”。“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200块钱的问题”。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给工作队介绍情况：“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200块钱，到现在只退了100元，那100元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
工作队决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首先发动群众，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时就到了370多人。群众开始有顾虑，工作队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但群众还是有顾虑，工作队就先组织少数“根子”(积极分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根据群众要求，又搞了意见箱。
经过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开始感到有了压力，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干部有几类：一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二是出身也还好，就是不敢讲，受人控制如袁秀英、卢彦来。三是对工作队表面嘻嘻哈哈，实际上抵触很大，如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
于是工作队认为“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工作队开始“选根子”，支部提了26个“根子”，工作队只选用了14个，又自行发展了11个。经过半个多月，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工作队宣布“四清”正式开始。
工作队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让基层干部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
“四清”开始时工作队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而后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也互相“搓澡”。但工作队觉得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混淆是非”。
经过3次放“包袱”高潮，本来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吴臣被无限上纲：“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由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打着共产党员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
可笑的是，一直到王光美带领工作队撤出，承认“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即使是这样，依然咬定“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
这样的冤假错案却形成了转发全国的“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
历史开了个玩笑。在桃花盛开的1967年4月23日，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光美。同时，会上为原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平反，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5月6日，《解放军报》点名原桃园大队大队长关景东为“党内走资派”。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8年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经历年复查，改变了原处分决定，还为4924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为6339名地、富子女改变了本人成分，改变地富出身的7810名，解放了一大批受株连的家属和亲友。
“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将 “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1963年2月25日就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他恐怕还是第一个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吓人高度的中共的领导人。
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事实证明，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
刘少奇发明的整人方式，结果是整到了他自己的头上。愤怒的民众，对他理所当然地挥动起拳击头了。
这就是我中学时代留下的记忆，至今难忘，却多了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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