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海运贸易中的朝贡关系蜕变
大约在一个世纪内，高丽统治者曾接受他们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派出使节先是前往五代时的各朝廷，然后前往宋朝，直到1020年为止。当然，辽国的存在使关系复杂化了，共同对抗辽国似乎是此时期宋丽关系得以加强的一个因素。不过，1005年辽国成功和宋朝达成了对前者有利的澶渊之盟，随后契丹入侵朝鲜。在1020年通过和约使高丽成为辽国的进贡国。
宋丽之间 尽管缺少了朝贡关系，但在北宋和南宋时期，宋丽贸易还是十分繁荣。这段时期也是高丽和日本贸易的高峰期，两者有频繁的使节来往。
日本从836年起，曾经跟唐朝维持活跃朝贡关系的平安朝廷，中断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达两世纪之久。这期间日本跟位于长江河谷的吴越王国还有少许官方往来，但直到1070年代才派遣第一个使节前往宋朝，同时间，日本也开始向高丽派遣使节。
两宋时期，海运贸易对东南亚的影响更加显著和强烈。宋朝的重商政策导致贸易额猛增，虽然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时候，宋朝对南海贸易加以限制，但是总的来说，大越和宋朝之间的非朝贡贸易额超过了记载更详细的朝贡贸易额。
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
宋元时期，中国.发展大规模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南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和大量的廉价手工业产品，这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中国商品，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使中国帆船能进行远洋航行，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掌握中国商品和中国商船的中国商人，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角。
宋元时期朝廷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达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据《尚节大传•洪范》记载，大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打败商纣之后，释放了商的重臣箕子胥余，“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这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朝鲜起源，说明从朝鲜起源之初，就是由中央政权分封的。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将长城一直筑到现在朝鲜半岛的北部。
汉朝初年，无力量控制朝鲜半岛北部，此时卫满灭箕子朝鱼羊而自代才，便使用怀柔政策，与卫满达成协议，卫满为汉朝“外臣”，助汉朝守护边界。但随着卫满朝鲜势力渐大，它试图阻止朝鲜半岛南部的辰国和真番来朝贡，终于导致了战争。公元前109年到前108年，卫满朝鲜灭亡。汉朝在此地设立四郡：乐浪、玄菟、真番和临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四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地陷入分裂，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有所减少。
到了隋朝，中朝交往逐渐增多。据《三国史记》记载，在隋朝短短36年间，百济人隋朝贡物10次，入陈2次，新罗入隋朝贡6次，而隋朝使者到新罗、百济各两次。
唐朝的强盛使得周边许多国家来朝。朝鲜也在此时期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从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灭亡的289年间，新罗朝贡、献方物等有126次，唐朝使臣赴朝鲜有34次。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均处于战乱状态，但却没有间断半岛与大陆的经济交往，其间交往的手段都是以朝贡与回赐方式进行物品交换。
两宋时期，宋朝与高丽的往来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时期。依据历史上“薄来厚往的原则，宋朝的回赐总是大于朝贡物品的价值。因此，这种做法引起了官员的反对。苏轼就曾经多次上书反对这种贸易，认为“朝廷无丝毫利益，而夷虏获不资之利”，“若朝廷待之稍重”，会使高丽“贪念复起，朝贡纷钱，必然无穷之患”。为此，宋朝1079年一律以“万”为准进行回赐。这种方式使得宋朝和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丧失了政治约束色彩，变为披着朝贡为关系的外衣，而实际上只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活动。南宋时期，杭州为首都，高丽与金国接壤，南宋因而对高丽疑虑重重，1146年，高丽使臣来朝，但南宋“惧其为间”而不敢接待，至此，高丽使贡“使命遂绝”。
元与高丽在朝贡关系上，与辽金一样，多是采取强制措施，甚至是索贡、逼贡。元朝是中国历代王朝唯一一个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直接统治的王朝。高丽对元朝负有纳贡、助军、输粮、置驿等义务。
明清两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朝贡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被称为“典型的朝贡关系。
