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世界上发明了电影后，电影就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其实，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电影人，却是在文革中，我常去中学支部书记叶希的家，他的丈夫杨进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那年，我才16岁。
在1966年的那个疯狂日子里，我阴差阳错地被同学们举荐为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我成了当时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里最大的“保皇组织”司令，控制了学校的学生运动，我不仅明令任何批斗教师要经过我的同意，还不准“擅自”批斗校领导。我保护了江先福校长、叶希党支部书记、邵鸣副书记和江先福校长、，他们都成了我最景仰和怀念的人。尤其是在后来上山下乡时的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农场连队派专人到我的母校去收集我在文革中的“造反罪证”时，校领导站出来保护了我。江校长还代表校领导特意到农场看望我，他对连队支部书记说：“这孩子除了优点，没有缺点。”略有夸大的赞扬，却让我躲过了灾难。
在我“主政”学校红卫兵组织时，没有组织过任何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反而时常去校长和支部书记家中探望他们。我不以为他们是坏人，我的叛逆性格造成了我对那个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诸多不满和反抗。
由于常去叶书记的家中，知道他的丈夫杨进也在挨批。于是，叶书记会给我讲些电影知识，还有那些电影人的故事。出于求知和好奇，我决定到电影厂去玩一转。
文革虽然混乱，但电影厂也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地方。电影厂被造反派控制着。可我自小就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诸葛亮和智多星吴用都是我崇拜的人物，我又懂得三十六计的奥秘，于是我就带着几个同学，用所谓“外调”学校支部书记及其丈夫杨进的“红卫兵介绍信”，自由地进出上海各电影制片厂，甚至电影局了。
我们在“外调”中看到了许多生活中的电影人。在看电影人写的批斗电影人的大字报报时，说实在的，兴趣不在看那些被批的电影人有什么罪行，而是更热衷看有关他们个人的经历。其实，我也想在电影人中找到父亲的影子。
小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父亲年轻时拍摄的剧照，他出演的是《孔子》中的孔子学生子路。他留下的一封信中还谈及过一些他曾交往过的电影人。可惜的是这张剧照早就遗失了，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张剧照的真正来历。我询问过一些电影人，到底有没有《孔子》这部电影，后来查到了，出演子路的演员肯定不是父亲。难道父亲是在说谎？我的堂伯父沈朔风曾是风靡上海滩的播音演员，曾在大美、华泰、友联等电台主持过故事双飞凤、措音戏、话剧等专题节目。我在上世纪出席一个姚慕双、周柏春的演艺纪念活动时，与二老同桌用餐，席间，聊起了我堂伯父沈朔风的往事，才知他还是姚慕双、周柏春的前辈呢。那天，我与姚慕双夫妇、周柏春夫妇还合影留念，但他们都告诉我可以研究一下上海话剧史，说不定可以找到你父亲出演有关孔子的话剧线索。他们告诉我，电影的成长和话剧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我没能从上海话剧历史中找到父亲的影子，却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0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会上决定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演剧宣传活动，不少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演剧队，转战大后方。
救亡演剧队的第一队，队员袁牧之、陈波儿、崔嵬、贺绿汀、王震之、欧阳山尊等，由王震之和崔嵬率领转往延安，参加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洪深、金山、田方、王莹、欧阳红樱等参加了第二队；应云卫、郑君里、瞿白音、陈鲤庭、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吕班、赵丹等参加了第三队；魏鹤龄、陶金、赵慧深、李琳(孙维世)等参加了第四队；第五队的队长为左明，该队原为上海先锋演剧队，入陕后即至西安，左明执教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其他队员大多在延安和敌后工作。于伶、凌鹤等以暨南剧社的成员为骨干，组成了第十二队，留在上海工作，后来组成青鸟剧社。此外，从上海奔赴解放区的还有摄影师吴印咸等。
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则组成上海影人剧团，直奔四川。其中有编导沈浮和陈白尘，女演员吴茵、白杨、刘莉影，男演员谢添、施超、龚稼农、王征信、王献斋、徐莘园、汤杰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3兄弟则到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绘制抗日卡通片，后又转移到重庆，从事抗战宣传工作。
那时的上海影人还曾经3次南下香港。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救亡演剧队，转战大后方，而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人则南下香港。此外，救亡演剧队第十三队由陈铿然带领，经水路赴潮州工作，一年后，陈铿然赴香港任电影导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香港电影得以复苏，各电影公司纷纷到上海来招兵买马，于是促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下香港。其中包括著名导演朱石麟、岳枫、李萍倩、方沛霖，还有后来成为香港国语片四大红星的周璇、李丽华、白光和王丹凤，以及男演员刘琼、舒适、顾也鲁、严化、吕玉堃等。
194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适应全国解放后新形势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部署下，大部分进步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以便等待时机，取道前往解放区，这就是第三次南下香港。第三次南下的电影工作者主要有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瞿白音、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戴耘、万籁鸣、万古蟾等。他们到达香港之后，团结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
