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时期朝贡制度
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北有契丹活动于辽水一带，中有梁、唐、晋、汉、周五朝更迭于黄河流域，南有十国（其实是九国，一国在北方）割据于长江、珠江一带。真正是群雄突起，烽火连天。这一时期的贡品既反映了人民的某种心态，又忠诚地记录了当时的南北经济状况。
无疑，连年的征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急速更迭的封建王朝，最长的寿命也只有十五六年，而最短的只有三五年，真正是昙花一现。但是，每个王朝走马灯式地在历史上表演一番，都要耗去人民大宗的钱财，人们形容当时某些国家的朝政是：“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謏满朝，贪淫如市。”（《蜀梼杌卷之上》）人们向往和平、安乐、幸福的生活，在这贡品中也有所体现。在五代时期，不少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献嘉禾，贡瑞麦，这本身体现了人民希望安居乐业的心态。而对此，有些统治者竟置若罔闻。有趣的是：公元410年，即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其治下的宋州贡上瑞麦，其实，那年宋州正遇百年未遇之大小之灾，人民遭受着没顶之灾，根本无所谓瑞麦可言。地方贡上瑞麦，可说是对“皇上”的讥讽和谏议（“物谏”），同时也是对安乐生活的向往和祈求。可是，这位后梁太祖对民意全不体察和理会，反而责备宋州：“贡瑞麦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这种“责备”既反映梁太祖的昏庸，也可说是故作姿态，真是可悲可叹！你当“皇上”的为什么不深省一下，人民为何要在大灾之年“上瑞”呢？
历史学家把五代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分裂，看成是走向统一的前奏。这是有道理的。那些“代”和“国”活动的空间有限，有的仅占现今的一省之地。为了求得生存，除了上述某些统治者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外，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还是在奋进中求生存的。中原地区的后周废除历代传下来的“租牛之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将域内的寺院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废为居民，达三万三千多所。铜佛像也一律毁掉，改铸为钱。南方的吴越修造了很多圩田。偏据湖南一隅之地的楚国为了发展经济，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设置邸务，卖茶取利，又不收商税，招徕各方商贾。五代十国时期的奇特现象是：一方面是空前的战乱，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致使南北各地的交流大为加强了。当时地处北地的契丹，在五代十国时数十次地向中原地带的统治者贡马及其他物品，当然，中原地区也对契丹有所回贡。南方的十国，也多次向中原地带进贡，贡物则多是南方较为先进的手工艺品及其土特产。公元926年，南方的吴越国一次就向中原的后唐进贡绫万疋（匹）。公元951年，南方的南唐向中原的后周进贡了大量的紬绢、海味。同一年，南方的楚三度向后周进贡大宗乳糖、白砂糖、新大麦面、枕子茶等物。公元956年，南方的南唐向后周进贡绵綺绫罗、御衣、犀带、茶茗、牛酒等。这样你来我往的互贡，事实上为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统一全国后，宋太宗曾要求江南、两浙、荆南、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栗、麦、黍、豆，缺少这类植物种籽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宋史·食货志》）。这就用官方命令的形式推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同时，宋代手工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丝绸技术大大提高，瓷器制造进入了一个新水平，产品适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造纸业和活版印刷也大有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大大发展了。反映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纸币也出现了。当时名之为交子。这必然给宋代的贡品制度以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贡品具有极大的贡品化趋向。在以往，贡品基本上是具体的实物土特产。因此，贡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土贡”，意思是说以土产为贡。“土贡”在当时自有它的合理性。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但是，土贡也有它的弱点，或者说它的不足之处。南漕北运，颇费时日，又实为难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重大浪费，百姓也每每为进贡所苦。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贡”色彩日趋淡化，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之大势的。宋代在“土贡”淡化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以金银这种一般等价物的进贡以取代“土贡”上。我们不妨以北宋初年为例来作此分析。
961年（宋太祖建隆二年） 荆南贡黄金
李煜贡金银器
962年（宋太祖建隆三年） 李唐贡金银
963年（宋太祖建隆四年） 荆南进助宴金银
泉州贡白金
吴越进郊祀金银
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 回鹘贡金银、团玉
967年（宋太祖乾德五年） 荆南节度使贡金银
970年（宋太祖开宝三年） 桂阳贡白金
在短短的十年间，贡金银者有十数起之多，还不包括史籍末录者。这里看来有一个特点：在这些贡金银的州郡中，与国都汴京近在咫尺的一个都没有，就是说它们大都离宋都城较远的地方。这说明了，离京城近的地方，贡品比较易于运输，因此，仍然可以进贡土特产（当然也不排斥金银），而上述那些地方，有的远在东南（如吴越、泉州等），有的远在西周（如荆南），有的地处新疆（如回鹘），都在千里之外。这些地方，除了按惯例仍然贡一点有特色的土产外，也就比较多地让他们进贡金银及金银制品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新的迹象——一种趋向于进步的迹象，但从总体而言，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贡品的主要形式还是土特产。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商人阶层的勃起。进贡，在封建社会里，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商人阶层在经济上有了一定实力后。必然要求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也就有了进贡之举。过去，进贡的主体都是州郡的行政首长，或外族的头领，但一到宋代，也有部分商人跻身于进贡行列之中了。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封建统治者的青睐。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李仕衡，秦州大官僚兼大商人，一下进献栗五十万斛。又外加三十万斛餽京西，又贡丝锦、缣帛各二十万。贡品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此以个人名义进献的巨贾，在宋代还有一些。可见，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
到了北宋末年，随着高层统治层的腐败，进贡越来越成为满足统治阶级私欲的手段。著名小说《水浒传》中，讲到了“智取生辰纲”一事，这倒是实有其事的。1111年（宋徽宗政和元年），《宋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所贡物，豪夺涣取于民，至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玩），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来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拆屋墙以出。”“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小门、桥梁、凿城墙而过去。”这大概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长驱南下，宋政权难以维持下去了，徽宗才下罪己诏。由此可见，贡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象一面镜子一样，是可以照见当时的政局和社会风尚的。
在北宋时，有宋辽之对峙，在南宋时，有宋金之对峙。到了元代，又有蒙汉之间的某种矛盾和斗争。但是，从历史进程看，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始终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势。这也可以在贡品上得到引证。
在宋辽对峙时，辽与宋统治领域内的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等地有着广泛的联系，甚至互有贡品往还。在宋金对峙局面下，宋金间的战事接连不断，可是，金国统治者对宋代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甚至让臣下进贡反映中原地带文明的经书。1183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金统治者回答得十分坦率明白：“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之所在耳。”这是条十分珍贵的贡品史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宋金对峙时代的种种现象，看到争战背后融合的一面，到了元代，元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于1282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有“诸路贡儒”的记载（《元史》），就是要求各地（诸路）都进贡儒生（学者），这无疑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大措施，是很值得历史研究者加以大大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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