拉动宋代经济振兴的汉藏茶马贸易
宋朝真正形成“积贫积弱"”之势，应始于太宗末年。太祖皇帝留给太宗的江山是处于国力逐渐上升的阶段，但经历过太宗统治的22年后，太宗传给真宗时的国家就显得有些苍白，不是那么有朝气了。
首先，在对外战争中，.收复了苏杭地区，攻灭了北汉，完成了统一。但在对辽和党项的战争中，却都是以失败或者无功而返告终。两次大规模的灭辽战争失利，对宋朝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使宋朝内部产生厌战和恐辽情绪，可以说两次北伐的失利，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统治者想通过灭辽，从而建立一个大一统皇朝的想法。宋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特别是在心理上，以往对辽的优势从此丧失。,宋人大都是谈辽色变，避免谈及战争问题。太宗本人更是在高粱河之战中，臀部被射中两箭，以后岁岁必发，以至于最后丧命于此。这对太宗个人和宋朝都是耻辱。.对党项的政策失误，也为后来西夏的兴起提供了优越条件，太宗并没有坚决的追击李继迁，为后代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宋朝之衰始于太宗，以前的以宋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已被打乱，北方的女真、高丽等民族，还有番国陆续投向了契丹，使历代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大宋，被分割成宋、辽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之战。大宋与辽对称南北朝，也就是承认了辽的大国地位。
在大宋时期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意义十分不寻常。起义军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同时这次起义又是发生在大宋建国的初级阶段，也是在大宋比较稳定强盛的阶段，阶级矛盾的恶化，动摇了大宋对两川的统治。
综观太宗22年的统治，太宗收苏杭，灭北汉，定泉州，完成了国家统一，这是不可磨灭的，也是宋朝在军事上达到的最高点，大宋王朝达到了极盛的时期。国家强大了，“天下”则以大宋为“中心”，当时周边各邦各国无不向往宋朝，纷纷与大宋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后来，太宗时期正式确立了文人的统治地位，以文官代武官统治地方已成规，使大宋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武官地位低下，军事制度落后，无人关心武学，使北宋一代的良将失缺，北伐失败后更是形势急转直下，宋在军事上的疲软，只有尽最大努力去节制契丹，以防御为主了。
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宋朝已无法控制任何一个中亚和东北亚盛产马匹的地区，几乎所有的战马都被迫仰赖进口。如何在困境中摆脱危机，寻找到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呢？
当时的茶马贸易，每年涉及四五百万斤(2600到3000吨)茶叶出口和大约一万匹战马的购买。这种贸易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四川，以及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已成为宋朝更中意的贸易伙伴，因为自830年吐蕃各部分裂以来，政治上的分立导致他们比西夏和辽国对宋朝更不具威胁。当然，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对中亚的影响范围，其实远远超越了吐蕃的边境。
从唐代开始，藏族饮茶渐成习俗，并成为饮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的茶文化中，除了饮食习俗的文化内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汉藏贸易文化。
汉藏“茶马互市”文化在唐代初兴时，被称之为“茶马互市”，即指以汉区的茶叶与藏区的马进行互换的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茶叶产自祖国内地，输入藏区的最初时间，据史料记载就是兴于唐代。当时的互市之所，主要设在西北地区，在互市过程中还未形成一种专门制度。
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
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也得到了发展；“茶马贸易是从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历史上，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济路和政治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这条古道上，藏族土司头人，高僧大德，汉族、满族、蒙古官兵，汉藏商贾，汉藏苦力背夫、驮脚常年往来其间。
康定、泸定作为汉、藏民旅交汇的地带，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康定这一汉藏贸易的中心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宋神宗时期，采纳了王韶的建议，榷禁川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置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运茶叶专卖的榷茶制。至使四川的茶马互市在宋代得以兴盛起来。
当时的互市地点，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今汉源)和雅州(今雅安)。直至元代时，中央政府对汉藏茶马互市管理松驰，前期由政府统购茶叶销往藏羌地区，后来政府又停止经营，汉藏之间则任其民间自由互市了。