原来在建国前，上海有过经营活动的各类电影企业，其总数不少于200家。但大多数公司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公司甚至一片未拍，即已销声匿迹，能坚持生产的制片企业，也不过数十家而已。其中经营时间最长的明星影片公司自1922年创立到1937年毁于战火，历时也不过15年。因此，建国前，上海的电影企业经营者，大都只是阶段性地活动于影坛，公司歇业后也随之离开电影界，如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黎民伟、天一影片公司的邵醉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的严春堂、华剧影业公司的张惠民、大中华影业公司的蒋伯英、大中国影业公司的顾无为、慧冲影片公司的张慧冲、耐梅影片公司的杨耐梅、联华影业公司的罗明佑、集美影业公司的邵庄林、大华影业公司的吴树勋等。还有许多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工作一段时间后又离开了，如编导欧阳予倩、郑伯奇，美术电影工作者万涤寰等；演员黄君甫、张织云、黎明晖、李旦旦、夏佩珍、胡萍、徐来等先后息影。
1949年前后，正是国民党大撤退时期，台湾的情况相当混乱。电影界方面，中国大陆上的公营和党营的电影机构，先后分别迁去台湾，但尚未展开拍片工作，而当时最热闹的是发行中国影片的影片商，纷纷成立公司，大家抢购影片运台放映图利。相继前往台湾的电影从业人员则有徐欣夫、袁丛美、宗由、吴惊鸿、卢碧云、王珏、王士珍、庄国钧等。龚稼农、葛香亭、孙越、雷鸣等人则于1949年春前往台湾。此后，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再转往台湾拍戏的则有王豪、陈燕燕、吴国璋、周曼华、李丽华、龚秋霞、欧阳莎菲、白云等。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作为历史悠久的电影基地，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先后调出了400多名各类专业人员支授一些兄弟厂的建设。同时，还调出一些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满足其他有关单位的需要。五六十年代的人员流动基本上都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有组织的行动。
母校支部书记叶希的丈夫杨进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可见其在上海电影人中的领导地位是很高的。
但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上影职工调动最频繁的时期，有调往东影、北影、八一等老厂的大量各类专业人员；1951年5月，上影撤销音乐组，把整个乐队调入新影之后又把新闻片组整个建制调入新影；这期间还抽调出许多人员支援其他有关单位。
当时调往东影(1955年2月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主要有：演员剧团团长张望、副团长艾洪力，人事科长吕苏远等。
调往北影的主要有：演员王人美、秦文，摄影朱今明、钱江，美术池宁、朱德熊，剪辑朱小勤，洗印王雄，中共上影厂党委副书记史平等。
调往八一的有秘书科长张芳清、剪辑科副科长傅正义、洗印杜振昆、李曰纯等。
调往新影的有作曲组吕其明、王汉清，副导演丁峤，新闻片组组长高维进、副组长张朴、江枫毅，摄影姚新德等。
调往北京电影洗印厂的有周教大、金超、张宜谦等一批技术力量。
先后调往北京各有关单位的主要有：上影副厂长钟敬之、技术处长苏理、财务处副处长任宗德、行政干部徐史、胡启明、程振均等调往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上影工会副主席陈正鸿、摄影王敏生、行政干部曲格平等调京参加筹建电影胶片工业；上影艺委会主任、艺术处长陈白尘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夏衍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上科影副厂长许幸之调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上影演员舒绣文调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袁文殊调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副校长王力调往外交部。
调到上海各有关单位的主要有：公私合营长江影业公司公方董事顾仲彝、中共上影厂党总支书记许平调往上海市文化局；上影顾问、导演黄佐临,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杨村彬调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师陀、唐振常等，分别调往上海作家协会和文汇报；上影副厂长叶以群、王其元，分别调往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影音乐组朱践耳、曹鹏调往上海交响乐团；上科影副厂长吴仞之调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8年，文化部提出“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的口号，各省纷纷筹划建立电影制片厂。文化部要求各老电影制片厂对口协助各省建立新厂，并具体划分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福建、湖南、湖北等8省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科教片组，由上海各电影制片厂负责支援。1959年1月，上海各制片厂抽出编剧、编辑、导演、演员、摄影、美术、录音、制片人员共270人，其中主要有：编剧石方禹，导演陶金、舒适、天然、张天赐、方徨、毛羽、叶高、黄祖模、寇嘉弼,演员顾也鲁、冯喆、李纬、崔超明、束荑、黄宛苏,摄影姚士泉、李生伟、沈维康、顾温厚，录音林秉生、王仲宣等，为有关8个省办新建电影制片厂各配备一个基本上完整的摄制组(后来，各省新建的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生产纷纷下马，部分编、导、演和技术人员，又被调回上海电影系统本单位)。
1961年，全上海电影系统调出职工27人支援农业；1962年又调出职工51人支农。60年代先后调离上海电影系统的主要有：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副书记陈育辛调上海教育学院；局发行放映处处长符祖贻调广州工作；上影导演潘文展、张铮、林杨等调往北影；上影导演王为一、演员傅柏棠等调往珠影；天马厂编剧柯蓝调往湖南省作协；海燕编剧白桦调往武汉军区创作组，编辑周嘉俊、何之葭、谢炳锁分别调往文汇报、新华社上海分社和上钢三厂；《上海电影》编辑室负责人任荣魁调到《西藏日报》社；上科影厂长助理叶德光调京工作；天马导演赵明调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导演叶明等调往峨嵋电影制片厂、编剧黄宗英调往上海作协；中共海燕厂党委副书记吴伟调往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杨进，这时也调往上海铁道医学院了。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四个面向”为名，抽调原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副书记宋定中等电影系统局、厂干部23人，分两批到黑龙江省爱晖县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70年代初又以“战高温”为名，把大批创作人员和行政干部下放到本市化工、轻工、手工业等工业系统各厂去当工人。1973年后至80年代初，“四个面向”和“战高温”人员，陆续被调回本单位。