不可否认，在宋朝失去了对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后，在拓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又加大了汉藏茶马贸易，不仅在经济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而且也为民族统一的交流，书写了历史上重要的华丽一笔。
唐宋时期中国贡茶的源起与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
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一是由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二是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的区域，专业制作贡茶。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当时的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时，曾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则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
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
当时，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
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
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宋代时期，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两宋时期的中国酒政管理
要说酒文化的源头，可以说自从酒类诞生那天起就开始了。传说大禹曾命令他的属下仪狄造酒。仪狄酿出了酒后，便送给大禹品尝。但从此以后，大禹也就疏远了仪狄。别人问他为什么，大禹说：“今后，肯定要有人为此物而亡国。”可见对于酒文化的研究重点——酒害和酒祸，自从那时起就有人预见了。
史书和出土文物表明，自中国有历史以来，祭祀、会盟、各种庆典用酒都形成了固定程式的礼仪，使用酒器、酒具也逐渐系统、规范起来。酒器、酒具上的图案、花纹、篆刻也与时俱进地形成特色。中国古代非常崇尚礼仪，而酒被称为“百礼之首”，可见酒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此后从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形成了酒风、酒德，且孔子、孟子都有过论述。晋人刘伶曾写过《酒德颂》。后来出现的有关酒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戏曲、音乐简直浩浩瀚瀚数不清楚。据统计，《诗经》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作品与酒有关；全唐诗大约五分之一与酒有关；我国著名诗人、文人、书法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贺之章、苏轼、陶渊明等的作品中与酒有关的内容都占很大比例。
我国酒文化渊远流长，但说到“酒文化”，离不了谈及芬芳醇厚、色香味俱隹的中国黄酒。关于中国黄酒的传说，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就颇负盛名。
绍兴黄酒之所以成为中国黄酒中的隹酿，与所用的水关系很大。名酒出处，必有良泉。酿制绍兴黄酒的水一向取于水质特好的鉴湖。鉴湖水来自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会稽山区，经过砂岩土一层层的过滤净化，注入湖中，澄清一碧。据化验，湖水含有微量矿物质，恰好有利于某些微生物的生长，因此用以酿酒，极为适宜，加上广大制酒师傅的卓越技艺和辛勤劳动，使绍兴黄酒色香味出众。
中国黄酒营养丰富，据科学测定含有二十一种氨基酸，其中包括人体必需的但不能自身合成的八种氨基酸。黄酒还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质酒种。宋朝的黄酒酿造，不但有丰富的实践，而且有系统的理论。我国现代的黄酒酿造，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朝的理论和传统。
在我国古代酿酒著作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酿酒著作是北宋末期成书的《北山酒经》。《北山酒经》共分三卷，上卷为“经”，总结了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对全书酿酒、制曲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中卷论述制曲技术，收集了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和制法。下卷论述酿酒技术。《北山酒经》对我国黄酒酿造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山酒经》的作者，是北宋时期浙江吴兴人朱肱。该书的成书年代没有准确记载。在朱肱之后，李保曾经作《续北山酒经》。李保在《续北山酒经》中写道：朱肱先生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而老焉。《续北山酒经》写于1117年，所以《北山酒经》当在此之前。北山即杭州西湖旁的北山，说明此书的材料取自于当时浙江杭州一带。由于当时朝廷对酿酒极为重视，浙江一带正是我国黄酒酿造的主要产地，酿酒作坊比比皆是。