整个70年代外调的人员较少。先后调离上海电影系统的主要有：美影副厂长卢怡浩调任珠影厂副厂长；上影副导演都郁、张郁强调往北影；上影助理导演毛玉勤调往峨嵋；上影演员周康渝、张雁等，分别调往潇湘电影制片厂和北影；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戴星明调往上海市农委；党委副书记陈文调上海市保密局；副书记杨琪华调往上海市广电局；市电影局秘书黄宝心调大百科出版社；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孟波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众电影》编辑部负责人崔博泉随《大众电影》迁调北京。
进入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些青年人走出国门留学深造，又有些人员自己另外择业，开始了新的一轮人员流动。
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调离上海电影系统的主要有：上影作曲梁寒光调任广州音乐学院院长；上影副厂长石方禹调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上海市电影局办公室副主任丁小逖调任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上影导演宋崇调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成志谷、陈清泉，分别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共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助理叶志康调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助理。另外，上影演员张丰毅、吕丽萍调往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影演员潘虹调往峨嵋电影制片厂；上科影编导叶永烈调往上海科普创作协会；上影编辑郑洞天调往北影。
80年代初开始，上海电影系统还有一些青年电影人纷纷自费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留学。出国留学人员比例最大的单位是上海影协(包括《电影新作》杂志社)，在编人员不满20人，先后有7人出去。出国人数较多的有上影乐团和上影演员剧团等单位。上影乐团先后有36人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主要有：演员赵矛、陈冲、闵安琪、张瑜、陈烨、顾永菲、严晓频、张闽、卢青；导演彭小莲；木偶动作设计郭琰；编辑杨华、柯善书；演奏员费坚蓉、钱正来、王同娟、董耿明、江曼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电影系统各单位均有一些人员辞职转岗。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先有美影导演冯毓松、许联华夫妇、上影演员尤嘉、上影乐团指挥姚笛等到香港定居办公司。之后又有上影演员郭凯敏、吴海燕，编辑张启火等赴深圳、海南等地求发展。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广州、深圳、珠海、杭州、大连等地相继办起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的一批动画加工企业，长期来作为中国唯一创作生产美术片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包括导演、原画、动画等主要创作人员，先后辞职转岗流失100多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影主创人员赴各地办公司挑大梁的主要有：一级美术设计、木偶片导演曲建方辞职到大连创办阿凡提国际动画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动画设计潘积耀到深圳任太平洋动画公司副总经理；导演、动画车间主任熊南清辞职到深圳，为翡翠动画公司动画部门负责人；导演、副厂长王柏荣辞职赴珠海，任攸攸动画公司副总经理。
近百年来，在中国“触电”者成千上万，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一部部电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被告批判为毒草的影片多达400多部。与此同时，文革也无情地摧残了一个个曾在中国电影业活跃过的众多名流。
电影剧作家海默于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却在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于1967年1月26日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女影星舒绣文于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在1968年11月22 日于病中跳楼身亡；
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因为了解江青历史而备受迫害，于 1970.6.18 在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在文革中还有一大批文化演艺人、编剧、导演、文艺评论家和文化官员，因各种不明致死原因而身亡。如田汉、赵树理、邵荃麟 、侯金镜、沈知白、李嘉言、陶然、陈翔鹤、伊兵、彭柏山 、盖叫天 、周信芳、刘芝明 、蔡楚生、杨朔、孙维世、陈翔鹤、郑君里、巴人、孟超、焦菊隐、.魏金枝、肖也牧、周洁夫……
在回顾文革电影人之际，我更怀念母校支部书记叶希和她的丈夫杨进先生，是他们让我第一次走进了中国的电影历史，我也衷心地祝福他们的家人，在那个荒唐岁月里长大的孩子，至今没有忘记他们。
我已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再走进影院，但此生却也交往了很多电影人。
我和著名演员秦怡可以说是忘年交，她送给我的生日照片，我至今还珍藏着，我与她的儿子同岁。
在著名儿童作家孙毅的陪同下，我曾在动画大师万籁鸣寓所小坐，用木板隔开的板壁就正对着坐椅前，墙上贴有万老写的那张纸条：谈话不超过五分钟。我笑着说：“我们的交谈超时了。”万老急忙回说：“你们不在此限内。”
值此，我也祝愿中国电影人和电影事业能成功发展，悲惨的历史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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