兴旺发达的酿酒业，使《北山酒经》成为当时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至今浙江一带也是我国黄酒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地区，与宋朝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其实，酒的原料是粮食，因而在酒的背后，还可窥见到历史上农业生产的丰歉状况、天灾人祸的程度以及历朝历代经济形势的动荡。酒在历朝历代的官家手中，既是政治赏罚的重要物质手段，又是大宗税赋的经济收入对象。历史上的禁酒与开禁，又与当时年景的好坏、政治的得失、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根据《宋会要稿食货志》关于东京曲院一段时间平均年产200多万斤曲的记载，以及苏轼《酒经-酿酒法》介绍的配曲量，经测算：仅北宋东京每年酿酒就达8000万斤，该城人口高峰期为150万，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商品酒多达50余斤。
因为酒的税率高，随着商品酒的大量生产，国库收入猛增。如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酒税收入为1164万贯，约占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尽管宋代始终处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但北宋初期，励精图治，政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南宋政权也有一段稳定期，经济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宋朝的酿酒工业，是在唐朝普及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汴京和临安等大都市空前的繁荣起来，人们对酒的消费，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粮食的丰足，酿酒业技术的成熟，使酒类品种增多，酒的质量提高，酒业的生产范围扩大。宋代的酿酒业，上至宫廷，下至村寨，酿酒作坊，星罗棋布。分布之广，数量之众，都是空前的。
北宋初年实行禁酒的政策，不许私人酿酒。私自制曲5斤即应判处死刑。以后放宽到私自制曲15斤判极刑。随着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对酒的政策越来越放宽。
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酒税都是政府重要的财源。为了收到足够的酒税，宋朝时对酒的生产和销售管理还是很严格的。
北宋的酒政主要有三种形式：酒的专卖、曲的专卖和税酒。即对不同的地方，分别实行三种不同的政策：三京地区实行酒曲专卖；州城内则实行酒的专卖；县以下的地方或实行纳税，或实行酒的专卖。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考虑到地方的特点，有利于国家获取更大的酒利。
酒的专卖，其做法是酒坊归官府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费用、生产原料由官府解决，酒户从官府租来酒坊组织生产，酿成的酒由官府包销。酒价自然由官府定。当时的开封，有两种类型的酒店负责推销官酒。一种叫正店，一种叫脚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还有酒楼，是官府开办的饮酒吃饭的地方。酒库是官府酒的批发场所，还有被称为“拍户”、“泊户”的零售店。
酒曲是酿造黄酒必须的糖化剂和发酵酒母。酒曲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存放，所以实行酒曲专卖，官府也能有效地控制酒的税收。酒曲的专卖主要在三京（开封、洛阳、商丘）。榷曲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官定曲价、划定范围、限额发销等。
北宋时期，官府对酿酒的管理，对酒税的控制，工作很细，在某些方面比现在管得都严。
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他实行投降妥协政策，害怕英勇抗金的群众和将领，节节败退，最后迁都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军费的筹措是头等大事。南宋政权一开始，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经费紧张，酒税是重要的财政来源。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
南宋的酒政是多样化的，酒的专卖仍是城市的主要形式。
为了有效地控制酒税，官府采取从用米酿酒开始计征酒税。民众自带米到官府酿酒，但必须交纳酿造费，另外还需要缴纳头子钱（附加税）。这种方法，官府无须采购原料，也不必承担酒的销售，只需要出面管理一下，就坐收酒利。酿造场在官府规定的场所，便于集中管理，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官府按所用之米计收酒税，也预防了逃税。
南宋也实行酒类专卖的政策，集中体现在酒库的设立及运营。酒库，是官府控制下酿造酒和批发酒的市场，是官府酒课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谁掌握了酒库，谁就掌握了酒的丰厚利润。在南宋，对酒库管理权的争夺便成为焦点。
南宋酒库名目繁多，隶属关系复杂。有归属中央政权的酒库，有军队的酒库，还有地方上的酒库。
军队所属的酒库，是为军队筹资而设立的，所以就有“瞻军库”“犒军库”“缴赏库”等名称。当南宋政权基本稳定下来以后，政府机构逐渐把归属军队的酒库，收归为政府所属。
宋朝为了促进酒的销售，曾经组织所属酒库，进行声势浩大的酒类评比和宣传促销活动。这种活动类似近几年召开的糖酒大会。
南宋的酒价与北宋相比，有几个特点：涨价频繁、涨幅大，各地自主定价。南宋的酒价比北宋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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